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民间收藏实用全书:古代书画鉴赏及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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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追本索源话书画演变(2)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

他尤善章草,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

魏晋完成书体演变

晋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和唐诗、宋词、元曲相体并论,从历史上“唐诗、晋字、汉文章”就可以看出对晋代书法的评价。

北魏时期的书法,人们常常对无名氏书迹一视同仁地视为“民间书法”,那个时期的书法风气是鼓励“百花齐放”,写字作书没有正体的规约,自由自在。而品评鉴赏,大多照搬清朝论家的话语,例如把北朝人写变了形的隶书称为“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是袭用康有为的说法,轻而易举地把这一转变期延长了百年。

还有一类概述性的书史著作,将古代书论中的一些宏观性评语,如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及“碑学”之论搬来作书法史的提纲。但是,貌似“广泛综合”的宏观概述,往往不可靠,其中潜伏着似是而非的肤浅。

经由了隶书为主宰的两汉,书法至魏晋,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至此,所有书体全面问世,尤其是草书、楷书、行书的独立门户。

此时期的书体变化也最为复杂多端,几种书体大规模地交轨并行,而不是单线发展。也可以说,在书法的实用与艺术这两个主要因子中,艺术因子空前活跃。三国吴出现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悬针篆书中蕴涵隶书气韵,这不只是地域性的书风代表,更能传达书家的个性。

而魏《曹真残碑》、东晋《爨宝子碑》、《好大王碑》以及《谢鲲墓志》,奇纵方刚,隶书之形貌始蜕,启后来北碑书法体格。

曹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为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

吴皇象《急就章》、《文武帖》,晋杜预《岁终帖》,索靖《月仪章》、《出师颂》,陆机《平复帖》(目前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以及无名氏《孤不度德量力帖》等,为章草书之范本。

书法史上所谓的“二王”帖学派系,即出自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

王羲之有章草《豹奴帖》、《十七帖》、《寒切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

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

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

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轮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

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能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没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

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

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传世墨迹可以让你对“精采绝伦”四个字有深刻的体会。书圣就是书圣,他的作品美轮美奂,无雷同乏味之嫌,朴素清俊,遒劲古幽。

中国书艺在他笔下成就最高个人顶峰,其后各代大家只是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完善:或意或法、或韵或势,局部过之者不乏其人,整体而论,无出其右。

不激不厉,风神自远;一旦你刻意追求,反而得失毕现。遍观历代大家,大多于后期得力羲之而大进,鲜见早年能有心得者,可见羲之之书境非朝夕可理解。

东晋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中,最显赫的要算王氏家族了,而书法成就最卓著的也当之无愧的属于王氏一族。王氏家族书法家最多。在这个书法世家里,有父子争胜,兄弟较劲,还有夫妻比试,姻亲相学等,互相传袭,这不仅在书法史上显得极为耀眼,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特别是出现了书圣王羲之和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父子二人被世人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344—386)

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献之幼学于父,从小就显露出超人才华,才气勃发,咄咄逼人。

王献之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英俊豪迈,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可惜天妒其才,四十二岁就过早病卒。

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小楷《洛神赋》。

王献之的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

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鸭头丸帖》是王献之行草书作品。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该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王献之创“稿行之草”为其一大贡献,创草书“一笔书”为其又一大贡献。

他将张芝的章草和其父王羲之的今草又向前推进一层。草书名作《中秋帖》就是其“一笔书”的代表作,笔势连续不断,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表现出一种雄姿英发的爽爽之气,世人评价甚高,被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

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在书法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显,献则以行草为能。唐代曾有过扬羲抑献的时期,其实评品书法不能以一种书体来断定孰劣孰优。王献之能在其父的笼罩之下独树一帜,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王献之的超迈才气。

王献之兄王徽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性卓荣不羁,不修边幅,善真、草书,《宣和书谱》评价其“律以家法,在羲献间”,传世作品有《新月帖》等。

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王献之的字。王氏后代大书法家王僧虔(425—485)、王志父子尤为显著。辽宁博物馆藏有父子俩的摹本,分别是《万岁通天帖》中的第八帖《王琰帖》和第十帖《一日无申帖》。

“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草书。此外,王殉《伯远帖》,亦有“二王”法度(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

晋人墨本《法华经残卷》,楷书而存隶书气息,得行书笔意,横笔轻起,捺笔重掷,在貌似谨严中暗含灵便,此类“经生书”,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此外,楼兰出土的大批残纸,如《李柏文书》,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书法的真面貌,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南北朝名人名家名领风骚

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

南朝墓志《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等,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

北朝书法风范,同时显著于大批造像、碑刻与墓志当中,其面目之丰富,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

初期碑刻,方劲斩截,尚遗隶意,如《嵩高灵庙碑》,而龙门造像诸品,因势布局,刀笔相加,《始平公造像》为其杰作。

后来之《张猛龙》、《贾思伯》、《根法师》、《敬使君》以及造像《高归彦》、《五百人》等,更见用笔之灵变。而《石门铭》、《华岳颂》与云峰山石刻,则别有一番光景。

至若北朝诸墓志,则体态多姿,各具风韵,《张玄墓志》、《元桢墓志》、《元鉴墓志》、《元演墓志》、《元慧墓志》《高贞碑》、《李谋墓志》、《于景墓志》、《郑文公碑》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元怀墓志》等,俨然已是唐人楷书的景象。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高昌十一年《令狐天恩砖志》墨书,犹有碑书之劲健斩截,与出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皇兴二年墨迹《康那造幡发愿文》,一样,颇堪玩味的是,碑书用笔方刚斩截之妙。

南北朝书法,其承前启后作用,首推北碑,而北碑又以魏碑为代表。

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代表是《始平公造像记》。该碑文本是附属於佛龛的题记,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於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北壁。题记由孟达撰文,朱义章楷书,全部阳刻,逐字界格,在造像记中独树一帜。

记文内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怀,兼为往生者求福除灾。清乾隆年间始被黄易(1744—1801)发现,受到书坛重视,列入“龙门二十品”。

隋唐时代争奇斗争妍

隋代楷书,承传北朝墓志之精华,脱略更多的锋棱而日趋温雅,如《龙藏寺》、《董美人》、《贺若宜》、《苏孝慈》、《龙华寺》、《昭仁寺》、《孟显达》等,已开唐人楷书之先。

隋人章草书《出师颂》,今见者有写本和拓本,其用笔简率中兼得老到。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则承前启后,为真草范本。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杰”。初唐楷书范本,碑刻有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皇甫诞》,虞世南《孔子庙堂》,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孟法师》,薛稷《信行禅师》以及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等,而欧阳询行书《卜商读书帖》、《梦奠帖》、《张翰思鲈帖》等,墨本已可珍,尤可揣摩笔法。

唐代的“扬虞抑欧”之论,其标准不全在于书法艺术本身,而与帝王的评骘、家庭背景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褚遂良书风的形成,颇受当时台省书手的影响。而颜真卿书法风貌的孕育,一方面来自颜氏的家学渊源,另方面也颇受母族殷氏的孳乳。

盛唐,书家群起,风格纷呈,主要有如下大家。

李邕(生卒年不详)

其行楷书平中见奇,优游不迫,如《叶有道》、《岳麓寺》、《云麾将军》、《法华寺》等皆是。

张旭(生卒年不详)

张旭草书一出,彻底变革了“二王”草书的理路,纵横跌宕,若《肚痛贴》、《古诗四帖》皆是,遂有“颠张”、“草圣”之誉。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

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大醉后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或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

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或“颠张狂素”。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张旭还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

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

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

唐韩愈《送高阳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

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草书古诗四首》墨迹本,传为张旭狂草之作。五色笺,凡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其内容,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疑为伪托)。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

今人郭子绪去:“《古诗四帖》,可以说是张旭全部生命的结晶,是天才美和自然美的典型,民族艺术的精华,永恒美的象征。”(《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笔下的张旭,活脱脱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的神采一直为世人所倾倒。

颜真卿(709—785)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唐代杰出的书法家。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五世祖颜师古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

颜真卿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人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唆使皇帝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后为李希烈缢杀。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

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

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其楷书熔铸古今,若《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颜勤礼》、《颜氏家庙》、《告身帖》等,雄浑豪迈,一幅盛唐气象。

其行草书墨迹,有著名的“三稿”——《祭侄文稿》、《祭伯稿》、《争座位帖》,以及《刘中使》、《湖州帖》、《送刘太冲》等,以楷法为基,收放得宜,法度森严,为后世推崇。其中《祭侄稿》更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祭侄文稿》原迹藏台湾故宫博物院,25行,共230字。

此帖本是颜真卿为自己的侄子写的一篇祭文草稿,他的侄子季明为叛军安禄山所残杀。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桀之处颇多,时有涂抹。

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动,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

元代张敬晏题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

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

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