奠定唯我独尊的社会基础
操纵市场的人各有帮派，这里成为了大鱼吃小鱼的场所。大户这边“进”，那边“出”。大户进多了就涨，出多了就跌。聪明的人，涨时少进，稍赚一点就出。贪心的人，总想多赚，跌过了头还不舍得斩，就会被牵牢；如再加码，就越套越牢，直到破产为止。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对于虞洽卿一生的经济活动来说中并不重要。但是这个交易所却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提议下创立的，像蒋介石、陈果夫、张静江、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都在这里做过投机交易。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虞洽卿在建立和经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时，和蒋介石等未来的国民党头面人物来往密切，这为他日后的特殊社会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6年，孙中山为革命活动筹款，决定创设交易所。虞洽卿见初具规模的“股票商业公会”成不了什么气候，便和孙中山联系，准备捷足先登，在上海成立交易所。当时，刚刚和宋庆龄新婚不久的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由于虞洽卿得到了革命党人的好感，孙中山便接见了他。
孙中山知道他的来意，微微叹了口气，道：“袁世凯欺世盗名，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我准备再举义旗，南下广州护法。归国之前，友人劝我筹建交易所，我准备在上海经营一家。”
虞洽卿喜道：“交易所在欧美诸国盛行，获利甚大。上海虽有股票商业公会，然非众望所归。上海急需一家交易所，先生若肯出面，必然大有收获，革命所需经费也不用操劳了。”
“我正有此意，只是难于分心。”
“这个不难，洽卿愿意听从吩咐。”
虞洽卿回去以后，积极进行筹备。他迅速与戴传贤、赵林士、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人进行联络。他们经过详细的讨论以后，决定租下四明银行楼上的房子作为办事处，对外挂上“通纪公司”的牌子，经过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油类、粮食七种行业的调查，推朱执信起草呈文，申明设立上海交易所的各种理由。发起人署名孙文、虞洽卿、张静江、戴传贤、赵家藩、张鉴、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虞洽卿亲自出面，请北京农商部批准。
1917年1月22日，农商部正式立案。2月24日，农商部批复，但只同意证券交易，物品交易还要经江苏省长复查后，再行核办。这时，李平书等人呈请农商部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于1917年2月14日致电上海总商会，讲明创办交易所的原委。对于双方人马，农商部不愿开罪任何一方，就将责任全部推到了江苏省长身上，要求进行核查。江苏省长也不想得罪人，电令上海总商会调查孙中山、虞洽卿等人的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和李平书等人呈请的上海交易所是否重复等，就这样把责任又推到了上海总商会的头上。上海总商会也不想得罪人，建议他们自行解决。至此，上海交易所进入了筹备阶段。此时，国内时局发生巨变，北洋政府府院相争，张勋率领辫子军上演了复辟闹剧，孙中山赴粤主持国事，护法战争战势恶化，上海交易所一事被搁至一边，虞洽卿静观变化。
1918年夏，北京李景铭等人成立了北京交易所。同年冬天，日本财阀集资一千万日元，在日本政府的特许下，高举中日合资的旗帜，在上海开办了取引所股份公司，经营证券和物品交易，展露了日本人操纵上海市场的野心。经此刺激，上海商界忧愤交集，一致对外。在“日本人无孔不入，要骑到我们头上了”的口号下，上海各行业联名向农商部致电，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权力。虞洽卿本想创办交易所赚一把，却不料让日本人抢了先机，他火冒三丈地去拉位列“海上三老”之首的闻兰亭入伙。
旧上海有很多闻人，例如人称三大亨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人称“福、禄、寿”三星的闻兰亭、袁履登和林康侯。闻兰亭虽不像三大亨那样拥有深厚的政治和帮会背景，但却相当有活跃物的社会能力，在工商界中早已声名远播，自成体系，是当时的纱业巨头。
闻兰亭所控制的纱业竟智团和纱业公会是上海棉纱业的重要交易场所。日本人成立的吸引所抢走了他很多生意。虞洽卿借此展开攻势，一再邀闻兰亭入伙。闻兰亭欣然允诺，道：“值此日本侵我上海商界利益之际，吾辈同仁当精诚团结，互相勉励。上一次李平书想创建上海交易所，和你们发生了冲突，这一次自然不能撇开他。”虞洽卿道：“交易所有利可图，这一点谁都清楚。有钱大家赚，撇开李平书没有道理。我马上去找李平书，看看他的意思。”闻兰亭道：“多多益善。”在虞洽卿的努力下，李平书等人均表示“志同道合”。
虞洽卿是上海的大闻人，他的一举一动皆受人嘱目，他要创办交易所的事传开后，张静江马上找虞洽卿表示要参股。
张静江是浙江的盐商、财阀和早期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张澹如是张静江的弟弟。虞洽卿当初之所以请张澹如合办交易所，就是为了拉拢张静江。虞洽卿见张静江主动要求入股，高兴极了，哪能不同意。他不知道，当时的张静江经济拮据，擅自动用了大宗国民党基金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进行投机的。
此次与张静江同行的还有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戴季陶，四川广汉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原名良弼，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曾到日本留学，是孙中山不可获缺的得力助手，人称“报界骄子”。他此行是奉孙中山之命参与交易所的发起工作。
陈果夫，出生于浙江吴兴，是陈其美的侄子，曾经追随陈其美参加过革命，当时已小有名气。蒋介石得势后，他和弟弟陈立夫成了蒋介石的主要决策人，控制着国民党的CC派，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四大家族”。
蒋介石则是在1906年去日本时与陈其美结识的，由于两人是同乡，又志趣相投，关系密切，结为了异性兄弟。经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所以蒋介石将陈其美看成恩人，良师益友。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蒋介石成为陈其美手下沪军第五团团长。1911年至1924年期间，上海成了蒋介石的重要活动场所。对于蒋介石在上海十里洋场的这段历史，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一直讳莫如深避重就轻，甚至不惜歪曲史实真相。1916年5月，陈其美被暗杀在上海法租界的日本侨民寓所之内。蒋介石失去了靠山，经济开始拮据起来。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交往密切起来，并且参与了他们创办证券交易所的活动。
一直对陈其美有好感的虞洽卿自然是对蒋介石另眼相看。虞洽卿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时，对蒋介石的印象很深刻。1911年11月6日晚，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一职，对于这个炫耀自己的大好机会虞洽卿当然不会放过，应邀参加宴会。
虞洽卿看准机会，向陈其美表示祝贺，两人开始低声谈起来，气氛非常融洽，旁人都不敢上前打扰。这时，一名青年军官走到陈其美近前，立正敬礼道：“大哥！”
陈其美看到他很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志清，你来得正好，我为你引见一位客人。”说着，转头对虞洽卿道：“虞先生，这是我的兄弟蒋志清，以后还请多关照。”
蒋志清立正敬礼，道：“久仰！”
虞洽卿早就听人说过蒋志清。见他虽然二十几岁，却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便赞道：“志清兄弟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陈其美高兴地赞道：“此次光复杭州，志清冒险指挥敢死队，奋勇当先，确实功劳不小！”虞洽卿见陈其美赞美，自然对蒋志清也大加赞美。
陈其美笑道：“虞先生不要太过夸他，以免他心生骄傲。此次和江苏还有一场恶战，不知他是否能禁得起考验？”
“请大哥放心，志清必定会以死相拼。”
虞洽卿点头赞道：“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有陈都督在，保管手下个个都是英雄。陈都督可是治兵统将有术啊！”果不出所料，蒋志清在率军攻打南京雨花台一役再立战功。
虞洽卿从此和他交往起来。两个人经过一番交谈发现居然是同乡，关系自然更近一层。这个蒋志清即后来的蒋介石。蒋介石在上海十里洋场时期，用的便是蒋志清这个名字。
陈其美死后，风光一时的蒋介石落魄不堪，自然想起了同乡老前辈虞洽卿，他以拜访为名，索要一些“革命经费”。虞洽卿见其索要的数额不大，便慨然应允。
孙中山刚刚回到上海的时候，虞洽卿前去拜访孙中山，恰巧遇到了蒋介石。随后，蒋介石执意要送他回家。在回家的路上，蒋介石不断夸赞虞洽卿德高望重，仗义疏财。虞洽卿知道蒋介石一定是想借钱。在下车时，虞洽卿要留他吃饭，他却再三推辞。虞洽卿命人包了二十块大洋，道：“志清，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千万别苦了自己，我这二十块大洋你先拿去用。”不料，蒋介石却说道：“志清谢谢虞先生的好意。虽然我这几年日子的确不太好过，但有张静江先生不断援助，日子还勉强过得去。虞先生曾接济过我几次，志清这回万万不能收了。”
从此以后，蒋介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找虞洽卿，这反而让虞洽卿心中过意不去，曾经几次找人稍话给蒋介石，说想请他吃饭，却一直没有回音。这次，蒋介石随同张静江来访，他暗暗松了口气，心道：“这种人是不会久居人下的，这次就给他些甜头，让他做个经纪人。”张静江虽然有家财万贯，但蒋介石却成了他的累赘。张静江不想让这个伸手将军常来打扰自己，带他前来就是有意将他推给虞洽卿。蒋介石之所以有很长时间没来拜访虞洽卿，是因为当时蒋介石应孙中山之邀赴广州，在陈炯明部担任参谋。在这期间，他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有异谋，但孙中山却认为陈炯明忠于革命不至如此，并没有采纳他的进言。蒋介石进言失败后感到自己危机四伏，被迫返回上海，随张静江、戴季陶当了经纪人。
虞洽卿道：“志清，我们向农商部请示有什么好借口？”
蒋介石知道虞洽卿有意和自己说话，赶忙说道：“虞先生胸有成竹，只是考志清一下而已。在志清看来，当然以抵制日商取引所的名义为佳。”
“你说这件事有几分把握？”
“十分。”蒋介石道，“上次农商部已经批复，这次轻车熟路，事情好办多了。况且，有虞先生出面，再难的事也会迎刃而解的。”
虞洽卿哈哈笑道：“如果批不下来呢？”
蒋介石道：“不会。如果不批复，我们就在租界里先行交易，地方官厅不会来查。”
“不错！”虞洽卿道，“查封只会对日商有利，上海商界是不会同意的。”就这样，虞洽卿等人未等批复，先做起了小股买卖。
蒋介石与虞洽卿的一则小轶闻，能反映两人在交易所初创时的不同作风。那时蒋介石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天到交易所办事，恰巧茶房金龙蹲着拭铜门槛，蒋介石的去路被挡住了。蒋介石认为茶房小看他，举脚便踢，两人因此闹了起来。茶房自然打不过军旅出身的蒋介石，便到常务理事处哭诉。虽然虞洽卿认为蒋介石不应该对茶房动武，但为了顾全蒋介石的面子，下令开除金龙。虞洽卿心细如发，虽然有很多大事待办，他却没有忘记被解雇的茶房金龙，他不但命人将金龙请到家中，还以礼相待，诚恳地说：“那天的事情我知道错在蒋先生，我将你撵走，实在是事出无奈。我不能得罪蒋先生，不能让他面子上过不去！只能让你受委屈了。从明天起你就到‘三北’去当茶房吧。”金龙感激地说：“谢谢虞先生。”
虞洽卿让张静江加入以后，又将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人拉来。随后，将闻兰亭、李平书、张澹如、沈润挹、吴濯庭、顾文耀等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拉来，并拟了意见书，详细叙述了民国六年孙中山提议创办的经过，及设立交易所的必要性，以及再度组织上海交易所的原因。交易所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主要经营证券与货物，货物包括棉花、棉纱、布匹、金银、油类、粮食，并向农商部申请注册。
1919年6月29日，经农商部批准，虞洽卿等人终于正式开办了上海交易所证券部。交易所开业以后，只见市场内人山人海，交易所的营业一天好过一天。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全部批下来，交易所竞争也随之而来。虞洽卿见农商部迟迟没有批准其他物品，于是将营业范围缩减为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再次向农商部申请物品经营权。
交易所在旧中国是新创事物，所有的去见规章制度和交易方法都要借鉴学习外国的经验和方法。为了让国人了解交易所，年底，虞洽卿等人创办了所员养成所，并从日本请来两位教师教授买卖方法和会计制度等。我国第一批正式的交易所专业工作人员从这里诞生了。交易所的资金方面是由戴季陶出面与日商企业签订的。资金共为五百万元，分为十万股，每股50元。以有限公司的方式进行募集，募集不足部分按票面向日商抵借款项。双方商议由日方承担七万股，华方承担三万股。但是华方却拿不出那么多钱，众人焦急不已，虞洽卿心生一计道：“不如我们把日方的钱以存款的方式存到华商钱行钱庄，哪个钱庄愿意认购这三万股，我们就将钱存到哪里，大家觉得怎样。”苦无计策的众人无不点头称是，钱庄唯利是图，与虞洽卿一拍即合。
1920年2月1日，物品所召开创立会，由虞洽卿、李平书、赵林士、邹静斋、盛丕华、张澹如、闻兰亭等人担任理事。后来，理事会通过会议，推选虞洽卿为理事长，宣布上海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并以20万两白银购四川路爱多亚路转角处的三层楼为会址。当时的中国商业机构，很少有能具备这种规模。物品所一边筹备开业，一边四处物色各业经纪人选，从日本取引所拉来一些证券经纪人，还想将股票商业会会员拉到物品所担任证券部的经纪人，结果因该会会员反对而未果。至此到物品所开业时只有张继芳、陈果夫等39名证券部经纪人。
由于虞洽卿成立交易所时，曾经口头上邀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部会员担任作证券部的经纪人。所以“股票商业公会”的反对力量联合起来，另组华商证券交易所，并将会址选在汉口路的一所正开间的大楼里，和虞洽卿唱起了对台戏。与此同时，远在南通的中国工商巨头张謇也致电反对虞洽卿创办交易所。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交易所采取的是一区一所制，而当时的旧中国，虞洽卿在上海办了证券物品交易所，别人就不能在上海办了。张謇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大量种植棉花，他办的大生纱厂有花、有纱、有布，又岂肯被虞洽卿支配。张謇表示：交易所应采取一区一所制，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果经营物品，也要单独经营做棉花就不能做纱、布。最重要的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在张謇的提头下，农商部很难批准虞洽卿等人的申请。江苏省议会也有人开始反对交易所。议员黄申锡等人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以定期买卖为名，实际上是在买空卖空，开办不久就有上海商民自杀，不能造福于民。于是省议会电请农商部停发执照，并请省署命交易所自行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