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乌鲁木齐第十四中学校园的最南端，我们的后窗对着操场，我常常在写作的时候听到篮球击打在后窗护栏上的嘭嘭声。我们门前有一个只有十平方米的小院，我与儿子建造了一个不到四平方米的歪歪扭扭的小库房，入春以后在那里用我自砌的炉灶烧饭。我一面写作一面照顾着炉火，照顾——我要说是“摆弄”炉火是我的一大乐趣。煤炭的燃烧、封存与熄灭是一个伟大的化学过程，是生命与宇宙万象的象征。我的生物钟中有自动定时与报时装置，我能专心写着写着，忽然灵机一动，放下笔，到小库房去揭（蒸）锅，去竖暖水瓶，去添煤、抖灰或者去封火。我可以一面写作一面不时立起出去收信、报，去缴纳水电费，我从来没有旁的同行写作时的谱儿，什么不许有响动啦，什么不可以有外务的打搅啦，我从小学会的就是全天候抗干扰写作的。我的经历提高了我的抗逆性。经过了那么多的反写作非写作仇写作蔑写作，说了那么多狠话贬低写作，我终于可以比较正常地写作了，不无滑稽与悲哀。生命是用时间、年龄来标志的，王某人在四十多岁时重新写作起来，已经是中年写作而绝对不是青春写作了呵。
人的一生需要两次，第一次如诗如梦如火如喷泉如旋转起来了的万花筒，它注定会曲折会失败会垮台会碰壁破灭……第二次已经不那么激情那么洒满露珠那么七彩绚丽了，第二次的人生你会精明一点点，你会老练一点点，你会谨慎许多，只是你有时候会责备自己，怅然若有所失，你会回忆一些事情，暗自苦笑，终于……释然，有一点漠然。
34.突然享受了北戴河
多次的，应该说是随时的起起落落，使我无奈，使我悲伤，也使我不无得意……还能有多少人，像鄙人这样说起就起，说落就落呢？
一九七八年六月上旬，已经干净利索地戒了烟的王蒙坐了三天半硬席卧铺（能报销）火车到达北京。十六日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汇合，登上了经天津到北戴河的列车。同行的有老作家管桦与他的一个助手小刘，有安徽的单超，辽宁的洪钧和来自河北的一个年轻人小耿。还有一位搞俄语翻译的说话声音洪亮的先生。此后，还有云南作家彭荆风、评论家唐弢、上海作家孙峻青与师大教授许嘉璐都作为中青社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客人来到了这边。
我们坐的那一趟火车走了五个小时，那时经玉田的北线铁路更不要说是高速公路了，还没有通车。简朴的北戴河站，已经给我以不凡的感觉，整齐清洁爽利，大量树木花草，空气新鲜，天空蔚蓝，地面是由比重大的沙土而不是北京或者乌鲁木齐那样的易于飞扬的黄土构成，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从火车站一出来，就从树木的缺口处看到了似乎是固定在城镇上部的浅灰色的半透明式（我觉得像是果冻）的海洋，听到了海涛的呼吸一样的声音。那时的北戴河，经过“文革”十余年的闲置，门庭冷落，人车俱稀，建筑低矮，视觉听觉，不受任何阻拦。
如果是小说家，更欣赏的应该是冷落的北戴河。但是欣赏冷落，并不意味着反对发展。作家的思想情绪也是说不透的。
两年后我在小说《海的梦》里运用了我初到北戴河火车站的感受。
不只是风景，更是心情。新疆的冬天是从“五一”才算正式结束的，离开严冬不过一个多月，突然来到了阳光与海浪互映互戏的地方。
团中央的休养所在离海有一点距离的黑石路，是一处老建筑，老式房屋隐藏在桃林中，虎皮石墙，雕花木窗，木质地板与洋灰地混用，可能是由于许久无人居住，一进去就显得很阴潮。但毕竟是凉爽宜人。
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每顿饭后坐在宽宽的阳台的破损的藤椅上，赤着上身，穿着裤衩，拍着肚腹，吹着清风，海阔天空地聊天。
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
游泳的成绩就大了。我们选的是老虎石煤矿工人浴场。现在进这个浴场要买票，那个时候干脆没有什么人。我给自己定的功课是每次从沙滩到防鲨网两个来回。我虽然喜欢游，但是姿势极差，呼吸掌握得也不熟练。过去，一年游不了几次，刚找到感觉，季节已过，次年夏天再从头学起。而如今，有了天天洗海浴的条件，其乐何如！六月中，水温很低，我们已经正儿八经地游上了，确有长进。我有时甚至于觉得自己的运动动作条件反射带点傻气，一进了水，一下，两下，三下，蛙式就胡噜上了。我也游仰泳，是反着游蛙式，姿势不合规范。两次出征防鲨网之间则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时还没有晒多了有害的讲究。
游水游得多了，一次看自己的皮肤，毛孔的纹路与鱼鳞无异，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条鱼。就如在新疆唱歌，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胡人”。在新疆撒尿，包括出汗，都有明显的羊膻气味。而在沙滩一打滚，我更相信经过这么多事本人仍是顽童。我还年轻！想把一个快乐坚强，心存良善的青年彻底收拾掉，固非易事。
在这里游完，我们常常混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休养员的队伍，跑到对面的该院淋浴室冲一个冷淡水澡。也有时候就穿着泳裤，趿拉着拖鞋走一个小时，围着海滩转一大圈，再从东山宾馆一带回到住地。有时候走种植了大量针叶树的东经路，有时候走到处长满红柳的海滨路。那时的北戴河主要就是这两条路。
红柳本以为是新疆的特产，现在才知道至少在盐碱多这一点上，边疆与海滨无异，二者也有共同的植被。
常常黄昏时、入夜后到海边走走。我看到过月儿从海中升起，我看到过银光在水中闪烁，月光映照中的波浪，特别像一个个游泳者的头颅，我常常感觉到是一大批健儿在月光中游水。
这是很有趣的。这些都是我一九七八年在北戴河度夏期间的感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零年写的，然而当时的一九七八年写的是另样的小说《光明》，当时还=不敢写《海的梦》那样太知识分子味道的小说。
休养所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三十元人民币，个人缴的不多，其他由出版社补助。
伙食相当不错。
天热无君子。我们几个人，穿着短裤。拍着肚皮，喝着热茶，吹着海风，谈天说地，海阔天空，骂骂咧咧，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短短几十天，我拍拍肚皮觉得膘情渐好。我的开始变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原来只有五十三公斤，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够上六十公斤，这回，实现了。
身在渤海之滨，“火热”的生活仍然是纷至沓来。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的约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笠云的约稿信。
信上并说为了落实什么什么政策特向我约稿，周边一道写作的同志读后还有点反感，说是谁落实谁的政策？一个出版社又不是党，怎么这样说话？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人的尾巴开始翘起来了。
时值《上海文学》发表李子云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大受关注。我给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说《光明》，仍然有按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符合我的思想与情感——编情节的痕迹。
北戴河期间我也读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青季思（王按，即成吉思，与成吉思汗同名）·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是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我甚至此后有意对之仿效。
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收到过他的来信，邀请我担任苏联一个文学机构的顾问之类，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复。又后来，我在韩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韩写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说是他颇富VIP的官气。
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做过驻卢森堡的公使。被认为受过他的影响的我国作家颇多，包括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铁凝的某些短篇等。
此时正逢我的二儿子参加高考，他考入了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空军二炮学院。
能入军校，似乎也非常光荣，说明了我家的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为七七届毕业生，考入了新疆大学。
从六月十六日游到七月，从七月游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待了七十七天。到八月底，一逢阴天，颇有凉意，我知道，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观海戏水，算是足足的了，该走啦。
生活里其实充满偶然与无序，回忆与思想却使它们变得有理有致。北戴河之夏，是一个过渡，是我的第一次生命与第二次生命之间的一次衔接，一次休息，一次转换，从此，大起大落的王蒙又忙活起来了您哪！
35.春风处处来
海边方数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
《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韦君宜。中青社。老朋友黄秋耘（正在编辑《辞源》）。老同事与老同学。老文友与老关系，都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了。
黄秋耘一见到我就讲起了邵荃麟的悲惨命运，“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牛棚”，多少人睡一个大通铺，他一夜夜地无眠，干咳不住，死后连遗体都不知道哪里去了，生不见人兮，死不见尸。
我到我前后去过三次的大雅宝胡同的荃麟的家，他的夫人葛琴已经偏瘫失语，坐在轮椅上，流着眼泪，连哼一声亦属不可能了。终日不能活动，不见日光，她倒是又白又胖，更是惨不忍睹。
和这些元勋比，我们这一代人又是不幸中有大幸啊！谁活着谁就能看得见。
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编辑徐以、涂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与《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一稿的责编向前。抬头见喜，一是他们邀我参加众作者的华北油田之行，一个是要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出席采访第十次团代会。
当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还包括了筹备文联作协的恢复的一些工作人员，看了任丘油田，听了油田介绍，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当然也吃鱼喝酒一番。在一个物质生活长期匮乏的地方，吃喝俗务也不可略而不计。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从不可接触不可提及的另册被封杀者变成了正常的文艺人，我的生活面一下子扩大了。
去团代会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感动起来。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提到了大会堂里的红地毯，笔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置身事外。你喝的水，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想疏离，怎么办呢？
会议期间我参加了胡耀邦同志与大会部分领导人的见面。我只记得耀邦说：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团）干见新（团）干，大家拼命干！”不论何时，胡耀邦同志总是热情燃烧，干劲冲天。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区委干部喽。
我的记者任务带来的是报告文学《火之歌》，写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宁。
我写得很努力，也很拘谨。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敬礼，合金钢》，称这些经历锻炼，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为合金钢，此文发在一个青年杂志上，颇有反响。
在会上我见到了王照华同志，与他谈了我一九五八年的事情，这是根据韦君宜同志的意见办的。
九月，我也见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烦，第一，决定立即出我的《青春万岁》，只要稍稍改动一点易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段落，如写到的杨蔷云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写一篇后记，说明是当时写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前规格。第二，她认为时机已是适合，我当提出甄别五十年代的右派问题与调回北京来了。她还让我去找了在市委工作的项子明同志。项也是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解放初期他的身份是学校支部工作科科长。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等职，后来结合（注：
按当时政策，夺权后要由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与军管会代表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代行学政一切职权）在市“革委会”里。项子明也算老相识，对我很热情。进一步找到了市委组织部的黎光与沈谦等有关领导。黎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沈与我的姐姐姐夫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北京的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关心备至，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我参加了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来的人比上级规定的人数多出了许多倍，提起刘仁，提起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来自地下党的同志无不心潮澎湃，而刘仁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之惨状更是骇人听闻。二十七年后即二零零六年，我在河北省泊头市第一次参观了灰瓦高墙、地点偏僻、院落神秘的当年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旧址，感慨系之。
毛主席晚年常讲党心民心党员之心，那时听着还有点模糊，一参加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我算明白什么叫党员之心啦。
团市委的各色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不少。死者长已矣，生者仍恻恻。
在我出发赴北戴河之前，我从新疆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邵燕祥写了一封信，差不多同时，他从北京给新疆文联写了一封信找我，二信对发，也算友谊与缘分了。我从北戴河回京后到西便门广播局宿舍去看望了他。从他那里得知了林斤澜的地址，就在芳娘家的近处，幸福楼。我很快看到了老林，不久出席了林的请客，不但看到了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邵燕祥、刘真，还看到了浩然。当时广东的《作品》杂志发起了对于浩然的批评，人称《作品》发射了中程导弹。而在林斤澜这里，一片团结起来搞创作的皆大欢喜气氛。林斤澜比我大十好几岁，人称林大哥，很有团结四面安定文场的气概。林大哥定了调子，包括“文革”中被浩然点名批判过的刘绍棠对浩然也是称兄道弟，亲如手足。
倒是浩兄似乎仍在耿耿于怀，委屈，失望，不服……他适应不了从云端跌下的落差。
而最妙的是江苏的陆文夫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剧本，那时候的各电影厂都在拉着一批作家改本子，作家们借此也探贤访友一番，算是文艺复活、作家复生的一景。他辗转打听到我在北京，便与他的妻子管毓柔一起到崇文区光明楼我的岳母家找到了我。一九五六年由作协编辑的年度短篇小说选中，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他的《小巷深处》同列，我们之间有一种同科“进士”之感。
一九七八年夏，被封杀者纷纷露头，文夫也不例外，我在《人民文学》上读了他的小说《献身》，他写得非常动情。我们见面，有一种大难幸存，相濡以沫的感慨，也有一种天涯比邻，（即使从不见面）相知相惜的温热。
他的好友，江苏著名作家方之同来或是以后也来了，并建议我们一起去看望一次周扬，方之负责去联系，从方之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周扬的秘书谭小邢的名字，她的笔名则被更多的人知道：绿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