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罪的奢侈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艰苦奋斗成为对付福利匮乏的精神胜利法。人民被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消费”这个语词极少被使用，以至具有了不正当的潜在含义。“奢侈”则是严重的贬义词。高级干部的消费供给严格按照级别分配，形成了独特的“内部”消费制度。
“内部”消费包括内部医疗、内部宾馆、内部餐厅、内部参考电影、内部舞会、内部文艺晚会、内部出版物，还有供应特供商品的内部供应系统。这些内部消费的存在是国家机密，详情局限在内部范围，普通人只有耳闻，不见其详，更不能实地考察。
“干贝、燕窝、鱼翅、广肚”等高级副食也被列入了特供商品名单，但这些消费只能局限在内部的内部，即自己的地盘，而且只能做不能说。无论党、政、军，无论级别再高，没有人会公开宣称自己嗜好燕鲍翅肚。可以不保密的内部消费品不多，其中之一就是茅台酒。
1974年，我17岁，在福州军区文工团当文艺兵。有一次演出结束，领导招待会餐。团领导、演员纷纷忙着和首长相互敬酒，气氛很是热闹。我还是小年轻，头一次出席这种大场面，见这么多大首长，更多的是好奇旁观。突然一个大嗓门喊了一句湖北话：“老子就是要喝茅台酒。”原来有人给首长敬酒，首长非茅台不喝。这位要喝茅台酒的首长，是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陈再道，当时是军区副司令员。（《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徐沛东》）
这是2006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徐沛东讲的一个故事。陈再道是新中国第一代上将。1974年是他“文革”被打倒之后复出不久，能够大声发表意见的场合其实不多，但要喝茅台酒可以大声宣布，不担心因此被抓辫子。
毛泽东本人从不在生活细节上臧否干部，但也不制止组织和情报部门搜集干部在生活方面的瑕疵。在各次运动中，有很多高级干部被“生活腐化堕落”这根棍子打得很狼狈，其中细节除了男女关系这条主线，也包括人参、鹿茸、貂皮之类“修正主义”性质的消费。就我视野所及的资料看，虽然在对中级干部的批判中，吃馒头撕皮这样的事情都可入罪，但有两样更靡费的消费一般不会成为罪状。一是抽中华烟，二是喝茅台酒。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乎所有时期，中华烟和茅台酒都具备道德的正当性。即使有人因此获罪，定的罪一般是“僭越”的政治罪，而不是“腐化堕落”的道德罪。
抽中华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特征之一，自然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喝茅台酒的正当性则来自周恩来。1949年~1976年间，周是除毛之外一直拥有公开权力的唯一一个党的领袖。在新中国的管理组织建设过程中，他是作为程序与艺术的组织文化的架构者。周一生顾大节也谨细行，80年代的学校课本曾经有一篇文章叫《总理的衬衫》，记述了他一件衬衫缝补无数处的故事。但在中共领袖中，周的生活趣味和仪态风度是其他人比不上的。在干部集团内部，他是红色时尚的领操员。
茅台酒厂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周恩来的塑像，塑像底座镌有四个大字：国酒之父。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周恩来就是茅台酒的忠诚爱好者。
总理晚上办公，一般晚上都不吃东西，抽屉里有一个铁盒子，有一盒花生米，他就吃一点花生米，喝一杯茅台酒。有时候工作的时候疲劳了，有点伤风感冒也喝一杯，长期是这样。总理家从来没有断过茅台酒。（《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成元功》）
80年代的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第一次接触茅台酒是1956年。当时他还没有到轻工部。“1956年11月，我作为政府代表团正式成员跟着周恩来出访东南亚、南亚7国。当时我在国家统计局当研究司司长，在代表团负责给总理提供经济指标数字。11月18日从北京出发时穿着大衣，到了南宁穿着夹衣，到了出访第一站越南河内，就要穿短袖了。周恩来忙着会谈、开会、布置我们准备材料，休息很少，加上温度骤变，就感冒了。随行的医生建议总理吃药，总理没有吃。
当天晚上出席越方的欢迎宴会结束后，总理带着我们去了大使馆。在那里他叫大使拿了茅台酒，说喝点茅台感冒就好了。第二天继续进行紧张的外事活动，总理精力充沛，感冒症状也没有了。这次出访，凡是我们在使馆举行答谢宴会，都是用茅台酒招待当地的政要。因为我不喝酒，所以以前参加一些活动包括国宴，也没有太留意酒。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茅台酒，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一是总理很喜欢茅台酒，二是茅台酒似乎有点神。（《茅台口述历史资料·杨波》）
茅台酒实际上是周恩来的生活必需品。卫士赵行杰20世纪50年代在周身边工作。他值班时皮包里要带一瓶茅台酒。“出国也带，反正是出门都带。”（《茅台口述历史资料·赵行杰》）
在党的领袖中，周恩来在党内的人脉最深，各个山头的干部都和他有良好关系。其中尤其以与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系统和情报部门的干部关系最为密切。建国以后，这个系统成为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主要的干部班底。他们和周恩来更亲近一些，有时汇报完工作，会留下来吃螃蟹、喝茅台酒。乔冠华是其中常客。他的秘书也随身带着一瓶茅台酒，随时要喝。
周恩来每年要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的卫士记得，每年加班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都是在周的住处西花厅。“每年写政府工作报告，那都是两天或者三天不睡觉，也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些秀才，写完了，就说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喝茅台。叫个厨师煮点面条，搞点夜餐，请他们喝茅台。这些秀才，包括范若愚、李葆华，还有乔冠华。”（《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成元功）
周恩来的家宴主要是宴请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成元功记得，规模较大的就有两次。一次是建国初期，在西花厅款待国民党起义将领，有一个客人很兴奋，喝茅台酒喝多了，出了洋相。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请上海的文化艺术人士，“总理说国家经济有困难，请他们理解，帮着做一点解释工作”，“吃了海参，喝了茅台酒，也是改善一下、慰问一下的意思”。
周恩来历经亲疏，深知“晋接有稽，言语有察”，很注意和党内高干尤其是军队将领私人来往的分寸。除了统战和外交，其他系统的干部周恩来几乎从不在家里款待。即使是同在中南海里面的元老级战友。成元功记得，也只有早不统兵的陈毅和贺龙会到西花厅来和周恩来一起喝茅台酒。20世纪50年代，他有过两次和军队将领痛饮的故事，都和抗美援朝有关，也都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
1958年1月，周恩来去朝鲜讨论撤军问题，和金日成的谈判十分艰难。谈成了以后，周恩来去志愿军司令部看望将领，和他们联欢。据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周的心情十分轻松。“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的官兵联欢。总理非常高兴。那次喝了三十三杯茅台。三十三杯，总理都喝得有点多了，但是没有醉。上了台拿起红旗挥舞，他要我也来，我没有去，我给他翻了个跟头。”（《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成元功》）
当时的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自己不喝酒，但他对当时的情况记忆深刻，还把故事讲给了儿子杨晓平听，“我爸爸回来讲，那天大家都很高兴，一下子就喝掉了三瓶，喝得大醉。我爸爸平常是滴酒不沾的，那天也陪着总理喝了几杯。志愿军文工团还演了台节目欢迎总理，其中一个舞蹈中，志愿军拿着大旗在舞台上挥舞，总理一高兴就自己拿了旗子上去挥。”（《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杨晓平》）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回国。欢迎宴会在北京饭店举行，周恩来和王平等志愿军将领们轮番干杯，一个人喝掉了两瓶茅台酒，创下了豪饮茅台酒的纪录。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卫士赵行杰回忆说：
我记得是1955年（口述者记忆有误，据《周恩来年谱》，应该是1958年——作者注），我跟何秘书何谦同志一道去的。当时我们也了解总理的情况，他一到这样兴奋的场合、激动的场合，这喝酒好像就是不太好掌握了。我去的时候大姐都给交代了，说你们可要注意千万不要喝得太多了。志愿军归国是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隆重的宴请，是我们内部的场合。如果是外事活动，那分寸从来掌握得非常好。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一杯一杯地喝，我们倒半杯啊，少倒点啊，他都没吭声。喝了一瓶以后，高潮到来了，再倒半杯、少倒点，那就不行了。总理叫，我们不敢动，来的人敬酒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了。一个是少来人，一个是少敬点，让总理少喝点。敬酒的人过来，我们一动身子就把酒撞泼，他就敬不了。为什么喝这么多？他是高兴。
喝了两瓶以后，我说话不管用了，后来何谦同志说也不灵了。再以后罗瑞卿部长上前说，都不行了。说了来的时候大姐交代了不要喝多了，也不行。后来这天晚上就没有回去，住在北京饭店了。在一个普通房间睡了一晚。（《茅台口述历史资料·原周恩来卫士赵行杰》
成元功也说，那是他看到周恩来唯一一次喝酒过量，需要留在北京饭店休息。
20世纪90年代以后，“飞天”牌茅台酒包装附送两个小白酒杯。这个酒杯仿制的是人民大会堂的白酒杯。周恩来是这个酒杯的监造人。
中国白酒50年代是以质量计量，由于比重略有差异，因此不同品种的白酒每瓶的体积会有细微差别。解放初期，北京饭店用的白酒杯杯壁薄，柄高，底座比较轻，重心不稳，易打碎。在国庆10周年前夕，周恩来指示，要负责接待工作的单位重新设计一个“茅台酒杯”，要求玻璃质量高、透明，重心要向下，底座大小合适，要美观、大方。设计人员设计好以后，又送周恩来亲自审查，周恩来提出了修改意见。现在酒杯上的花纹就是周恩来提出来要求增加的。从国庆10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开始，人民大会堂都使用这种酒杯。用这种酒杯斟茅台酒，一瓶刚好26杯。
周恩来律己甚严，高级干部对他十分畏惧。他在茅台酒问题上难得的放松态度，创造了高级干部队伍中唯一一个公开的生活情趣气场。军队干部平时各镇一方，一般在京西宾馆开军队的会才能见面。在陈再道的女儿陈江平的印象里，这些老战友见面以后总是要喝酒，喝酒一般都是喝茅台。“他们对茅台好像有比较特别的情结一样，觉得不喝茅台就不尽兴。”（《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陈江平》）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来自于权延迟的传记文学，大意是许世友海量并且好斗酒，经常把战友同僚灌醉。周恩来为了批评他，亲自和他斗酒，一人两瓶茅台酒，许世友倒了，也服了，从此饮酒有节，尤其是不再强人所难。这个故事前半部分人所共知，但后半部分受到了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质疑。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1961年开始当周恩来的卫士，一直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他很肯定地说，“这一段整个都是讲故事人的编造”。故事里的西花厅环境都是想象的，这个作者显然没有去过周恩来的家。周恩来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证实，这是假的，除了细节不符，关键是这不符合周恩来处事的逻辑和风格。
二、酒司令酒兵团
郭林祥上将，是改革开放后被重用的老将军之一，在经历纷繁是非之后，在军界有非常好的口碑。他一直做政委，滴酒不沾，但同许世友和宋时轮两位“酒司令”交谊甚厚。1934年9月，长征开始之前，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四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全团共有2000多人。郭林祥在第二步兵学校学习，也编到了干部团，在那里认识了宋时轮，成了好朋友。到达陕北之后，被派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被选为学员一队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他又认识了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和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将领都被安排在抗大学习反省，清除张国焘的影响。
抗美援朝时代，各省都给志愿军送慰问物资，其中也有贵州送的茅台酒。郭林祥回忆说：
朝鲜战争爆发后，宋时轮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作战，而许世友也曾担任九兵团司令，由于两人都嗜酒如命，因此九兵团被大家戏称为“酒兵团”，称宋时轮为“酒司令”。
宋时轮这个人也很有个性，又是喝茅台，又是吃狗肉。他家里养狗，来了客人就杀一条。我记得宋时轮在军事科学院当院长的时候，和许世友到京西宾馆开会，两个人碰到一起，难免要喝酒。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个人硬是喝完了一瓶茅台酒，然后直接回房睡觉，下午的会不去开了。
张震和宋时轮很好，都是华野的战友。张震也能喝，但他喝不过宋时轮。张震喝酒的时候，总是咋咋呼呼的，其实喝得不多。（《茅台酒口述历史资料·郭林祥》）
在军队内部，流传着一些酒文化典故。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酒兵团”、“酒司令”一样出名的，还有“南京四大喝”——军区司令许世友、政委王平、副司令江渭清、副司令兼南空司令聂凤智。这几个人功高位重，在全军甚至全党都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