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年因何受宠
李延年是汉武帝时期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定县一带），父母兄弟妹妹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
李延年年轻时因犯法而被处腐刑，以“太监”名义在宫内管犬，其“性知音，善歌舞”，颇受武帝器重，被任为“乐府”音乐的最高负责人。
李延年把乐府所搜集的大量民间乐歌进行加工整理，并编配新曲，广为流传，对当时民间乐舞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李延年对汉代音乐风格的形成及我国后来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也。”帝王家对外戚眷顾与倚重属情理之中——在世俗社会，普通百姓跟内亲之间同样走得亲近，又何况普通百姓眼里的皇亲国戚呢。
汉朝帝王重用外戚之家在历史上很有名，刘彻在位时“卫青、霍去病皆爱幸”，二人都是外戚，二人都“以功能自进”封侯。
刘彻对李延年的音乐才华本来就青睐有加，对李家其他人也寄予厚望。李延年的哥哥李广利和弟弟李季，都很快成为刘彻预备重用的人选。“中山素女，抚流徴于堂上”，刘彻虽然军国大事缠身，和李夫人的蜜月进行得却相当和谐通畅，不久他们有了骨肉结晶，生下一个儿子。做了舅舅的李延年跟刘彻的关系由此更加亲密，史书说他“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
汉佞幸宠臣列入正史者，汉武帝刘彻时“士人则韩嫣，宦者则李延年”。韩嫣从小和刘彻一起长大，“武帝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聪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韩嫣从刘彻手上获得的恩赏可跟刘彻爷爷文帝刘恒的宠臣邓通相比。但韩嫣这样的人，“常与上共卧起”，却不懂自觉和内敛，颐指气使目中无人，终于玩大发了，“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怒，赐嫣死”。刘彻讲情都不准，他便只有死了。
李延年为什么被司马迁和班固打入被鄙视的佞幸行列？他被他们看不起。或许他们会这样说：什么音乐呀，这方面有本事算什么有本事，这方面有才能算什么有才能，“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他不过是“以色幸者”的男色而已，“进不由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
“上古明王举乐，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李延年这样的歌者，现在我们谓之音乐家，在汉朝则称为“倡”。更为不幸的是，汉朝以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倡属下九流，在所谓的正人君子中真正关心音乐的人很少，音乐只是他们纯粹的取乐工具。而即便在今天，在我们某些人眼里，音乐仍然是娱乐和腐化堕落的衍生物。
“王者不私人以官”，被列入佞幸列传的汉朝外戚，李延年排在第一个，大抵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以倡出身列入佞幸当中的外戚。从此非议相伴，这真是天大的冤案。
石显如何惑帝王掌朝纲
石显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地主家庭，济南（今属山东章丘）人。小时候的石显在家人的宠爱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逐渐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心情不好时便拿家中的佣人出气。随着年龄的增长，石显越发嚣张跋扈，他倚仗家中的势力，在当地无恶不作，经常欺负穷苦百姓，当地人无不在背地里骂他为恶少。有一天，石显带着家中打手又在外面招惹是非，因一件小事与当地的另一贵族发生冲突，并闹到了当地官府，因对方的势力比石显家大，加上石显平日的所作所为触犯众怒，因此被官府判处腐刑。
一个男人遭受此刑便失去了娶妻生子的权利，变成了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在当时属于奇耻大辱。石显遭受腐刑之后，生理和心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残忍、贪婪、复仇占据了他的身心。按照惯例，人们在遭受腐刑之后，就会被送到宫中服役。石显也就顺理成章地来到皇宫里，当上了一名普通太监。
曾经目中无人、为所欲为、天天有人侍候的公子哥，突然间变成了太监，离开家人去侍候别人，生活环境的巨变使石显骄横的性格有所收敛。他刚进宫时是宫院里身份最低的小太监，被安排做一些杂活。此时，石显改变了以往的恶习，抱着谨慎的态度处世，谦和待人，并且寻找机会攀附权贵。他依靠自己善于钻营的本领，很快就结交了宫中的第一个狐朋狗友——弘恭。弘恭，沛县（今属江苏）人，进宫前研读过经史，通晓汉律，因犯法受腐刑进宫。弘恭为人圆滑，处世老练，在宫中很吃得开，也成为石显心目中的楷模。在与弘恭结交后，石显很快就学到了弘恭阿谀奉承、尔虞我诈的处世经。通过石显的苦心经营，加上弘恭的鼎力相助，没用多长时间，石显便由普通的服役太监升为中黄门，专门在禁中做事。
因为有了一定的身份和头衔，地位较之以前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大大激发了石显的权力欲望。在随后的时间里，石显和弘恭狼狈为奸，想方设法讨好上司，很快又爬到中尚书的职位。专门服侍皇帝，掌管文书，地位颇为重要。有一年，汉宣帝在宫中的众多太监中选拔尚书长官，由于弘恭通晓法令，熟知当朝的典章制度，又能说会道，善于溜须拍马，被皇帝视为最合适的人选，升任他为中书令，石显也得以升迁，被任为中书仆射，成为弘恭的副手。在汉朝，所有宦官的职称前都被加上“中”字。所以弘恭、石显担任的官职被称为中书令、中书仆射。
由于汉宣帝在民间长大，深知百姓疾苦，所以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轻徭薄赋，而且能够知人善任。虽然信任弘恭和石显二人，但并没有给他们太大的政治权力。所以，弘恭和石显并不安于现状，仍然在暗暗寻找着掌权的机会。汉宣帝晚年，发现太子刘奭偏好儒术，而且性格懦弱，不善用人，宣帝担心刘奭继承自己的皇位会败坏汉室，便打算更换太子。但是，皇后许氏是刘奭的生母，汉宣帝曾答应皇后不废太子，所以，在汉宣帝身染重病，快要归天之际，虽然叹息“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但还是降旨将皇位传给刘奭，同时任命3位大臣辅政。一位是外戚史高；另外两位是刘奭的师傅肖望之（任命为前将军光禄勋）和周堪（任命为光禄大夫），二人兼领尚书事。黄龙元年（前49年），宣帝病重，经医治无效逝世，终年43岁。
这时，27岁的太子刘奭即位，被称为汉元帝。弘恭和石显早已看出汉元帝懦弱的本性，此时身居尚书之职的弘恭、石显认为有了窃取权柄的机会。随着皇上的日益宠信，石显的权力也日益增大，埋藏多年的骄横本性慢慢暴露出来，逐渐开始了夺取朝政大权的行动。
石显在皇上的日益宠信下，不断拉拢朝臣，许多胆小怕事、贪图富贵的小人纷纷投靠了他，他的势力也日益增强。要想夺取朝政大权，首先便是削弱辅政大臣的权力。为此，石显和弘恭越发地献媚讨好汉元帝，在获得极大的信任之后，他们便倚仗自己熟悉朝政的优势，想方设法刁难抵制辅政大臣的意见。
在随后的几年里，阴险毒辣的石显又想方设法陷害了大量的贤良大臣，被罢官、入狱、杀头者不计其数。朝中百官都非常惧怕石显，人人自危。
石显的所作所为，得罪了很多人，他也深知自己不得人心，许多大臣都在盯着自己，寻找自己的过失，如果自己稍有差错，定会招来群臣的攻击。为了让汉元帝不听他人对自己的攻击，石显处心积虑地想出了一个花招。当时汉宫的制度是夜闭宫门，严禁人员出入。有一天，石显特意外出办事，临出发前，他向汉元帝请示道：“皇上，此次出行，时间较长，恐怕回来时天色已晚，宫门关闭，请允许我以皇上的诏令让把守宫门的官员打开宫门。”汉元帝信以为真，点头答应了。当天，石显在外游玩，故意深夜回宫，来到宫门前，他声称皇帝同意自己晚归。守门官员只得打开宫门，石显迈着四方步，大摇大摆地走进宫中。事情过去没几天，便有人上奏章，说石显矫造诏书私开宫门。汉元帝看完奏章，微笑着递给石显。石显看罢，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跪在汉元帝面前，很委屈地哭泣道：“皇上信任奴才，才将国家大事交给我处理。朝中的官员都很嫉妒皇上对奴才的信任，想方设法陷害我。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皇上是英明的君主，能明白事情的真相。奴才出身微贱，无才无德，很难让百官满意，让我放弃中书令的职务，到后宫做些端茶送水的杂活，那样就不会遭到他人的攻击。恳请皇上恩准我的请求，以保全奴才的性命。”天性柔弱的汉元帝怎能经得起这种悲悲切切的诉说，他急忙宽慰石显。汉元帝以为，石显精通朝政，没有骨肉之亲，又不勾结外官，完全可以信赖。大臣们跟他过不去，全都是出于妒忌，像这次宫门之事便是明证。此后，大臣们越是弹劾石显，汉元帝就越宠爱信任他，而且还厚加赏赐。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重，经医治无效，死于长安未央宫。当年六月，太子刘骜继承皇位，称为汉成帝。成帝的生母为皇太后，大舅王风为大司马将军，二舅王崇为安成侯，5个小舅也都封侯。其他子弟都在朝中担任要职，皇太后的侄子王莽也在此时逐渐高升。于是外戚王家成为西汉建国以来最为显赫的家族。俗语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得宠于当时的专制君主，主存，他便能继续得宠专权；主死，他便随之失势，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成帝即位之初，就以石显服侍先帝劳苦功高为名，加封他为长信太仆，秩中二千石，地位虽然有所高升，却被调离中书，失去了权柄。
几个月后，朝中大臣纷纷上疏陈述石显过去的恶行。成帝根据大臣的揭发，将专权达十余年之久的石显及其党羽全部罢官。至此，石显的恶势力顷刻间瓦解，上自文武官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京城中的百姓奔走相告：“伊徙雁，鹿徒菟，去牢与陈实无贾。”
石显被罢官后，回归故里。失去权势的他回想起以前风光的自己，不禁感慨万千。公元前33年冬，石显去世。成帝在位期间，没有再封赏宦官，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9年，专门由宦官任职的机构中书被撤销。
石显虽然死了，但是他对西汉王朝由盛转衰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因为取得了汉元帝的过分宠信而得到中书令的身份，继而又网罗党羽，形成势力网，专擅朝政，排除异己，致使朝中大臣无不为自保而敷衍公事。石显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最终造成地方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导致民不聊生，西汉王朝也因此走向了末日。
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吗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对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有重大作用。关于蔡伦与造纸术的关系，当今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他是造纸术发明者，第二种意见认为西汉初已用纸代简，蔡伦只是造纸术革新者。现在看来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因早于蔡伦200年前的西汉初即已有用于书写的麻纸。
在纸出现以前，人类曾经使用过许多材料来写字记事。我们的祖先最初是把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叫作甲骨文。商周时代，人们又把需要保存的文字铸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在石头上，叫作钟鼎文、石鼓文。到了春秋末期，人们开始使用新的书写记事材料，叫作“简牍”，“简”就是竹片，“牍”就是木片。把文字写在竹片、木片上，比刻在甲骨上、石头上，比铸在青铜器上，要方便得多、容易得多，可就是连篇累牍，十分笨重。当时，也有用绢帛做书写材料的，故《墨子》曰：“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但绢帛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就连孔圣人都说：“贫不及素。”这里的“素”，指的就是绢帛。汉代一匹绢帛（长约10多米，宽不及1米）的价格相当于720斤大米。
伴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的祖先不断地在寻找新的书写材料，最终发明了理想的书写材料，那就是纸。我国造纸术的发明，长期以来一般都归功于东汉时的宦官蔡伦，这是因为《后汉书·蔡伦传》明确记载：“自古书契多编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自此，人们常把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那一年——元兴元年（105年），作为纸诞生的年份，蔡伦也因此而被奉为造纸祖师，差不多所有产纸的地区都为他塑像造庙。在他的故乡湖南耒阳县，元朝曾重修蔡伦庙；在他的墓地陕西洋县龙亭铺（蔡伦于114年被封为龙亭侯），也建有祠庙；日本等国的造纸工人，也奉蔡伦为“纸神”。蔡伦受到国内外人们的纪念和崇敬，蔡伦发明造纸术似乎也成定论。但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实践，动摇了千余年来盛行的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说法。
首先是1933年，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上发现了一片古纸，这是一片麻纸，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纸面可清晰见到麻，在同一遗址中还发现有汉元帝元年（前48年）的木简，因此，该纸当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比“蔡伦造纸”的公元105年早了一个半世纪。
其后是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再次出土了比新疆罗布泊的纸还要早约一个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而且有数十张之多，经科技史专家潘吉星教授的研究和分析化验，确认此灞桥纸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所制成。在这之后，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也分别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再后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前179－前141年）的绘有地图的麻纸，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
以上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而且当时造出的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文字和绘图，这比蔡伦早了两三百年。东汉蔡伦虽然不是纸的最早发明者，但他改进了造纸技术。蔡伦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他认为扩大造纸原料的来源，改进造纸技术，提高纸张质量，就可以使纸张为大家接受。蔡伦首先使用树皮造纸，树皮是比麻类丰富得多的原料，这可以使纸的产量大幅度地提高。树皮中所含的木素、果胶、蛋白质远比麻类高，因此树皮的脱胶、制浆要比麻类难度大。这就促使蔡伦改进造纸的技术。西汉时利用石灰水制浆，东汉时改用草木灰水制浆，草木灰水有较大的碱性，有利于提高纸浆的质量。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他在尚方制造出来的一批优质纸张献给汉和帝刘肇，汉和帝很称赞他的才能，马上通令天下采用。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