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寿从柜房出来，手中拿着几张报纸，两眼直盯货架上的酒类，半晌没有言语。张秉贵估计一定又发生了什么麻烦事情。
近来，张秉贵注意到于子寿的情绪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却比以前更加爱发脾气。今天满脸阴郁，密云不雨，决非好的兆头。
王雨田有点不安地随着于子寿的眼光巡察，生怕被发现了什么纰漏。他看到货架上“模正宗”、“桔正宗”之类的日本清酒放在显著位置，太阳啤酒、双合盛的五星啤酒、张裕的葡萄酒、金奖白兰地等等也都放在适当位置，摆列整齐，从货架玻璃到每只酒瓶都擦拭得锃亮，无可挑剔。他正迟疑间，于子寿已取出一张报纸递过来，神情颓丧地指着其中的一段说：“你给大伙念念吧？”
此刻，已近上门时间，柜外没有顾客。王雨田接过报纸看了一眼，然后向冷食部招呼一声： “来，都过来听听。”随即清清嗓子开始念报。
这是一张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的《新民报》。于子寿让王雨田念的是市公署公布的“大东亚战争纪念日行事程序”。王雨田念道：每月八日为大东亚圣战纪念日，所有是日行事照本程序办理，甲、举行事项：一鸣钟、二静默、三朝会、四圣火、五圣灯。……于子寿拦住他说：“那些不是让咱们举行，不必念了。你念念禁止事项吧？”
王雨田又念道：禁止事项：一、停止公私宴会一日。并停止饮酒、招妓、冶游。倘是日适逢婚丧寿事，仅限便饭款客，不得设备酒宴。念到这里，于子寿又拦住说：“够了，够了？下边与咱没关系，甭念啦？”
王雨田收起报纸说：“这么说每月八号这一天就不准卖酒啦？买卖可真难做？”
“不是难做，是禁卖？”于子寿把后两个字说得很重，接着又说：“每月八号叫禁卖日。明天就是八号了，你还不知道。我要不说，被查出来还了得？”
王雨田受到指责不服气，随口顶上一句：“报纸在柜房里，我没看报，谁知道什么禁卖日？”
于子寿的口气缓和下来了。他说：“我也不是爱看报。不看不行啊？以后你也得看看。官面儿上不让干的事，可万万大意不得？”
王雨田没有再辩驳，转而问大伙： “明天禁止卖酒，都听清了没有？”
“听清啦？”
“上门以后把酒全部收起来，货架上要摆上别的，不许空着，后天再换上酒。”于子寿又说。
“不卖就行啦吧？还用每回都往下撤？”
“不行？不行？日本人来查看你货架上有酒准得受罚。卖没卖说得清楚吗？”说着又摊开一张报纸说：“你们看，联成烟庄被社会局检举为奸商，罚停业五天？”
王雨田不敢言语了。
上门后，大伙一通忙活，不但一瓶酒没剩，连肉食罐头都收起来了。
“禁卖日是怎么回事？”忙完之后，张秉贵向亲自督阵的于子寿打听，其实大伙也都不知道。
于子寿根据前些天在同业公会听来的情况，就势解释说：“两个月前，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了。日本人叫做大东亚圣战，禁卖日是他们为了祈祷胜利才规定的。”
一位老店员说：“什么祈祷胜利？大概是日本鬼子死多了。我听老人们说：前清死了皇帝要举行国丧，不许卖酒摆宴，这还不是一样？？”
张秉贵也说：“怪不得今年春节燃放鞭炮都有了新规定，白天限钟点，夜宵禁止放。明天是腊月二十三，看来灶王爷也只好悄悄上天了。”
于子寿急忙制止：“别说了？隔墙有耳。这些话要被特务听去还了得？你们忘了‘莫谈国事’的铺规啦？决睡觉吧？”
从此，张秉贵留意看报了。自然，店员是不准看报的。但于子寿和王雨田看过的报纸一向是裁成小块用作零卖瓜子、花生米的包装纸，所以他总有机会抽空看上几眼。他没有兴趣看那些五花八门的广告，更厌恶敌伪的欺骗宣传，但他逐渐学会从一些活动和事件中去思索问题。
一九四三年春节，灯火管制，一片昏暗，年货市场比上年更不景气。于子寿坐在柜房里摇头叹气。张秉贵却从报纸上所谓“革除往年奢侈积习”的宣传中听出了每况愈下的弦外之音。
自从实行粮食配给以来，德昌厚的伙食标准降低了，每天吃一顿粗粮，大家也只好忍着。正月十三日，张秉贵又在报上看到了改订食粮配给办法：按年龄计口授粮，初生至七岁为一个等级，八岁至六十岁为一个等级，“六十岁以上配给数量则正详密计划中云”。他同时看到对门天福永粮店门前排起了挤购配给粮的长队，预感吃饭将更加困难。果然，过了两天，在正月十五日的报纸上就登出了“现有大批白薯干运抵北京，于民食有甚大补助，闻零售价为每斤一元二角”的消息。尽管德昌厚的座上照样卖煮元宵，但这个灯节既不准张灯，市民买生元宵回家过节的也比去年少多了。
德昌厚又多了一件“新事”。王雨田让徒弟们把废铜烂铁收拾在一起，并且告诉大家，以后旧报纸不要当包装纸了，喝过的茶叶也不要扔掉，得晾干了存起来，官面儿上都要来收。这是怎么回事？张秉贵已从报纸上看到“大东亚战争全品献纳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凡废金属、废纸、废茶叶都要收集。这表明日本的作战物资已经十分匮乏了。
战局越紧张，敌人越疯狂。生意越萧条，掌柜越暴躁。店员的处境也就越发艰难了。
东单一带的“繁华”日趋暗淡。天一黑，便很少有顾客上门了。为了省电，于子寿提前关门，只在门外戳起招牌，用中文和日文大书“糖炒栗子”。从店里拉出电线，挂两只一百度的电灯泡，把门前照得雪亮，老远就能看到，用以招来过路顾客。灯下是栗子箱，盖着厚厚的棉被保温，下午炒出的栗子，一晚上总是热的。而店员则在寒风中售卖，身着单薄的棉衣，惟一抗寒的办法是不断就地踏步，但还得做出不怕冷的样子。笑脸迎客。这个栗子摊不但要等到“光陆”和“芮克”两家电影院散了晚场，而且要牦到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散了夜戏，往往零点左右才能收摊。
这份苦差事，大多由管炒栗子的胖希虞和张秉贵两人顶着。他们都很“护柜”。遇到不给钱的伪警察、特务之类，他们常常是一人苦着脸说不收钱不好向掌柜交待，一人装笑脸说好话恭维，力求柜上少受损失。有的警察拿一两角饯来买粟子，市价几块钱一斤，怎么办呢？“他们就一人接过钱，随手包一小包栗子连钱一同递过去，另一人还装作掩护说：“别让掌柜看见”，对方得点便直，也就不再过分刁难了。有的买了栗子不给钱，说声“给我记上吧？”他们便苦苦相求，说“掌柜不让赊账。您不在乎这几个钱，别让我砸了饭碗”。如果对方发火了，另一人就出面说：“他不懂事。我给您记上，改天方便时捎过来就是。”把瘟神送走了事。当然，这账也得报，会计也得记上，不过谁敢去收这笔账呢？他们叫做”记在瓢底上啦？”
张秉贵和胖希虞卖粟子，这般应付周旋，本来已够酸苦，不料还发生了更大的意外。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多，吉祥戏院还没散戏，东单街头一片昏黑，只有德昌厚门前栗子摊电灯通明。从北开来的两部军用卡车戛然停住，车上跳下六个带枪的日本鬼子，有的还挎着指挥刀。他们一见栗子，便连声说“吆西？”掀开箱上的棉被，伸手就抓。张秉贵和胖希虞上前阻拦，一个鬼子竟抽出刀来威胁。几个鬼子一边高声谩骂，一边抢栗子，然后开起车子跑了。
其实，王雨田在店里早听到了。单等日本鬼子走后，他才拉开店门，同几个店员一起出来，七手八脚把个栗子摊收拾进去。这个王掌柜先问栗子被抢走多少，对两位店员受了惊连句慰问话也没有，只是叹息着说：“柜上买卖不好，就仗着卖栗子还赚点钱，照这样下去，栗子也快卖不成啦？”胖希虞气愤地说：“这哪儿是卖栗子，简直是卖命？”另一位同事帮腔说：“这年头，命不值钱，栗子值钱。你知道吗？今天是禁卖日，抢栗子不给钱，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禁卖呐？”张秉贵没有说什么，他思索得更深些。他认为这些日本鬼子公然在街头明火抢劫，连伪装都不要了，大概是战争失利、给养困难才狗急跳墙的。
这晚，张秉贵虽然疲劳却睡意全消，独自走进厨房，坐在已经封火的炉灶边出神。师弟石效贤发现了，关心地来到厨房为他压惊。石效贤是河北省深县人，家乡是抗日根据地。前不久，他曾回家探亲，亲眼见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了解到日伪“强化治安”和“三光政策”的滔天罪行，也知道了许多抗日军民端炮楼、拔据点、英勇杀敌的令人鼓舞的事迹。这些，他从家乡回店以来没敢对任何人说过，今晚和张秉贵悄悄谈起，越谈越投契，越谈越兴奋，一直谈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