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王震反对，他就以中央代表名义，提议撤他的职。
石青刚愎自用，其他人多不做声。这时，湘东南行委特派员李天柱站起来说：“王震没有执行行委的决议，我同意给予处分。但王震同志十四岁便加入工人阶级队伍，是坚定的工人阶级分子，并任过粤汉铁路的工人纠察队队长，指挥作战很有经验。我看，可撤销他的南路行委书记和师政治部主任之职，改任独立师师委书记，并仍兼着他的第三团政治委员职务。”
李天柱的折衷方案被通过。
事后李天柱对王震说，如果硬顶，反而糟糕。要想取之，必先予之。我提你上去，除了你胜任外，还因为你是个响当当的工人阶级，用你这块金字招牌压他石青，他如不同意你当师委书记，我就给他戴上一顶反对工人阶级的帽子，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时期，是非常强调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人阶级成份的。
李立三说：“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
李立三是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他是能认真作自我批评的典范。
1945年11月，辽宁部队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请李隆郅同志作报告。
只见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接过话筒就讲开了。当他讲到李立三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就提高了嗓门说：李立三先后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当时，毛泽东等同志对这个命令的下达和执行提出不同意见，“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听，反而指责这些意见是右倾，对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后来，在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这时，报告人突然大声问听众：“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
“不认识。”大家喊道。
报告人用手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李立三。”
古田会议
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强化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为了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和纠正红军第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根据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所审定、委托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精神，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
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除了打仗，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要任务，因此它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
为此，红军作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他必须肃清一切旧军队的残余影响。
这个决议，在红四军和其他各路红军中都先后实行了，它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四个月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毛泽东陈毅引用《庄子》答问
1929年春于都会议后，陈毅、谭震林和江华（即黄春圃）陪毛泽东在河边散步。
毛泽东突然停下脚步，问：“你们说，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
三个人面面相觑，一时谁也答不上来。他们跟不上毛泽东的思维。
毛泽东说：“我说鱼要睡觉。作为高等脊椎动物，鱼有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和抑制两种状态，这就是它的醒和睡。”
这时陈毅突然冒出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是引用庄子的话。
毛泽东也立即用庄子的话作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两人说罢，大笑不止。
抓反动资本家的标准
红军攻占赣州城。
毛泽东召集连以上政治委员去开会。
杨成武也去了。
毛泽东一见面就问：“成武啊！听说你们抓了不少资本家？”
“抓不少，三百多。”
“你们了解清楚了吗？”
“听不懂他们讲话。”
“你们抓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戴礼帽的、戴眼镜的、穿旗袍的、拿拐棍和穿皮鞋的？”
“是呀，没错。抓的全是这些人。”
“你这个团政委，你又不懂这里的话，又不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就违犯政策。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记一辈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讲了资本家的标准，讲了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的区别，讲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然后说：“你们现在就回去，回去赶快放人，给他们赔礼道歉。说清我们不懂话，没做调查研究，承认错误……”
杨成武回去赶紧纠正错误，经过调查研究，全城真正的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只有四个……
中华苏维埃发布《对日抗战宣言》
中华民族危机在加剧。
日本军国主义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将魔爪伸进了我国东北，20世纪初，又步步进逼，妄图吞并东北、内蒙，以至整个中国。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翌日占领沈阳，此后四个多月时间里，侵占了整个东北。
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
1932年1月，日本又挑起“一·二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日本能在上海驻军，而中国军队却不可以在上海周围设防。蒋介石还将敢于抗日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日本步步紧逼。
东西南北中，从城市到乡镇，全国各地到处听到的是抗日救亡的呼声。
1932年4月，就在日本炮制“满洲国”傀儡登场的第二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布了《对日抗战宣言》。
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他号召在东北组织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东北辽阔的原野上，抗日武装斗争风起云涌。
中共中央还先后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和赵一曼等赴东北，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武装斗争。
1934年，由杨靖宇等领导的抗日联军，自建立后蓬勃发展，至1937年春，已成为一支拥有四万五千余人的队伍。
在此期间国统区的上海，也成立了宋庆龄、蔡元培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由于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抗日政策，也引起部分军队官兵的愤懑。1931年12月，在江西内战前线，就暴发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领导的宁都起义。起义获得了成功。但在1933年先后建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人民政府），他们的抗日正义行为，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破坏而失败了。
王稼祥招待王震
苏区生活是艰苦的。
1931年11月的一个深夜。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正在工作，前来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湘赣苏区独立师的王震来访。
王稼祥问王震吃饭了没有，王震说没吃。王稼祥叫勤务员拿了一包稻草包着蒸好的米饭给他。
王震问王稼祥：“您吃了？”
王稼祥说：“我吃了，你快趁热吃！”
四十年以后。1970年夏的一个夜晚，在江西东乡的红星垦殖场普通院落里，被下放到这里的农垦部部长王震，正在和老场长唐继章聊天。
王震说：“老唐呀，听说你是1931年初入伍的老同志，那时你在哪个苏区呀？”
唐继章说：“中央苏区。”
“那时我在湘赣苏区！”
“我给王稼祥同志当勤务兵，你们湘赣苏区有个王代表还在稼祥同志那里吃了顿晚饭哩！”
“哦？什么饭？什么包的？”
“糯米饭。稻草包的。”
“嘿！”王震抓住唐继章的手，“老唐，那个王代表就是我呀！”
两人都很激动。
“王部长，那时一个稻草包三两，每人每顿配给一包，你吃了王稼祥那一包，他自己就空着肚子了！”
“是呀，我后来才知道中央苏区的规定。”
赵一曼遗书
1932年初，赵一曼到哈尔滨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满洲总工会工作，她曾写有诗一首——《滨江书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徐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后来赵一曼在东北人民革命军担任团政委。1935年11月不幸因伤重被俘，在医院监视治疗时，她的高尚人格，感动了看守警察董宪勋和见习护士韩勇义，他们甘冒生命危险，陪伴她一起逃跑，不幸在中途被捉。
赵一曼在就义前，匆匆给五年来未曾见面的儿子写了一封信：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条绳子绑来个总参谋长
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来到黑龙江省宁安县花脸沟。他说自己是个贩卖人参的商人，其实是来做自发抗日武装自卫军、救国军工作的。
一天，他在当地的一个农户家被几个自卫军士兵搜获，他们说他是日本探子，非要把他就地枪决。
周保中开始作解释，解释无用，于是干脆承认自己是日本探子，但他提出：“我有要紧的事见你们长官。”
士兵用一根草绳把他捆上，送去见排长，排长送连部，连长又让送营部；营部又把他送往旅部。他仍被视作日本探子，被绳子捆得紧紧的。旅部又把他押送到左路总指挥部，经过反复审讯，认为他不是日本探子，是救国会派来的，留在宣传部工作。不久，王德林救国军聘任他为总参议。当自卫军和救国军成立联合军总司令时，被委任为总参谋长。
他指挥军队在白山黑水屡败日军，因而军中流传有“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了个诸葛亮，救国军一条绳子绑来个总参谋长。”
“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苏区
1933年初，由王明、博古把持的临时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王明等是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仰仗共产国际代表的力量而上台的。他们推行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令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使党和革命力量完全暴露；他们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炮制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反革命组织”。
本来，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完全可以胜利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但是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后，和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排挤毛泽东，迫使他离开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而他们所奉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处处被动，处处挨打。这样，奋战经年，仍没有能够打退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采取战略大转移，走上了长征漫漫路。
王震拯救小AB团分子
30年代初期，在苏区出现了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致使肃反扩大化，风风雨雨，炮制了很多冤案。
1933年春，中共湘赣省委会议就湘赣苏区保卫局长谭牛山抓了六百余名AB团可疑分子的事情进行争论。谭牛山坚持己见，他说，这些人全都是有确凿证据而关押的。
王震问：“全都有确凿证据？！中门外大庙里关押的红军学校青年队的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谭牛山说：“那都是小AB团分子。”
王震批斥：前两天的晚饭后，我在河边溜达，碰见一个小鬼挑水，他个子矮，桶底总磕地面。我要帮，没想到，吓坏了他。远处急忙跑来另一个小鬼：‘哎！哎！首长，你千万别近他，他是个小AB团，免得打你个大AB团！’原来这另个小鬼是监工看守。我问挑水小鬼名字，他死不肯说，看守小鬼也不知。我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挑水的小鬼刚到红校时，他的排长叮咛他，‘不要问别人名字，你的名字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有人苦打乱招，把你咬成AB团。’结果，有人说，连他名字都没有人知道，审查审查再说，还是被打成了AB团。我了解了一下，大庙里关的红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这类的莫须有的罪名。
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张启龙同意王震意见，还补充说，这不仅在红校，在省工人纠察大队更突出。纠察大队成立时，挑选的是政治上可靠、出身很好的战士，可没有过多久，基本上都成了AB团。后来又挑选了一批，大部分又被捕捉。
主管纠察大队的省总工会主席刘士杰跳出来说：“我的纠察大队捕杀每一个AB团分子，可都有三人以上口供认定的！”
王震盯着他说：“问题恰恰就出在你所说的口供上。你那口供从哪来的？我们到纠察大队调查过，什么酷刑都用了！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作风！如果你刘士杰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也有办法让你自己供认是AB团！”
刘士杰无话可说。
省委书记王首道也同意立即释放这些同志。
钱瑛凭脑子记忆工作
钱瑛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她办事严肃、谨慎，效率极高。
据早年在川鄂湘边工作的马识途回忆，钱瑛听取下级汇报有个习惯：把眼睛眯起来，专心一意听你讲，她不记笔记，也不插一句话，除非是有些情况她要你再详细补充，要形象和数字，以致一些我们认为毫不重要的细节，抓住问个没完。汇报听完了，她也不马上分析或回答问题，叫你放开来休息两天，她再来谈。
钱瑛有非常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她不准接头人员用文字记录在各种时间使用的通讯地址和联络口号，而要他们下功夫背熟。她领导过很多地区，要牢记那么多的人和事、地址和口号，但却从来不作文字记录，全凭脑子记，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她说：“就看你认真不认真。”
红军长征一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八万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项英、陈毅等率领红军一万六千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路漫漫。红军在前进。
敌人在江西、湖南沿途设置封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