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帝王丧葬
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且有所发展。陵园里只有一个重城，陵墓在陵园的中央，坐西朝东。陪葬墓区也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到景帝的时候，在文帝霸陵旁也建造庙宇。以后这种陵旁边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
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掘地起坟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这种形制在当时的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到了西汉的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凿山为陵”的墓室大多数是横穴式，并且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很多部分。而竖穴式的坟则改用砖和石料构建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和院落。这种墓室起到了椁的作用，所以墓室里的葬具只有棺而没有椁。在这些墓葬里，墙壁上大都绘有彩色的壁画，或者有模印的画像砖，而在石结构的墓葬里则大都是雕刻画像。壁画的题材很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之外，主要是表现帝王生前的各种生活场面。
西汉从高祖开始，出于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了很多陪葬墓，被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是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有的还把子孙附葬在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越高大。从西汉陪葬者的地位和身份来看，高祖、武帝、宣帝等帝陵陪葬墓中的多是朝廷重臣、名相。但到了西汉晚期，元帝、成帝、哀帝等陵的陪葬者则或是外戚，或是佞幸，或是嫔妃、宫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政治上的兴衰和变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厚葬之风最盛行的时期。包括珍宝、明器、陶俑、车马、粮食等。汉高祖刘邦长陵，在陕西省咸阳市窑店乡北的咸阳原上，坐北朝南，南面是川流不息的渭水，北面是巍峨壮观的九峻山，秦川故道穿过原下。长陵坐落在咸阳原的南部，居高临下，威武壮观，显示了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的尊严。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布衣提三尺剑有天下”的皇帝。楚汉战争中，他叱咤风云，“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身负重伤12次，最后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开始营建长陵。陵园是仿照西汉都城长安建造的，只是规模略小而已。陵园内还建有豪华的寝殿、便殿。寝殿是陵园中的正殿，殿内陈设汉高祖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完全像皇帝生前时一样侍奉。
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西京杂记》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汉代皇帝和贵族，死时穿“玉衣”（又称“玉匣”）入葬。它们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用金丝、银丝或铜丝编缀起来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
汉长安城东城墙遗址
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这里的工匠对大量的玉片进行选料、钻孔、抛光等十多道工序的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线相连。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做殓服，且使用九窍器塞其九窍，可谓费尽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许多盗墓贼，以致“汉氏诸陵无不盗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其实，即使那些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神秘的洞室时，企求“金身不败”的墓主人早已化作一捧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这些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元宵节”的由来
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羯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宫廷中举行而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民间还有两种有趣的传说：
第一个说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囊耳中，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铲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元宵节。
另一个说法与吃元宵的习俗有关：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有一年冬天，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汉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的原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时节，就比平常更加地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跟前尽孝，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深感同情，就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一天，东方朔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争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城里起了很大恐慌。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五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到皇宫去禀报皇上。
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地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地高喊：“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了。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这天叫作元宵节。
民间有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元宵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各类果料等，食用时煮、煎、蒸、炸皆可。起初，人们把这种食物叫“浮圆子”，后来又叫“汤团”或“汤圆”，这些名称与“团圆”字音相近，取团圆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人们也以此怀念离别的亲人，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一些地方的元宵节还有“走百病”的习俗，又称“烤百病”、“散百病”，参与者多为妇女，他们结伴而行或走墙边，或过桥，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节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少地方节庆时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这个传承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不仅盛行于海峡两岸，就是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区也年年欢庆不衰。
闹洞房是从汉朝开始的吗
婚姻对人生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古语就一语道破了它的重要性。因此古代民间的婚姻及典礼，随着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逐渐产生演化出了一整套的别具特色的婚礼仪式，各地还有不同的风俗特点。一般而言，古代男女要想结为夫妇，必须要经过相亲、订婚、迎娶、合房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大多数时候，要在男家举行成婚典礼，这个场合非常热闹，而这其中又以新人双双入洞房为高潮，在新婚典礼期间，亲戚朋友、乡党邻里、大人小孩，众聚欢宴，为了热烈气氛，往往想出各种小把戏，戏弄新娘新郎，逗乐众客及陪宾。这就是民间所谓的“闹洞房”。
“闹洞房”这个词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是这种闹洞房的做法却早在汉代就开始了。《汉书》中就曾经记载过，在新婚之夜，人们躲在窗外，窃听新婚夫妇的言语和动静，以此来取乐，这是有关闹洞房习俗的早期例子。
到了近代，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就更多了。至于民间有关闹新房的谚语、笑话、歌谣也丰富起来了。可见闹洞房习俗在民间一直是很盛行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容和形式也有一定的变化。
据说有户人家娶媳妇，新娘进门，一个人坐在屋里，新郎到外屋接待宾客去了。这时公公有事到新房，见儿媳妇美貌动人，一个人默默地端坐在床边。他心想，儿媳妇并不认识我，我也去调笑几句。于是上前搭讪问道：“新娘今年几岁了？”新娘子回答道：“18岁！”公公又问：“你家父母今年几岁了？”新娘子还是回答：“18岁！”“那你家兄弟今年几岁？”可是不管公公问什么，新娘子的回答一律是“18岁”！
公公觉得很纳闷，自言自语道：“新娘子莫不是昏了？一家人怎会一样年纪，全是18岁呢？”
谁知新娘子却丝毫不动神色地回答说：“不是我神昏，我家都是18岁，是没有大小的。”
公公终于听懂了儿媳的弦外之音，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抬起屁股飞似的逃出了新房。
这个故事后来还经过整理，被收录在《诸暨县故事卷》中，这样相似的故事在越地其他县也有流传。
那么，作为一家之长的公公，怎好到新房中去调笑，做出这种有悖于常理之举呢？原来，越中乡里盛行“闹洞房”的习俗，而且这种闹洞房的行为不分长幼，“新房三日无大小”，新娘子一进入夫家，家中村里的人，无论长幼，都去围观，就叫作“看新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风俗，这位公公去“闹洞房”调戏新娘，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因此而受到有聪慧心机和灵活口才的新娘的奚落，也是自作自受。
这个故事尽管内容简单，篇幅短小，却为我们探索民间婚俗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闹洞房习俗，提供了有趣的线索。
闹洞房习俗是一种陋俗还是一种良习呢？根据历代记录者来看，几乎持否定态度为多。大多数人都认为闹洞房有害无益，应该被废止。但是为什么至今仍连绵不绝呢？其实，对这种现象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做一点儿具体分析。
新婚大典是男女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是一个新的家庭组合的开始，无论从习惯上、感情上，还是长者的愿望，谁都想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通常办喜事的人家，总希望有亲戚乡邻来祝贺，亲朋好友来饮酒欢庆，青年顽童来闹房。民间有“吵吵发发”的俗语，这说明“闹洞房”的滑稽举动中其实也蕴含着人们的希望和美好祈求。
哪个人家办的喜事热闹，参与“闹洞房”的年轻人多，看新郎新娘的村妇小孩多，那就脸上感到光彩，觉得是众人“抬爱”。也可以说是平时邻里和睦、大方友好的表现，反之，如果某家结婚之日冷冷清清，没有人来看新人，没有孩童来追着讨要喜糖，那么说明这家人不是吝啬鬼，就是被人看不起的人。
“闹洞房”历来又有“文吵”、“武吵”之分。所谓“武吵”，就是指闹洞房的人举止不够文雅，动手动脚，损物伤人，甚至产生一些过于无理的举动。例如，旧时乡中闹洞房时，有的强行脱新娘女宾的鞋袜，也有强行阻止新娘上厕所，还有半夜爬窗撬门进入新房，卷走被席等等行为，更有甚者，还有人乘机发泄仇怨。
这些“武吵”的举动，从闹房的人来说，大多数时候无非是图个热闹，但结果却往往引起诸多不愉快的情况，轻则损坏新房物品，重则互伤和气，甚至伤害身体。显然这种“武吵”的做法和习俗是一种不受欢迎的陋俗。
而与此相对的，“文吵”却颇受乡里百姓的欢迎。每个乡村中总有几位能说会道、善于逗乐讲笑话的人，这些人一进新房，面对新人和新房中的各种用具嫁妆，能咏唱出各种既吉利又好笑的歌谣、顺口溜，来逗乐新娘陪宾和闹洞房观新人的人们。这些歌谣的内容大多是祝愿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尊老爱幼，早生贵子等，而且多是闹房人即兴创作，随口而编，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些歌谣还经常被收入到一些民间的文集中。
由此可见，“文吵”既能热烈气氛，娱己娱人，又没有伤人损物之虞，还是有它立足之地的。也因此，闹洞房的习俗在今天仍然存在，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但从汉代开始的这一民间习俗，还是一直流传至今。
汉代雕塑艺术
跪坐俑
汉代雕塑作品，在一些大型石雕上，能够充分表现统一的完整的形象；立雕、浮雕、线雕相结合；利用石料的天然形态，以简洁的方法突出主题，创造了富有特点的表现手法。
汉代的雕塑艺术中留下了最早的纪念碑式的雕塑。秦汉时代所建造的规模巨大的宫廷和祠庙建筑中的雕塑作品，现在所存无几。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现存的若干作品中的最重要者。其他尚有嵩山中岳庙前的石人（约118年）、曲阜“鲁王墓”前石人（146—156年）、武氏祠前和高颐墓前的石狮子等。
霍去病墓在陕西兴平县。由于他和卫青同是在反击匈奴窜犯掳掠的战争中建立大功的名将，所以他们死后都葬在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附近。茂陵及其陪葬墓，只有霍去病墓的石雕保存下来。制作年代约为元狩六年（前117年），现石雕尚存9件：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虎、卧牛、卧猪、矮人、人抱熊和怪兽食羊，都是整石雕成，长度都在二至三米之间。
“马踏匈奴”的雕刻是汉代的历史现实的有力概括。虽然受时代所限制，但是整个作品还是有力地歌颂了为解除边患而斗争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