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齐后，刘伯承说：“我今天要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们的马夫、伙夫……应该取个什么名，这是我们家庭的一件大事啊。”又说：“我们的军队和旧军队不一样，旧军队靠打骂、压迫，是雇佣关系；我们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员。今后，伙夫就叫炊事员，马夫就叫饲养员，挑夫就叫运输员，还有卫兵叫警卫员，号兵叫司号员，勤务兵叫公务员，卫生兵叫卫生员，理发师傅叫理发员，兵是战斗员，官是指挥员。大家都是革命队伍的成员，还是这些称呼好。我们人民军队是礼义之师、文明之师，称呼应该文明。”
大家听着，越听越觉得有理。
这些称呼，很快由一二九师传遍八路军和所有解放区，并且一直延用到今天。
七绝赠友人
朱德
北华恢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
洋铁桶制作大提琴
陕甘宁边区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有丰富的文化生活。
冼星海是1938年底来到延安的。
他在鲁艺主持音乐系。留守兵团尽力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拨给他一个比较安静的窑洞。所谓特殊，也只是为便于夜间工作，每天多发给一支蜡烛而已。
当时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乐器很少，只有一把小提琴、两把二胡、两把板胡和几支笛子、打击乐器。冼星海建议，洋油桶可以制作大提琴。
因陋就简，大提琴制成了。后来就是在这支仅十几人的小乐队伴奏下，第一次演出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1939年到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他们把军队集结在以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西南和西北，准备进攻解放区。
他们派军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还在咸阳到榆林的公路和陇海线，设置特务机关，截留去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
1939年，他们先后在山东、湖南平江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方通讯处；侵占陕甘宁淳化等五座县城；在晋西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
1940年，进攻太行区的八路军。
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阴谋，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时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执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决自卫原则，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收复了失地。
在此期间，即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向全国人民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全部见解，彻底批判了国民党的荒谬论调，所谓“一次革命论”，妄说一切革命已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叫嚣“取消”共产党的荒谬论调。
重建新四军军部
1940年8月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动了历时三个半月，遍及华北各省的“百团大战”。
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
可是，就在此后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除一千多人突围外，多数人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严厉驳斥了蒋介石关于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揭露了蒋、日相互勾结破坏抗战的罪行，并要求严惩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同时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周恩来在重庆指示《新华日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投降阴谋。
全国人民纷纷斥责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
新四军在斗争中更有了迅速发展，由原来九万人发展到十三万人，还巩固和建立了苏中、苏北、苏南、淮北、淮南、鄂豫皖、皖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组织《新华日报》编委卖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
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写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反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可是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文扣压，禁止刊登。
当天（1月17日）晚上，国民党新闻检查所长带领军警赶到《新华日报》编辑部，要审查第二天报纸版面。周恩来立即说：“这次我们必须跟顽固派斗智抗检，寸步不让！”接着就愤然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报社就此排好了两种内容不同的版面，打了两份不同的大样：一种是特意留出地位准备刊载抗议题词；一种是专为对付检查而安排的。当检查所正在得意洋洋审查后一种报纸大样时，那周恩来亲笔题词已进排字间制成木板，拼版付印了；报纸印好后，即在包装上巧妙伪装，分发给报童送往重庆广大读者了。国民党当局看到这天报纸后，又怕又恨，派出大批打手上街围攻报童，没收报纸。
周恩来得悉后，对熊瑾玎、吴克坚、于刚等人说，“特务横行不法，破坏报纸发行工作，怎么办呢？我看，首先你们作为编委的就应该带头去街头卖报，接替我们报童的工作。”于是《新华日报》编委和编辑们自行到热闹地区去卖报，很快就卖完了报纸。
彭枫发稿
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有三宝，骑兵团、拂晓剧团和《拂晓报》。
他工作忙，但也常过问《拂晓报》。
那时师部只有师长处有台干电池收音机，由记者每日晚上去他那里抄收新闻稿供《拂晓报》用。记者抄收时，他就坐在旁边看书，共用一盏油灯；每当记录完一页后，便随手拿去，边看边改正文字上的差错。那时抄改的是重庆电台的口语广播，常因干扰或电力不足听不清，由此常发生错漏。他在看记录稿时，便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丰富知识进行推敲，尽可能把遗漏补上，还经常要看记者写好的稿子，帮助修改，直至纠正错别字和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
有次记者编稿时将“骗”简写为“驴”，有人提出批评，他明知错了，偏说这样写也可以。彭雪枫知道了，问：“小鬼，听人说你将老乡的驴揍了一顿，为啥？”他申辩：“没有这事，你听谁说的？”彭说：“不是你自己说的‘欺驴’嘛！”
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1940年后的两年，是抗日根据地非常困难的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国民党也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包围。在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犯和封锁下，解放区遭到极大的困难。从1941年到1942年，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下降到了五千万，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少到三十多万人。解放区军民缺衣、缺油，也缺少用纸。
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困难，进一步实行了政治、经济上巩固解放区的政策。
解放区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了“三三制”原则，这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并尽量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它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一个法宝。
1942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规定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在党的号召下，各解放区广泛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
张闻天杨家沟调查地主百年账
1941年夏，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翌年1月，张闻天带领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一年后才返回延安。
在米脂县杨家沟村，张闻天和刘英、马洪调查全国罕见的上百家马姓大中小地主聚集在一个村庄的情况，他们的子女，有国民党、共产党；在外做官、经商、当教授，等等。最大一家殷实的地主马维新比较开明，把他家一百年的典地买地账、地租账、商业账、高利贷账全拿出来供研究，一次就堆满半间房，还换了若干次。这些账本记得很细，从1840年起共一百年，一天不拉，甚至连买一块烧饼，买一根针都记上了。张闻天从贫雇农到大地主，无不一一调查谈话，自己参加统计；马洪打算盘，张闻天则使用计算尺。他说，从前他是学工的，这把计算尺很有用，随身带了几十年。他们把这些账本前后翻阅计算了几个月，得到了宝贵的材料。事后张闻天风趣地说，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想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账本子”啊！
经过三四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完成一份学术价值很高的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三位一体的联合剥削，而以集中土地为根本目的的、典型的中国封建剥削调查报告——《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在战争中壮大的敌后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积极建设、巩固和扩大解放区，领导解放区军民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
1941年夏秋，晋察冀边区军民痛创冈村宁次（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率领的主力十三万人；
1942年5月，冀中平原的八路军，打死敌人八千多人；
共产党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在保卫解放区的斗争中，民兵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还实行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强化了武装斗争，而整风运动，更使党在整顿中更为坚强，解放区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从而在1943年开始逐步发展、前进。
罗荣桓创导“敌进我进”战术
1942年秋，盘踞山东的日军，推行“蚕食”根据地战术，由点及线，由线及面，向根据地进犯。
在山东指挥八路军的罗荣桓，创造性地提出“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
开始，不少人深感惊讶，因为红军时代的“敌进我退”深入人心，以致机要科在看到罗荣桓给中央军委写的请示报告电稿，首次出现的“敌进我进”，竟以为是笔误，拿着原稿去找罗荣桓。
罗荣桓说：“这个字不仅没有写错，而且是对上加对。”他解释此句，“不这样就不能粉碎敌人的‘蚕食’，只有派部队打到敌人的后方，打到敌人的心脏，到敌人的后院去放火，才能迫使这些乌龟壳里的敌人回去救火，这就叫做‘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
中央军委很赞赏“翻边战术”，并加以推广。不久，日军的“蚕食”战术就被根据地军民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