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销下降，外销有市场没交通。贵州全省1925年以前没有一寸公路，省内几条河流谷深水急，只勉强可以放排，大都不通航运。茅台地形极为崎岖，至遵义的等外公路迟至1953年才建成。大多数地区翻山越岭全靠人背马驮，马车也难通行。仁岸盐进入黔中的三条盐道中最为艰难者都在茅台段，持续近百里。人背马驮、翻山越岭的交通方式，运盐则可，运酒纳贡则可，商品贩运则超过蜀道之难。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贩去千里市上卖”十分困难，主要依靠客商自运。实际上还是一个地产地销的产品。1915年之前一直维持在1万斤左右的水平，两家烧坊生产都不饱和。两家烧坊尚且没有达到最大产量，没有出现新的烧坊也就可以理解了。
191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次高级别的展会提高了品牌知名度，茅台酒迎来第二次发展高峰。
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博览会。1988年第9期至第12期《中国食品》杂志连载了刘景元先生撰写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实况重述》一文。文章根据1917年2月出版、中国巴拿马赛会筹备局长兼监督陈淇主持编撰、郑孝胥题签的《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纪实》一书整理而成。文中记载，巴拿马赛会于1915年2月20日上午8时正式开幕。共有31个国家20万家展品生产厂和送样单位参加，展品在农业、工业、食用、园艺等11个陈列馆分别展出。开幕的第一天，参观人次达20万，整个展览期间参观人次达1900余万，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国际博览会之一。贵州公署应北洋政府要求，选送了茅台酒参展并获了奖。
在巴拿马赛会，中国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经济出产和经济水平。中国赴美展品达10余万种，重1500余吨，展品出自全国各地4172个出品人和单位，共获奖章1218枚，为参展各国之首。其中酒类产品十几种，其中既有茅台酒和汾酒，也有如“直隶高粱酒”这种之前无人知道，之后也无人记住的酒。
中国大部分参展的产品都有生产商号名或商标，而贵州参展的酒，生产者却是“贵州公署”。贵州公署征集展品时，成义、荣和两家烧坊都送了产品。得奖的消息传来，两家烧坊都争说自己得奖，纷争不下，官司打到省里。l918年，呈文送到贵州公署。省公署最后折中调解，定夺为：获奖的奖状、奖牌由仁怀县商会保存，“成义”、“荣和”两家，均可在产品商标上冠以“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字样。
巴拿马博览会得奖，扩大了茅台酒的知名度，身为贵州第一资本家的华之鸿开始重视烧坊，成义烧坊产能增加到了9000公斤。刚好就在1916年，仁岸盐运进入自由贩运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兴的盐号，茅台酒消费市场有所扩大。产量扩大了，华之鸿开始重视外地市场，向黔北、贵阳和川南地区扩展。除了贵阳是华茅自己的店铺出售外，其他地区应该是以寄售代销为主。两家烧坊都改换了包装。改用圆柱形小口陶酒瓶，以便于装运，造型也比圆罐美观；酒标改用道林纸石印，白底蓝字，一套分为三张，贴在正面﹑背面和瓶口；正面两边印有麦穗，中间是“回沙茅酒”四个字，背面说明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的经过，“成义烧坊”还加上郑珍的诗句“酒冠黔人国”。
中国在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总共有1218种展品获奖。和有的行业和企业连自己写的材料都只字不提这件事形成对比，新中国白酒界把它看作最重要的品牌事件。好几种知名品牌在自己的记载中都重笔点染，甚至有的不乏附会。
其实，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对于“中国制造”的意义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重大，中国制造品并没有因此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即使在国内，巴拿马获奖也并没有改变酒精饮料市场洋货一统高端的局面，获奖产品地位的改变也只发生在“国货”的体系内。
据民国经济统计数据，1928年中国进口洋酒价值达800万银元。而整个民国时代，在中国输出商品统计项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白酒”类。当时中国的酒奢侈品市场，主要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西式饭店、西餐厅、酒吧。而在这些市场里，既看不到茅台酒，也看不到汾酒，基本是洋酒一统天下。据《武汉商业志》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的汉口，“洋酒”的经销商有金迩、天利、美丰等洋行，除售给武汉三镇的外侨外，多由西菜馆、大酒楼、酒吧间和高级食品店出售。品种除啤酒为大宗外，主要是白兰地、威士忌、香槟酒、日本清酒、兰姆酒等。每年贸易市值达300万~400万元。
在1922年~1931年的哈尔滨，市场上酒类品种繁多，“洋酒”和“土酒”价格悬殊：“白酒每500克零售价0.14元左右，俄国伏特加、俄斯克酒每瓶零售价0.533~0.58元，法国香槟酒每瓶5.17元，法国白兰地每瓶3.08~3.50元，英国威士忌每瓶2.92~5.00元，法国甜酒、糖酒（即色酒）每瓶1.67元，法国利久尔酒每瓶2.50~4.17元，法国红葡萄酒每瓶1.08~4.17元、白葡萄酒每瓶1.00~2.50元，德国黑啤酒每瓶0.67~1.00元，日本啤酒每瓶0.50元，日本清酒每瓶2.20元，日本葡萄酒赤玉牌每瓶1.50元、白玉牌1.70元。”（《哈尔滨商业志》）同时期汾酒的价格是0.55元，茅台酒的价格为1元，在国产白酒里面称雄，和白兰地、威士忌比却很低，只相当于德国啤酒的价格。
1915年世博会后，茅台酒产销量也没有超过15000公斤。与同时期山西汾酒和陕西凤酒规模无法相比。尤其是陕西凤翔的凤酒，当时产量已经超过了300吨（《凤翔县志》）。
茅台酒规模小的根本原因还是贵州本地在民国初期依然极穷，奢侈品市场无法扩大，而交通依然停留在古代水平。1923年，贵州省设立交通筹备处，准备修公路。同年滇军“护国”入黔，交通的筹划中断。1925年，贵州军阀周西成在香港买了一辆美国轿车，分解后靠人力从广西搬运到贵阳。为了这辆车，省政府出了一个布告，公布了贵州省历史上第一部交通规则：“汽车如老虎，莫走当中路，如不守规则，死了无告处。”（《贵州省志·大事记》）。
四、西南繁荣
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大部分人口进入“黄金十年”的经济繁荣期。
西南地区属北伐军阵营，北伐战火不曾延及本土，因此西南的繁荣时代来得更早一点。不过这个繁荣期的主角是鸦片，叫做“黑土十年”更确切一点。
北洋政府从未统一过全国财赋，中央财政靠海关税抵押的外国借款维持。地方军阀把持政治，财政也各搞一套。西南地区工商业落后，没有税基，征收的抽水机马力再大也抽不到几桶水。在刘显世时代，贵州全省财政收入不过300多万元。于是西南的军阀们开发出了无需交通、电力、技术和人才的“鸦片经济”。
在西南各省，鸦片从未公开合法过，但从光复以来都是军阀的地方财政支柱，受到行政的实际鼓励。这种生意叫“特货”，就像现在的性产业，叫地方娱乐业，归于特种行业一类。特种行业没有法律保护，但要依法交税。保护要依靠权力系统，要交各种各样的费。
鸦片一身都是税，种植有烟苗税，加工有印花税，运销有起运税、落地税、护运税、过境税，销售有出售税，营业有烟灯税；这些税被大军阀收走了，小军阀和地方官就收附加税：建设、市政、教育，都在鸦片附加一遍。附加之不足，还可以罚款，还可以随便想个名目派捐。如果烟商试图把这些税捐固定成为常例，对没名目的索要态度暧昧，官府就会假装翻脸，派军队和官员大张旗鼓地去“铲烟”，烟主、烟商赶紧去求告，许下新的承诺。执法人心怀慈悲，同情农人处境，于是灵活执法，暂放未收割的鸦片一马。但大路边的烟苗一定要铲掉几里，以维护政令的严肃性。
有的大军阀如龙云思想文明，严令禁烟，在街上贴大布告，宣传凡种烟就要重罚。在内部会议和文件上，对地方官员的财政上缴要求则列明定额，指定“烟亩罚金”必须完成若干，多收有奖。地方官员要想多罚，就得想办法鼓励多种，于是鸦片越罚越多。思想文明的大军阀对此十分苦恼，找报纸记者来发表一通意见，大谈民贫智弱现状及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并明誓一定要最终根除烟毒。
在这套充满智慧的制度设计下，鸦片迅速成为云贵川的财政支柱。有人估算，在周西成时代，贵州鸦片产量约60万担，可抽税1200万元。
有了收入，周西成开始推行他的贵州建设计划。1926年6月1日，周西成就任省长职务，7月12日即将贵阳市政公所改组为贵州省路政局。1927年，路政局的事权范围扩充，成立路政总局，直属于省政府，主持修筑贵阳市马路及各县公路。其后，又在贵州各县成立路政分局，负责各县划段修筑公路，并制订了《贵州全省马路计划大纲》，对线路等级、修建程序、测设标准、劳力与资金的筹措以及机构组织等都作了原则性规定：确定以贵阳为中心，修建连接四川、广西、云南、湖南的贵北（黔川）、贵南（黔桂）、贵西（黔滇）、贵赤（黔湘）四大干路和其他一些支路的公路建设计划，建成了贵赤、贵西、贵南三条公路，总共一千余公里。
这几条公路当然对贵州物资交流有影响，也促进了茅台酒对省外的输出。但茅台镇除了西北经山路50公里可以借赤水河北出长江以外，其余方向依然完全无道路运输可言。茅台酒仍然是个地销产品，不过销地扩展到全省，尤其在省城贵阳和黔中城市安顺的市场大有扩张。
鸦片经济是一条链状食用菌培养基，链条上育肥了大小军政官员和涉毒人员，也培养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南地区奇特的“消费繁荣”。这个时期的贵阳工商资本大多数从事商业服务业，进口布匹、钟表、鞋帽等洋货业和饭店酒楼开业数量增加很快，以致被人称作“小上海”。
安顺地势平圹，与省城交通便利，又处于云贵通道的咽喉要冲，出现了不少鸦片贸易公司，规模很大的就有恒兴益、公合长、天福公、恒丰裕等，商业繁荣超过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鸦片生意在理论上不合法，因此鸦片商人就必须和官方打成一片，让生意在人情上合理。刚开始，“大烟生意”好吃不好看，不登大雅之堂，后来又交税，又交费，又交情，逐渐演变成为“支柱产业”，鸦片商人也成为上层社会的一分子，甚至可以成为商业领袖。1930年，贵阳市商会主席被免职，官方指定的新主席，就是特货行“恒兴昌”的老板。
社会资本投向鸦片经济，工商业是受害者，但茅台酒在鸦片购买力支持的消费繁荣中，市场需求扩大，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贵州举办全省实业展览会。成义茅酒获特等奖，荣和茅酒、衡昌茅酒获甲等奖。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西南各省举办了西南物品展览会，成义茅台酒获得特等奖奖状、奖章。茅台酒的市场迅速扩大，价格从20世纪20年代5角一瓶涨到了一块银元一斤。华茅和王茅再次扩建和扩产。华茅把12个窖坑都用上了，年产量增加到15000公斤左右；王茅的窖坑，由2个增加到4个，年产量在5000公斤以上。由于交通改善，茅台酒销售市场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华茅主要销售地区转到贵阳，“荣和烧坊”销区扩大到重庆，并且在遵义委托商号代销。茅台酒地销比例变小，开始成为区域性市场品牌。
我认识茅台酒，第一次是1925年。当时四川军阀一十二师师长周西成，桐梓人，驻扎在赤水，我的祖父叫贾中夫，当时赤水比较有名的中医有两三个，一个就是我祖父，还有一个举人，叫崔友苍；还有个叫石玉生，家里开了家药铺。
周西成到赤水来的时候，他的军医处医生是西医。但是他里面的军官老一辈都愿意看中医，有病了就来找中医看病，于是我的祖父就和他们有交情。当时周西成的一个顾问，叫彭公武，陆军中将衔少将，与我的祖父有些来往。
按中医传统习惯，每年阴历四月二十八，叫做药王节，就是孙思邈的生日。这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医生，很多人来送礼或送匾，医生家里凡有人来送礼的都要请吃饭。那时候我十岁，彭公武给我祖父送来四瓶黑罐子的茅台，酒瓶很高，当时茅台在赤水价格是大洋五毛钱一瓶，在赤水县最好的白干就叫“泡子酒”，而茅台酒比当地最好的白酒都要贵150％。这个酒在当时我们家请客的时候，就是开鱼翅海参席的时候，请彭公武等军队高官的时候，才用得上，一般请客也就是用“泡子酒”了。
那时候，在贵州仁怀出了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奖，当时泸州大曲也得了金奖，它是玻璃瓶，底部有点凹。它也是五毛钱一瓶。还有一种爱仁堂的香花酒，这种酒现在已经没有了，主要的高档酒就是这三种酒。
当时我家请客，基本上请贵州人最高级别的酒就是茅台。如果是四川人来我们家，最高级就是泸州大曲。在当时不知道香型分法的时候，只知道习惯就是喝那一种酒，一辈子就是那种酒。（《茅台口述历史资料·原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贾若瑜》）
赤水是赤水河下游最大的城镇，与“仁岸”的起点合江县仅一河之隔，距茅台近200公里。贾若瑜第一次见到茅台酒的这一年，周西成被孙中山任命为贵州省军务帮办，成为北洋政府时代割据贵州的第四代军阀。贵州也脱离北洋政府进入广州国民政府阵营。周西成统治贵州5年，政治治理基本能够覆盖全省，是民国时代贵州第一个政治稳定时期。
周是贵州桐梓人，军政人事大量任用桐梓系干部。在他之后相继担任贵州省主席的毛光翔和王家烈都是桐梓人。当时贵州的报纸有一副对联对周进行了讽刺：“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
贵州省会贵阳和主要城市“无酒不茅台”，主要消费的是成义烧坊的华茅。华茅成为当时贵州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与老板华氏家族在贵州的地位有关。
辛亥革命前夕，华之鸿担任贵州商会会长，贵州共和之后，军政府首脑变得快，但担任财政部长的华之鸿却地位稳定，职衔虽然随首脑变换改称过“财政司长”、“贵州省银行总理”等，但一直到民国九年，都是他在主持贵州省理财，掌握财政、金融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