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那些年,我们错过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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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最后的相亲(2)

我能猜得出来他很满意,但为了给卫兵面子,只好勉强问道:“怎么说?”

“他说你挺好的,他配不上你。”

我听着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己多年来跌跌撞撞的身影,但我不能勉强自己:“我还是觉得不合适。你帮我转告他一声吧。”

卫兵笑道:“我不帮你转告!我建议你俩都沉沉,都好好想想,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件事。”

我心情无比沮丧,既有对郑霖枫的失望,也有对他的歉疚,更多的则是对自己的哀叹:我怎么就碰不到两情相悦的人呢?!

我给周晓萍打电话,问她在哪,她说在娘家。于是我决定不回家,去会会她。如果这个时候,我不找人说说,自己恐怕会被沮丧之情压垮的。

见到周晓萍,她的日子正过得平静。她听完我的诉说,又展开那张纸片看了又看,说:“哎,他的字真好看!”

我几乎要哭了:“那有什么用啊!人我不喜欢。”

“不喜欢就算了呗,干吗要苦恼呢?”

“唉,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

“大家都一样。耐心点,耐心点。”

放开这个不愉快的话题,我俩聊起别的,我心里才感觉舒服点。等我回到家,立刻把那张小纸片扔到了垃圾筐里,但想了想,还是忍不住捡起来,放在了长年不动的抽屉里。这样也算对得起郑霖枫了,他还没那么讨厌,不应该像扔垃圾那样扔掉他的真诚。把它放入尘埃里,慢慢遗忘吧。

48.两次更加乏味的相亲

但是,接下来的两次更为乏味的相亲,让我有了后悔的感觉。

一位不太熟悉的同事,把她一位远亲介绍给我,而且还比我小两岁。我打心眼里感觉别扭。我喜欢的人,基本不是同龄就是比我年长六七岁,我觉得跟他们相处,并没有代沟。但是,小两岁,就感觉像跟小朋友在一起一样。我虽然不指望依靠谁,但内心里还是希望,他是一位老师、一位兄长,自己能像小妹妹一样,拉着他的手走完人生。

我已经缺少创意,直接把约会地点定在了中山公园门口,也许自己内心里还是想拿他跟郑霖枫对比一下。

不过,这个小伙子实在跟郑霖枫没有可比性。豆芽菜般细高的小身板,木讷地不大爱说话。他乖乖地站在公园门口等我,既没有买票,也没有递过来一瓶水。在公园里的两小时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基本都是我问些问题,他答一答。偶尔他也问问我,我答一答。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可好奇的,所以实在没话说,我就一言不发了。这位也很绝,没话说,他也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干着。更为可笑的是,我见无话可说,就建议出去吧,心想分手算了。他却说:“再坐坐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磨叽的相亲,只好耐着性子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终于逃离了公园。

这时,我倒是真怀念郑霖枫了。不管怎样,跟郑霖枫聊天的两个小时,我没感觉时间那样难熬,甚至分手以后,我还很惊讶,竟然都两个小时了。

和这位小朋友当然就不了了之了,到了家,我马上给那位不熟的同事打了电话,说了自己的意思,才算吐出一口闷气。

我觉得每次相亲,其实都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摧残。由希望到失望,甚至到绝望的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让人翻江倒海。每次回来,我都会沮丧很久,才能慢慢恢复平静。如果从情感出发,我是再也不愿去相亲了;只有从理智考虑,我才会劝说自己,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呢。

这一天周末,又接到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电话——一个老头儿找我。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她们办公室唠叨起我这个人。她的同事、一位退休返聘的老太太又将我的情况说给她在书画班的同学——这位老先生听。老先生的邻居正好有个独生子,老大不小,尚未婚配。据这位老先生说,小伙子大专毕业,在机场当维修技师。

这位老先生问了我一个令我很为难的问题:“小伙子是独生子,你们要是结婚了,你就得担负起照顾公婆的责任,你能承担吗?”

虽然我完全称得上是温良恭俭让的人,可是对这个问题,我还是挺反感。我这是干吗呀?我一个人活得挺舒服,却给自己找了份保姆的活计,要照顾三个人。我和我妈两个人的小家,我也算是在家里挣钱拿主意的人,怎么眼看着就要变成人家的长工了呢?说实话,我很讨厌老头儿的这个问话,目的不纯嘛!

“如果有爱情,做什么都可以,如果看不上,也谈不到这些。” 我大致是这样回答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曾经多么希望能和钱冰驰一起照顾他瘫痪的母亲啊!

接下来老头儿又提出一个馊主意:“明天是星期天,你到清华大学西门来吧,我见见你。然后,把小伙子叫来,你们见见面。”

我觉得这非常不靠谱,老头儿见我纯属多余。让我上门去找那小伙子,更显荒唐。我说:“我觉得,如果小伙子有意,让他直接来电话找我吧。我们约个见面地点就行了。这大热天,您就别出来了。”

人老了总爱倚老卖老,这老头儿就是如此。他固执地非要我去清华园,我不答应,他就不挂电话,千说万说。我这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拉不下脸来,所以僵持了一会儿,只好答应。

八月天,从玉泉路到清华园可真是路漫漫。幸好,我家门口有一趟车几乎直达那里。我坐上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清华大学。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发现这里原来还是旅游景点,很多外地孩子由家长带领来这里参观。大概家长的意思是激励孩子好好学习,将来考到这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走大街,穿柳林,过小桥,来见一位从未谋面的老者。

那老先生正在约定地点等我,一见我,他便兴奋地说:“见了你的面,我觉得你俩很合适,这事差不多能成!”他马上拿出手机,给邻居打电话,叫男孩过来。没过十来分钟,一个高大臃肿的男青年骑车来了。

“我的天啊!”我在心里暗暗叫苦,不对不对,这个人太离谱了,我不想找这样的人。老头儿把我介绍给来人,让我俩随便聊聊,然后他就走了。

和这个胖技师真是找不着话说,我相信他也有同感,他也几乎懒得说话。他身上的确有点北京人的狂和懒劲。

我俩七绕八绕,来到一个美丽的湖旁,那里有很多盛开的荷花。我惊讶道:“难道这就是《荷塘月色》的荷塘吗?”他说是吧,不是很肯定的样子。但是,我已然很肯定了,朱自清应该写的就是这里。没想到,我踏着朱自清的足迹,来进行这样乏味的相亲。

问了问他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他的生活,业余时间爱上网,其他时间就是上班和睡觉。他对我也没什么可问的,大概也是感觉不对路吧。半个小时后,我俩就各奔东西了。我漫步在校园里,心想,糟蹋了这好景致,要是挽着爱人的胳膊来这里,会多美啊。

走出西门,我特地在马路边的小店里逛了逛,买了一条绣着花的牛仔七分裤和一件样式很顺眼的T恤,算是这趟没白来,就当是来买衣服吧。我这样安慰着自己。

49.我住院了

长期的压抑情绪终于显现出恶果。2004年春天,我忽然感觉下腹左侧隐隐作痛,甚至能感觉出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紧张之余,我赶紧找周晓萍想办法。

周晓萍给我介绍了一位他们医院的肾内科专家——年轻的博士李医生。我没有去门诊,而是直接到血透室找他。

周晓萍所在的医院十分庞大,科系复杂,在楼里穿行,就像走在迷宫里一样。你必须留心路标,记住路线,才能在出来的时候不转向。我在这个迷宫里七转八转,总算找到了血透室,这里是肾衰竭病人做透析的地方,李医生正在这里忙着给病人穿刺。据周晓萍说,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工作。等了一会儿,李医生出来了。

李医生是南方人,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个子不高,面目清朗,戴着眼镜,说话文质彬彬,但又不乏热情。在类似过道的办公室里,他了解了一下我的症状,之前我一直吃着治疗尿路感染的消炎药,已经两周了,症状并未好转。李医生果断地说,把所有的药都停下来,多喝水,两周之后再来看看。

两周之后再去看他,他正带学生。他说:“通过你做的化验和这些症状,说明你得的不是尿路感染。你也可以看看妇科,像你这个年龄,正好是妇科病高发的年龄。”他见我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又嘱咐我说:“你到妇科做一个检查,检查之前告诉医生你未婚,他们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去妇科检查的过程很恐怖,结果也很吓人,B超显示,我的盆腔里有一个4×10厘米大的肿物,不能确定是卵巢囊肿还是肿瘤。我需要住院做手术。

我只好安排好工作,利用休假时间去住院了。

我对看病和住院都视如畏途,第一次住院简直是硬着头皮去。但住院第一天就遇到一个有趣的病友,减轻了我对医院的恐惧。

住院的是一位小妹妹,她是家人送来医院的。她的母亲自然是啰唆的,父亲少言,姐姐热情。偏偏妹妹不领情,犟起嘴来。姐姐生气地说:“你属狗的呀,乱咬人!”妈妈对小女儿叹气地说:“都二十七岁了,还跟小孩似的。”女孩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清瘦、俏丽、聪明。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她原来是个律师,怪不得伶牙俐齿的。住院因此就有意思多了,有了一个可以聊聊天的朋友。虽然后来我们转到不同的病房,但总是一起结伴到楼下吃饭,中午到医院旁边的街心公园散步。

她有一个高大英俊的律师男友每晚来看她,他们从大学就恋爱了,是很令人羡慕的一对。她希望结婚能快点有自己的孩子,那种强烈的母爱,真不像这么单薄的小女孩应该有的。总之,我有点惊讶。

她很快就做了手术,因为手术简单,三天后就出院了。以为就是萍水相逢,不觉得以后还有联系。结果,她在我手术当天发来短信询问情况,后来又频频鼓励。我总觉得虽然和姐姐拌嘴时的她娇气任性,但实际上,当她独当一面的时候,却又成熟老练。可能现代社会能干的女孩子都是这样。

她走后,我接着住院。同病房有一位老太太,七十来岁,是位退休教师,来做化疗。化疗使她的头发掉光了,她每天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每天有个漂亮的小姑娘来给她送饭,是她家的小保姆。一老一少亲密得就像祖孙俩。老太太的儿女也时常来看她。老太太把住院当成过日子,每天她家的人像走马灯一样来去。令我惊奇的是,她把我看的《天龙八部》借去,读得津津有味。她说以前也看过,快忘了,重翻一遍。这套书我买了好多年,要不是住院,一直没时间看。

以为这是个絮叨快乐的老太太,有一天她突然嘤嘤地哭起来,其状可怜。我们劝慰她,她说:“隔壁那个老太太也是化疗,有老伴陪着,可我老伴十几年前就走了。我对他说,你走有我伺候,我走没人管。他真有福气,我今天落得这样……”我们以她儿女孝顺来安慰她,其实心里都很酸楚,因为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恩爱夫妻总得先后离世,那个后走的,要背负更多的思念和痛苦。

我的主治医生是邵医生。邵医生四十多岁,中等个头,戴着眼镜,总是在微笑。也许邵医生天生就应该是个医生,他身上的气质与职业相当吻合,沉稳,和蔼,充满自信。据化疗的那个老太太讲,主任医师的手术点名费是六百元,副主任医师的点名费是四百元。邵医生是副主任医师。以前有个老太太要做手术,对儿子嚷着:“我就要邵大夫做手术,我给一千元。”因为老太太觉得邵医生态度温和,值得信任。

我的手术安排在住院第四天进行。

医院的手术室在第十一楼。临上十一楼前,我叮嘱前来看望我的周晓萍,如果中途医生有什么突变需要家属签字,由她全权代理,不必让我妈做主,那样我妈会吓坏的。周晓萍点头,说:“放心。”我已经把她当做了我的亲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