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主流亲密无间，我近了一厘米；我对于创作甘苦的体味不比你们任何人少一厘米，我宁要说是多深了、亲了一厘米；双百方针，我贯彻得也似乎比别人大胆了一厘米。这回是多了一立方厘米的空间。仅仅一厘米的区别就使杂志面貌一新！
在巴彦岱的庄子上。这是重返旧地，仍觉亲切。
32.又好起来了，是真的吗
都说一九七六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意义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革命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
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土崩瓦解，所有的批倒批臭，都变成了批红批香。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与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蝶恋花》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头”，竟然痛哭失声……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我意识到这一点，不敢完全相信……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坎坷……再不会以为从此天下太平，顺风顺水啦。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什么也不要说。
但是我要说，我已经被沉默了太久，我已经认定自己再不会出声了。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批判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的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我说：“那种一切通过实验的不苟分毫的态度和作风，那种建筑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实与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厦，不都是极其富有诗意的吗？”
我是怎样将此文投寄给《新疆日报》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传出来报纸的说法，说是对王蒙可以抱一个良好对待的态度。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了出来，时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一九六四年五月历时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杀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十七年，半冻结四年。
受到小文发表的鼓励，我又写了小说《向春晖》，发表在《新疆文学》
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上。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改造得已经很可以的了。别人读了说是不像鄙人写的，后来我自己读也觉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于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
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向前编辑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的标志。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帅气、潇洒、老到。好歹一本杂志是一个机构的代表，而这个机构又是全部组织的一个细胞，想一想就知道有多厉害了，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歪瓜裂枣儿似的个人。李凖兄有言：“作家莫见面，见面熊一半。”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被作家们爬的）格子……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者个人，人越多越搞不好，组织越严密小说或者诗歌越写不成，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
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
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这样艺术服务政治，应能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
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写得要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妈妈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这只猫常常会在有人临近它的时候翘起腰臀，发出喷鼻的“气声”，它的这种怪声曾经把一条大狗吓得后退，从中我算懂得了一猫拼命三犬难当的道理，我算懂得了当你处于弱势的时候，你很容易变得铤而走险，穷横亡命的道理。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才生下的小崽。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
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会不会这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节、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他们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
写到这里，立刻有一些姓名与书名呼之欲出。
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冷雨，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一屋子韭菜味儿，手上脸上都沾上了面粉，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稭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五内俱热：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天！
这是真实的吗？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吗？
立即有老同志老领导告诉我，你还要加把劲呀，不知道是说我写得还不够革命还是不够动人。反正是不完全符合这种要求，却又不符合那种要求。我读着自己的新作，似曾相识，又似乎陌生。这是谁写的呢？曰，王某，王某是哪一个？王某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半，现在，距那时又过了整整二十三载了。
33.人的一生需要两次
《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
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
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一九七七年冬，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对于“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我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我的眼圈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我与一批同龄作家所迷恋与崇拜的契诃夫就只活了四十四年，留下了那么多精致与忧伤）。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是乍暖还寒抑是欲擒故纵？不是陷阱？不是阴、阳谋？最后导致的只能是头破血流，益发无望？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节这一天，（由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写了《最宝贵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总而言之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换成了冰冷的石头，正像我五十年代看到过的民主德国电影《冷酷的心》
那样。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
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重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也可以想明白的事。
（北京有句俚语：惹不起锅，便去惹笊篱。这是我不得不采用的某种方略。
这里我骂的似乎是孩子，因为骂孩子相对不会找其他的节外生枝的麻烦。你认为责任不在孩子，太棒了，我成功了。而在小说《轮下》中，我结尾时忽然提到了主人公是祖国的“不肖子”，关键在于祖国二字，我只能写到如此程度，总会有人读得通的。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关于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发言中，我明明白白地说到是对体育的“宣传报道”工作提一点意见，但具体意见我只能从某些运动员的言行举止来举例。国人都知道，宣传报道比运动员的言论更有目的，更重要。运动员重要的是成绩与名次，说法则要靠宣传报道。于是一些嫩伢子以为我在挑剔运动员，连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也是这样议论的，太好了，他们得出了王蒙要他们得出的结论。但他们也太笨了，他们硬是不用大脑而用脚后跟来思考问题的啊！）果然此时与此后，都有明白人说王某对那个孩子太严厉了，大概是王某太“左”太“左”了，呜呼……无论如何，我借着蛋蛋的姓名牌，哭出了王蒙的眼泪。作品描写市委书记严一行（一个直白的教条味儿的人名）的儿子蛋蛋，十五岁时在胁迫恐吓下向造反派头子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下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此，严一行几乎是像批判叛徒一样地批判了儿子蛋蛋。
这是说蛋蛋吗？怎么像是说的王蒙？王蒙也经历了换心的手术？时至今日，时至写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说的三十几年以后，王蒙读起来仍然是怦然心动，泪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
而小说的结构与前后文，披挂好了全部攻防甲胄，有对毛主席的深情，有对共产主义的讴歌，有把“四人帮”与党严格分割开来的快刀斩乱麻的界限，还有结尾处的“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这样的严一行的心语。怎样揭批“四人帮”也是严守华主席部署，无一字无出处，无一词无来历：大大地良民一个！堪称无懈可击！哪怕是交给我的那些如河南作家张宇所言的私淑“研究生”（有这么一些人，以专门研究和找茬子为他们从事他们实在无力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毕生使命），也未必有文章可做。
小说寄给了萧殷，萧老对此作不十分满意，他回信说我搁笔太久了，尚须恢复一段。也是需要再加劲之意。我想他老不喜欢我的这种理性与直挺挺的抒情，这种大帽子阵势与直接政论。他在夏秋之际的《作品》上将此小说发为第二题，头题是舒展的《复婚》，写一个“文革”中跳跃不止的夫人，有些幽默讽刺，也比《最宝贵的》多了些趣味。
后来得知，这篇东西很快被一位在《德国之声》供职的深度近视眼的联邦德国汉学家译成了德语，他指出，换心的故事发源于德国。
与此同时，令人鼓舞的是我收到了青年出版社第二（文艺）编辑室著名编辑黄伊的信，约我去北戴河团中央疗养所去写作。也许这才是两篇小说所宣布的王某人的存在与“复出”（此词可能有些恶心）的最大“效益”。
喜讯醉人。北戴河！是领导、巨商、要人、洋人（此时有一个更加高尚的雅号：
“外宾”）们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喜欢去的地方。是大海无边。是sanatoria——疗养地，维吾尔语、俄语、英语都是这个词。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说我要去。
出发前一大成就是把烟戒掉。我的戒烟方法与别人不同。我读了一篇谈吸烟毒害的文章，里边特别提出香烟燃烧中出现的三四苯丙芘与煤焦油对人体的危害。我很喜欢“三四”这个词，直觉认定它的科学含量高。
而我在戒烟的关键时段，一犯烟瘾，一有戒烟半途而废之虞，例如饭后思烟，就找出我留下的剪报，阅读有关三四苯丙芘的段落，一见此词，立即感到了刺激，不似吸烟，胜似吸烟，看到了三四苯丙芘在肺叶上的浸蚀与细胞开始糜烂，看到了白脓与红血，找到了戒烟的感觉，找到了恐惧、警惕、科学与终极眷顾……也找到了烟与生命的形象与内涵，再不想，不必，不劳吸烟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底，王蒙结束了他吸烟十四年的历史，从此再未吸过，即使最好的“三五”或者“七星”或者“万宝路”，我也是一闻到就不喜欢。与香烟从此恩断义绝。只是后来许多年有那么一次，有几天我好像想吸一支烟，终于还是没有吸，吸烟的年代已经与所有的不愉快的事件一道，变成了陈年旧事。
而现在这位名叫王蒙的人又架不住红尘扰扰，功业熏熏，坐到了桌子前边，心潮澎湃，今儿收到了这个角落、明儿收到了那个旮旯的约稿信，像煞有介事，划拉起来，据说还能思想，还在遣词造句，推敲斟酌，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可以为写作而激动。你可以认定自己不要写不能写不思写啦。你可以对写作狗血喷头，嘲笑咒骂。你可以迎合着写。你可以替别人构思。按完全非己的思路构思。你可以说写就写，像超女一样地想唱就唱其实是有了平台与褒奖才唱。你可以说不写就不写。你身上已经安装好了开关，你操纵自己的写作比操纵任何灯泡电门都易如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