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操纵，经过苦战，红军虽然冲过了敌人的四道严密的封锁线，人员却折损过半，只剩下三万余人。
他们还按既定方针，向湘西进发。
蒋介石又在通往湘西沿途处处设防，前进只能自投罗网。这时，毛泽东向中央军委提出，立即停止走湘西，而改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他的意见得到了大部分成员赞同。
红军迅速转入贵州，一举攻占黎平。接着强渡天险乌江，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他们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会议后，在行军途中，常委作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在他领导下，红军继续长征。
胡耀邦、萧华等差点被枪毙
第五次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期，国民党的一颗炸弹落到了瑞金红军驻地附近。由于炸弹没有爆炸，红军兵工厂想把弹头取下来加以研究。
为了保证安全，李德作了个硬性规定：任何人不准靠近炸弹，违者一律枪毙。
刘英、胡耀邦和萧华三个年轻人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不顾李德的禁令，悄悄地来到炸弹落下的地方，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有神奇威力的铁家伙。哪知被看守的卫兵发现了。不容分说，枪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正当他们被押着走向刑场时，在迎面的半山坡上碰见了博古。他问刘英：“这是到哪里去呀？”
刘英说：“犯了纪律，要被枪毙了。”
博古知道了原委后，笑着说：“算了算了，还是小孩子嘛，枪毙什么呀。”
见总书记发话，负责执行枪决的人也就大事化无了。
七绝遵义会议
朱德
群龙得首向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任弼时提拔炊事员当训练科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弼时在湖南大庸丁家溶召开会议，公开批判了夏曦的“左”倾机会主义和肃反扩大化。
他开始解救那些受陷害的干部。
一天，他和贺龙到红二军团看望战士，正好几百个敌兵在偷袭我们的一个制高点；敌兵逼近了，而那两个机枪手却不善于打枪，发的子弹却都从敌人的头顶上飞过去了；尔后又突然卡了壳，不响了。
情况十万火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上山送饭的炊事员，扔下挑担，跑到机枪手处，一下子就排除了故障；端起机枪打出去，敌人顿时就倒下一片。我军乘势反冲锋，又消灭了许多敌人。
任弼时和贺龙都目睹了。
战斗结束后，任弼时找到炊事员，了解情况。
炊事员说：“我叫余家海。早年在苏联学习过。打机枪、开坦克，我都会。”
任弼时说：“原来你是个行家哩，可是为什么去当炊事员呢？”
余家海说：“我也说不清。”
回到军团部，贺龙对任弼时说：“这个余家海，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工人。从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先是分配在红三军当干部，后来忽然有人说他是‘改组派分子’，被莫名其妙整了好几天，又撤职去当了炊事员，还差点掉了脑袋哩！”又说，“像这样的同志，多得很。”
任弼时听了，很气愤。他和贺龙简单商量，立即把余家海找到军部。
他当面宣布：“余家海同志，军团部决定，任命你为训练科科长。”
余家海满眼热泪，敬了一个军礼，回答：“是。”
任弼时在他走后，对贺龙说：“我的意见，凡是这样的同志，统统解放出来，根据各人特长，委以重任。”
“我完全同意。”贺龙说。
各路红军胜利会师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采取了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胁昆明。5月初，巧渡金沙江，从而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且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接着又渡过大渡河，占领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与4月离开川陕根据地、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反对北上抗日，在遭到驳斥后，他又率军南下，并下密令，妄图以武力解决。在这紧急关头，前敌总指挥参谋长叶剑英得悉张国焘的反党阴谋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党中央当即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地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过雪山、草原，翻过岷山，攻克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又翻过六盘山，到达陕西北部的吴起镇（今吴旗）。
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翌年6月，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的红军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那时，经过党中央严肃斗争，南下失败的张国焘，被迫取消他非法另立的“中央”；由于党中央再三督促，由于被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和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等组成）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坚决斗争；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抵制。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
是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红军终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任务。
长征的胜利标志着革命的转危为安。长征的结束，中国革命的新格局就形成了。
军委嘉奖夺取泸定河战士每人一套列宁装
红军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夺取泸定桥。
桥长100多米，宽3米，由13根铁索组成，异常险要。红军到达时，桥上的木板已事先被防守此桥的敌人拆除。
5月29日下午4时，夺桥战斗开始，全团的军号同时吹响，轻重武器一齐开火，22名突击队员冒着敌人火力，攀援着悬空的铁索链，冲向对岸，后续跟进的战士一面铺桥，一面前进。当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点起大火，但他们勇往直前，占领了大桥。
当天傍晚，林彪带着一军团主力赶到泸定桥，马上致电军委，报告了攻占泸定桥的消息；不久便收到军委的嘉奖令，林彪向夺桥勇士颁发了军委授予的奖旗、每人一套列宁装，并代表军团发给每人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只搪瓷碗、一只搪瓷缸，还加上一双筷子。
小红军向徐特立换鞋
长征二万五千里，徐特立和林伯渠、谢觉哉等，年纪都已在五十上下。为了照顾他们，分别发了一匹马；但他们都曾说过，上山不骑马，下山不能骑，平地不用骑。所以一路上很少骑马。他们的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拄着根棍子，走在队伍中。
其中徐特立每到驻地，还常常替马夫喂马。这年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徐特立仍去喂马。有个宣传队的小红军以为他是老马夫，说自己领到的一双鞋太大了，穿了像条船，要和他换鞋，他欣然换了。
第二天，小红军才知道他就是曾是毛主席老师的徐特立，跟着宣传队长前来道谢。徐特立哈哈笑着，爱抚地摸着小红军的头，连连夸奖他很聪明。
从旧报纸中找到陕北
1935年9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那里有一家小小的邮政代办所。
毛泽东从代办所取得了所有的报纸，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翻阅报纸。据当时《晋阳日报》称，陕北有红军五万余人。《大公报》称，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甚于陕南；还称陕北红军完全占领有五县城，为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边一度为红军所占。毛泽东仔细读报，把有用的消息勾下来。正在这时，聂荣臻派通讯员也送来一张《山西日报》，内称阎锡山正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叶剑英也搞到一张报纸，报道“国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新闻。叶剑英立即对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他们的力量还不小呢。我们去他们那儿，你看怎么样？”贾拓夫是陕北神木人，他了解陕北，说：“陕北确实是和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又有刘志丹的根据地，我们应该把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叶剑英立即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后赶往毛泽东处。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通过分析报纸透露的消息，就在翌日上午，召开了中央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到陕北去。
徐海东借出五千块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陕北与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会师。
一天，中央红军负责后勤的杨至诚找到徐海东，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毛泽东亲笔写的纸条，要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块钱，以便解决中央红军的吃饭、穿衣问题。
徐海东心里很是不安，埋怨自己没有想到应该拨款送去。
杨至诚以为他犯难，便说道：“你们转战也一年多了，一定也是困难的，要是……”
徐海东忙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有钱。说实话，我们有7000块钱。”说着，叫人把经理部长找来。经理部长查国轮刚进门，徐海东就说：“那7000块钱留下2000元，拿出5000元，送给党中央。”
查部长一时竟说不出话。长征一路，他每天扳着指头算计钱，但他很快明白军团长的讲大局、顾大体，只说了一句：“我这就去办。”
5000块钱，真似雪中送炭。
多年后，毛泽东还记着此事，感慨地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块钱啊！”
李先念批评郑维山
1935年秋，红军西征军在河西走廊作战。李先念是红三十军政委。
有一次在四十里铺的防御战中，敌人包围了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防守的一个土围子；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一个连全部战死。八十八师师政委郑维山闻讯，命令二六五团反击，将敌反包围。因围子内敌我短兵相接，难以发挥火力，他命令手枪队加入战斗，并对他们说：“冲不上去，一个不要回来；冲上去，一个不要留！”
手枪队有一百多人，每人一把大刀，一支驳壳枪，打仗很是勇猛，一声令下，冲上去了，协同二六三团将突入围子的一千多名敌人全部干净、彻底消灭，其中用大刀砍死的竟达七百多人。
事后，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说郑维山下令杀俘，违犯政策；郑解释无用，双方发生口角。李先念知道后，作了调查，然后找他们谈话。他批评李天焕缺乏调查，草率下结论；也对郑维山说：“你虽没有直接下令杀俘虏，但是告诉手枪队‘上去一个不要留’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们要以准确的语言传达给部队，否则，就会出乱子，就可能事与愿违。”
李先念的话说得好，使郑维山听了心服口服。
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
1935年，日本调集军队源源不断入关，威胁平津。
国民党当局派何应钦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答应撤退河北的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
日本蚕食中国，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变为其殖民地。
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2月9日，北平学生首先起来，示威游行。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他们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广州、西安、成都等城市先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民族危机深化和抗日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和红军要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要成为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的坚强的台柱子。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还组织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
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争取、帮助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内部加剧了分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囚禁了
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去西安调停，经过努力和斗争，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标志着十年内战格局的基本结束。
哨兵说：副主任也不行
1936年，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当时部队整顿，左权参谋长非常重视军队纪律，如规定军纪不整齐不能出营房门。
有天黎明前，邓小平出去解手，披了件衣服，没有戴帽子，哨兵见他这副模样，不许出房门。邓小平说：我是副主任！哨兵说：副主任也不行！他只得退回去，穿戴整齐，方得通过。
第二天，邓小平把连长叫来，连长很害怕，以为是哨兵昨晚闯了祸，心想，这回准得挨顿批评。谁知邓小平对他的战士认真执行纪律，却表扬了一通。
他就是谭余保
红军长征后，谭余保坚持在湘赣苏区对敌斗争。
1938年1月，谭余保下山代表新四军赴茶陵和当地国民党县政府谈判。
他和警卫员搭乘一辆运兵车；在车上谭余保和那位带队的北方口音排长聊天。那位排长说，家乡已经沦陷，他们有心抗日，可是蒋委员长只是一味叫他们后撤、再后撤。他们现在把希望全寄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了。
谭余保听了，对党中央关于民族矛盾上升的指示精神更有深化；也感到即使在反动军队里，也不乏正义之士。
车到茶陵城，天色已晚，运兵车还要继续前行，一路上他们已混得很熟，排长在与他握手道别时，忽然问道：“有个谭余保死了没死？”谭余保咯咯笑了起来。警卫员说：“他就是谭余保。”
排长惊怔了，全车的士兵也目瞪口呆，突然他跪下来，双手作揖：“对不起，我们剿了你三年，以后若再碰到这样的事，我誓不与你们为敌！”
谭余保赶紧扶他起来，也双手抱拳作揖：“请放心，我们不会记仇，我们会一致抗日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