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音：
欧阳修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更是北宋政坛著名的谏官，欧阳修对于政敌是针锋相对、毫不手软，耿直不屈的人格成为他个性的标签，然而他的这个性格有时候也会伤害到别人，甚至会做出费力不讨好的事，在欧阳修的一生中，这样的事绝不在少数。欧阳修与范仲淹是同道好友，而在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的这支生花妙笔却得罪了范仲淹的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康震：
在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去世了，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知道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那是非同寻常，范仲淹对欧阳修有奖掖提携之恩，两个人也是同道的好友，友谊非常深厚。范仲淹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文人，就邀请当时他们一起推行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重臣叫富弼，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邀请欧阳修为他的父亲撰写神道碑。解释一下，墓志铭是埋在坟里头的，写好了以后刻好了以后就在坟里头了，将来多少年以后把这个坟刨开了，要了解墓主的生平，就看这墓志铭。神道碑是立在墓道上的，就是，是在外边别人能看见的。就这么个区别。一个是在暗里的，一个是在明里的。这个任务交给他，他不能不写啊，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应该写，可是对欧阳修来讲这太为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要评价范仲淹就意味着要评价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史，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范仲淹跟他一样在政治上也是起起落落，他可能没有一个私人的敌人，但是他可能拥有很多政治上的对立面，那你现在评价范仲淹，那些对立面的势力还都存在着，所以欧阳修就说什么呢？说我写这个神道碑，对上不能有损国体，因为范仲淹生前担任的职务那是跟国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对他的评价不能有损国体。第二，也要躲开那些对立面的明枪暗箭，我不能把这个神道碑一写出来，结果招致一大帮人的群起而攻之。所以他说写这个神道碑首先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稳当，稳当的内涵就是要公道、要公平。我只要立住了公平，谁也说不了我什么。所以他说“须先自执道义也”，我自己先把道理拿定了，把立场立定了，我自己的说法确定了，我的原则确定了，我对范仲淹的评价就好办了。
就写了，富弼的墓志铭写得很快，写完了之后就埋到墓里边去。欧阳修的神道碑写了15个月，你想欧阳修这样的散文大家、政治家，溜溜地写了15个月，交稿交得特慢，这才写出来，写出来他还不放心，专门交给当年与范仲淹在宰相府里共事的韩琦，让他过目。韩琦给他提了一些意见，他进行了修改之后，然后才拿了出来。嘿，我跟你说啊，他是千小心万小心，你看他们原来同一阵营里边的韩琦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没有意见了。最侥幸的是他们的对立面们没有任何声音，这就说明他做得公道不公道呢？公道。稳当不稳当呢？稳当。
才是的，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写墓志铭的富弼，富弼看了以后没有明确地讲不满，但他讲一段话，这话是大有深意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写文章求的就是善恶分明，我要写善就是为了劝诫后来。我要写恶，就是为了惩治那些败类。我写的文章从来都不模棱两可，怎么叫不模棱两可呢，就是褒贬分明，让善人能长生，让恶人下地狱。如果写文章前怕狼后怕虎，左右都害怕，我不高兴这样做，我写墓志铭就坚持的这个原则。而且他说什么呢，我明确说，我在给范仲淹写的这个墓志铭里边，我就是激烈地抨击了当年的那些对立面，我知道他们那些对立面的后人现在还活着，我不怕。我把这话讲出来，他们肯定会群起而攻之，但我就是不惧怕，我活人就活个有原则，原则分明。大家都能听得出来，是吧，要是没意见他平白怎么说这番话呢？欧阳修啊，对这段话有一个明确的回应，他怎么说？他明确地告诉富弼，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请人另写，哥哥我不干了，我还真不惹这个，你们觉得不合适你们另请高明。
画外音：
欧阳修与范仲淹不仅是政治上的同道者，更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以欧阳修的绝世文才，为范仲淹书写的神道碑文肯定如花团锦簇一般，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文章写成后反对的声音却并没有出自政敌的阵营，而是来自身边的好友，这是为什么呢？
康震：
大家知道，范仲淹当年推行革新的时候画了一幅《百官图》，所谓《百官图》那就是在当时做了二十多年宰相的吕夷简的门下关系盘根错节，这些当官的，谁是怎么上去的，谁是怎么做官的，那些根根梢梢都跟这吕夷简有关系。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百官图》目的就是要揭开这个黑盖子。打起来了、冲撞了、矛盾了、党争了，先是范仲淹被贬，欧阳修那会儿不是也被贬了吗，后来吕夷简也被贬，在这当口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夏和北宋的战争爆发了，吕夷简重新为宰相，他一做宰相，就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主动向皇上提名，这时候应该紧急地调回范仲淹，让他全权负责对西夏的战争。在写到这一块的时候，欧阳修在神道碑里是这么写的：
“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被起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欧阳修
吕夷简重新做了宰相，范仲淹也因此重新被起用，两个人相约共力杀贼。天下之士都因此称许两位国家高级干部。就这么个事。问题害在哪儿了？还不光是富弼，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就坚决不同意。范纯仁说什么？“我父至死未尝解仇。”我爸爸到死都跟那吕夷简没完，跟那仇就没解开过，我就没听说过他老人家什么相约共力戮贼杀贼，没有的事。富弼他又不是范仲淹的儿子，他不好讲得这么明确，他是从评价一个人要善恶分明，是吧，要有原则，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他的意思也是一样，你怎么能乱写呢？吕夷简那是咱们什么人，那是咱的仇人啊！你现在说的是咱那头儿范仲淹跟他相约共力杀贼，那咱们的原则不就丧失了吗？你这不是和稀泥吗？你不就怕得罪人吗？但是范纯仁不一样，这是给他老子写的盖棺论定的评价，他当然急眼了，我爸爸到死都没跟他平息了这过节，没完，我这儿还没完呢。
欧阳修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我们已经对他很了解了，欧阳修怎么说？说我也吃过这吕宰相的亏，他也治过我，但我跟你们说，我写他跟范仲淹的事情那是要公道的，只有公道才能传之后世。我听说范仲淹说过，他一生从来没有怨恨过一个人，这事就奇了怪了，他自己都觉得跟这个吕夷简之间没仇了，你这当儿子的出来非说地底下已经死了的两个人互相之间仇没解开，你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父子俩怎么就差得这么远呢？我告诉你，这是欧阳修的原话，说什么，你说你父亲说没解仇就没解仇了？你那会儿才多大？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你小兔崽子你懂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欧阳修在这问题上非常地鲜明？因为评价范仲淹关系国之大体，就是对范仲淹的评价如果出现偏差的话，那就对整个这一段的历史，对这一段的北宋国家的形象有重大影响。他要是个一般的县令那就算了，对不对，你爱说怎么怎么，只要你高兴。这是什么？你的父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主持朝政，代表着国家的朝政的形象，我能为你这小子的这两句话就改吗？我是证人，我听见了，我见到了。
那大家可能就说别激动，别激动，我们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说欧阳修这么说，我们说对。那他儿子人家肯定回家跟他爸爸也说过这事，他也这么说，富弼也是当事人呢，他为什么意见跟你也不一样呢？这就得再看第三者的记载，司马光，大史学家，在他的著作里边对这个事情有原原本本的记载，他记载的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呢？范仲淹回到朝廷之后对吕夷简说，我呀，以前对您多有冒犯，我真的没想到，您能提名提拔我，我没有想到您能这么做。吕夷简怎么说呢？说
“夷简岂敢负于旧事为念耶？”——宋·司马光《涑水纪闻》
在国家大事面前，我怎么能以我们过去的过节萦怀于心呢？我们都是干什么事情的人，我们都是为国家做大事的人，不能以个人的私人的小过节为念，这是一个证据。后来的苏辙也曾经记录过一个事实，范仲淹临到前线去之前，专门给吕夷简写了一封信，向他承认当年所犯的一些不得体的错误。当然有的人解释说，他要走了，他担心在后院捣乱，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不管怎样讲，这个人愿意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自己能够全力地在前线组织作战。那大家说，这你又都说的是第三者，问题我就想问范仲淹到底写没写这封信，我告诉你，还真写了，这封信的名字就叫《上吕相公疏》，现在依然能够在宋代人吕祖谦所编的《皇朝文鉴》113卷里边找到这篇全文，但是你到了南宋朱熹的时候，翻开范仲淹的全集已经见不到这篇文章。很显然这文章被谁删了？被范纯仁删掉了。在这篇文章里头，在这封信里边范仲淹是怎么写的，他感谢吕夷简说：
“褒许之意，重于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范仲淹《上吕相公疏》
你对我的奖掖之恩，对我的褒奖之意，真是重若金石。我真是诚惶诚恐、诚惶诚恐。
“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范仲淹《上吕相公疏》
我自己很惭愧，当年我的一些说法、我的一些行为不但对皇上不敬，对您这样的国之大臣也不够尊尊。是一种善意的释放，就是一种想要和解的一种善意。最重要的是范仲淹在这封信里头还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当年唐朝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不对付，不说话，后来等到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时候，两个人执手立志，共戮国贼。您就是当朝的郭子仪，我肯定没有李光弼那能力，我担心有负国家的期望，也有负您的期望，范仲淹是这么讲的。所以我们说既有范仲淹本人的这封书信，又有司马光、苏辙等人的记录，同时不管怎么讲毕竟欧阳修是与范仲淹共事过的，这样的事情遮是遮不住的，应该说，这应该就是事实的真相。就是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写法上、态度上，富弼跟欧阳修有分歧，范纯仁更是无法容忍。
画外音：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对范仲淹的家人来说，吕夷简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对头和夙敌，那么两个人的过往又怎能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神道碑上呢？而作为欧阳修来说，他又为何非要一意孤行，甚至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属，去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当文章写成后，范仲淹的家人们又该拿它怎么办呢？
康震：
结果很不愉快，范纯仁让人从碑上把“至此、以至”那的二十多个字全部都删掉，全部磨掉。就是凡是涉及到说我爸爸跟吕夷简和解的那些话全数删去。欧阳修的做法是拒绝接受被删掉以后递给他的拓片。他明确告诉大家，以后你们要想看我写的给范仲淹的神道碑，甭去看那块碑，那不是我写的。要看得看我家传的集子。就是我自己将来，我百年以后我自己传世的集子，您看我那个。你要看那碑，告诉你，那人不是我，那上刻的是欧阳修，那人我不认识，你得看我自己的。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知道欧阳修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大家可能就说了，这个欧阳修就不犯错啊？他那个神道碑就写得那么精准？也有错。欧阳修他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人、坚持原则的人，但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不是一个犟人。他有错，什么错呢？他在里头写呀，说宋仁宗曾经想率领文武百官给他母亲磕头，上朝的时候，范仲淹说这事不妥呀，力谏止之，就是拼命地劝他，把这事给劝下来了，没发生。后来苏洵在编这个朝廷的文件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劝住，还是发生了这件事。就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就改过来了。还有包括他在写这个神道碑的时候牵扯到范仲淹的履历，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别人看了以后也告诉他说你这个不对，前后顺序都是乱的。欧阳修明确表示我写神道碑不是给他填履历表，我的这个排列是按照我自己行文的意思来排的，我特别做了注明。你们如果要了解范仲淹的履历，千万别看我这块碑，你们可以看什么呢，看墓志铭，墓志铭里边会详细地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他任官的先后。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是可以改的。
那么大家就说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大的分歧呢？甚至不惜得罪人家家属，本来这是个好事，是不是，他跟范仲淹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好的朋友、同道者，人家属让你写一个盖棺定论的神道碑，你就写成这种结果，两厢都不愉快。为什么呀？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大家要知道，像唐代的“牛李党争”那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权力，争的是政治利益。宋代的时候，在范仲淹、吕夷简等人所发生的争论从最开始的时候叫做“君子之争”，争的是什么呢？政见不同，绝对不是争的权力。就是说对于朝政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发生争论，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可以进行辩论，真理愈辩愈明，谁对的我们就服从谁。所以君子之谏、君子之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欧阳修等人拼命地给皇上说，我们是朋党，但我们是君子之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可是大家要知道，争着争着就容易意气用事，争着争着，原来本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争政见的不同，最后就变成了派性的斗争。只要是你说对的我就说是错，只要你说错的我就说对，这样一来就把派性的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很糟糕的。
我告诉你革新派们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原来欧阳修、范仲淹被贬之后，蔡襄写过一首诗叫《四贤一不肖》，这四贤说的是谁呀，四贤说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是高若讷，就那倒霉的谏官。欧阳修不是写篇文章骂他吗，最后骂完了欧阳修也被贬了。这《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它就很有分寸，因为当时的人明确地了解到蔡襄写的是事实，这几个被贬的人确实很冤枉，而高若讷作为一个谏官在当时的表现确实让人不齿，所以《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虽然写的是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但是大家基本是认同的。有人攻击蔡襄，革新派的人就为他说话。可是到了后来，我说过一个人叫石介，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歌颂庆历新政，但是却诋毁反对派，这就很麻烦，我说过，范仲淹看了这首诗都说此等怪人一定坏了我等大事，韩琦看了也说，国家大事岂可以此言之？我们国家的大事怎么能这样子意气用事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首诗里边，石介对那些对立面和反对派极尽人身之攻击，一吐心中之愤懑。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你可以讲道理但不要骂人，你越骂你越没有道理，所以石介写了这首诗在革新派阵营内部却引起了比较反感的回声，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样做就是派性斗争，就不再是“君子之争”了。
所以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像欧阳修他是很清醒的，他就要反省，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大家要知道这些派性的斗争会让政治空转。有人曾经评价过这个事件，说什么呢，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君子之争，君子之争是为了反对小人，但是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就偏离了方向，小人没斗倒，老百姓吃亏了，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了，派性的利益一旦站在了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他会以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名义来实行派性的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些所谓的君子、所谓的革新派，当他们要斗这些反对派的时候，他们用的手段跟那些反对派用在他们身上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些君子用了小人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一来君子何以自明？你们是代表理想的，你们是代表革新的，你们是代表民众的希望的，但是你们所使用的手段跟小人一样，你们最后所争的利益也跟小人一样，你怎么说自己是君子之朋？所以你注意啊，这种争端欧阳修看得是清清楚楚，他要反省不是他个人反省，他要替整个他们这个革新集团反省。再说深刻一点，他为整个国家而反省。
所以我们说，欧阳修写这个神道碑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对不对，那你要说这有多大的事，你给他爸爸写了一个神道碑，人不同意。说就在这么个小事上，当时俩人就是没有相约共力戮贼，没有，那是出于对国家的考虑，但是绝对没有跟吕夷简互相相约如何如何，更没有给他写什么信承认错误，没有的事，看上去是个人的意气之争，但是因为吕夷简和范仲淹都是国之重臣，他们俩的私人之争那就会损伤国体。所以为什么欧阳修说一开始写这个神道碑他就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他要不能有伤国体，我总不能把当年两个最主要的执政者写的互相在掐架，现在就像富弼说的一样，要界限分明、要是非分明、要善恶分明，那怎么办呢？那过去的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两个人打架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打架的历史吗？这个问题欧阳修脑子清楚得很。
南宋的大哲学家朱熹是欧阳修的知音，他对欧阳修的评价很高，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欧阳修的这个评价里头，在之前吕夷简贬谪范仲淹，可罪啊，这件事情做得差，我们可以说他犯了错误，严重的错误。后边他又起用了范仲淹大书可书，一个人他的缺点错误和他的优点都是很分明的，你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对国家有好处。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杰出人物的评价要客观、要公正，只有客观和公正才对国家和民族会有长远的数不清的好处，你这样的评价公正了，人民对历史的判断和评价就会公正而原则鲜明。
画外音：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史官欧阳修的眼中，为范仲淹这样的人物撰写神道碑文，就应该抛开个人的情感，在碑文中，范仲淹、吕夷简等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朋友或者是政敌，而是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活动就是宋仁宗时期一部政治史的缩影，所以，只有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才能让后人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而欧阳修的这种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却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除范仲淹的神道碑文之外，欧阳修又做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欧阳修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康震：
欧阳修得罪人得罪得多了，这刚才说的是评价范仲淹，评价包括里边其实也牵扯到评价吕夷简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是多么突出，叫尹洙。这个尹洙是欧阳修在北宋前期推行“古文运动”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同道者，大家对这个人可能比较陌生，这并不要紧，关键是看欧阳修对他的评价。尹洙去世了，尹洙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请欧阳修给尹洙写墓志铭，这回听明白了，前头那是写神道碑立在外头的，这回就让他写墓志铭，是埋在里边的。这没问题呀，这个好写啊，这只是文友，不是政治上的同道者，而且尹洙基本上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在古文上。
好了，墓志铭写好了，写好了人家属不干了，这回是他老婆不干，对我们家老尹你评价得太低了，写得太少了，是不是，你看他是北宋初期的“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你对他评价就四个字，叫“简而有法”。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地简约，对于材料的取舍非常地科学，完了。人家属说了，家属说，就我知道还能再写两条呢。还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尹洙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推动当中是首倡者，第一个提出来的，有首倡之功。第二，当时的人都写骈体文，说我们家尹洙在于破骈体立散体文的方面，他有突出的贡献。你把这三条都得写上，而且你字得写多点。
欧阳修是不会妥协的，欧阳修说什么呢？他说当年韩愈给孟郊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孟郊。他给樊宗师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樊宗师。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纪念方式，我给你写墓志文的时候，我写的这篇文的风格，我就模仿你的风格，这是对这个伟大的逝者最好的纪念。尹洙生前的文风就是简而有法、简而有深意，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他的文章是非常地简练的，但是他取舍的材料是非常地精到的，他的文章是很简约，但它里边的含义是非常深刻。我现在写他的墓志铭就用尹洙当年的文法来写，这是第一，没有错。第二，骈文和散体文没有优劣之分，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文章写得好，骈散捏到一块儿也能写，可以将骈文加入到散文当中，写散文的时候也可以用骈文的方法，写骈文的时候也用散文的方法，这个不存在功劳的问题，什么破骈入散，不存在，这不是一条功劳。至于说首倡之功，我看未必，在尹洙之前已经有几位大将开了“古文运动”的先河，欧阳修没好意思说，更别说以后还有我这员大将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北宋的“古文运动”真正的推动力在于欧阳修，欧阳修不但地位高，才力雄富，而且他才华卓著啊，他的推动对“古文运动”的推动是关键性的，这个当然不必说了，但是首倡之功他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欧阳修说了，这三条你说的这意见我都不能接受，他最后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论尹师鲁墓志》，我就给你论一论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的，最后说句什么话？说想当年读我的文章里头最知己的就是尹洙，他看我的文章看得很快，不过几行之后就知道我的立意和用心。我告诉你，我写这篇文是为了慰藉我的亡友，我哪儿考虑到给你们这些小子、你们的感受啊？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跟刚才那态度一样，就是我之所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当年是与我同道的人，我们是在一起共同推动“古文运动”，共同进行政治的大的改革的。我评价的是历史人物，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的老公。在我心里，评价的人他的历史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你们亲人的地位，所以我不会为你们改变。
当时尹洙去世的时候范仲淹在旁边，范仲淹怎么能不了解欧阳修呢？他就做分工，韩琦写那墓碑，栽到墓道旁边的公开让大家能看到的，你呢就写那墓志铭。他太清楚欧阳修会怎么写了。他就给韩琦写了一封信，信里边说呀，最近欧阳正在给尹洙写墓志铭，写得很好，词义高妙啊，可以传至于将来。可是有一样，就是这个他对尹洙的评价可能会让有的人不满意，你说换个人写吧，影响又没那么大，是不是？你说让别的人写吧，哪有欧阳修的影响大？可是让他写吧，他评价老是不满，就是老欠一点，难免引起别人的不满意。而且欧阳修这人有个毛病，他写的文章不允许别人改，你要改了那是你写的，要看我的，在我的书里边，你说这不是麻烦吗？我呀，就跟你说说，你就多写点，哎，他那儿没写的你就都写了。所以这样一来，（范仲淹）他是很老练的一个人，这个老练是基于什么大家要知道，是基于深深的友情啊，他们的好朋友去世了，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评价得好一点，人都去世了多说点好话。可是欧阳修他知道，那是当过谏官的人，那是跟皇上吵过架的人，那谁都不怕，是不是，他的原则定了谁都甭想改，那怎么办，只有改韩琦的了，你多写点吧，韩琦的那个墓碑那文字比他的墓志铭多出两三倍去，那人家家里人看了肯定欢喜啊，是吧，你看这才像个样子是不是？哪像你那个抠抠搜搜的写那么点字？
这个问题上，我们来看什么问题呢？欧阳修这个人他是一个内心里边始终坚持公道的原则，我认为真理是怎样的就是怎样。有时候真理很难看的，没事，这是真理，真理就这么难看，摆出来就行。这样的原则，这样的鼓励，就让欧阳修的人格成为宋代士大夫中间特别具有代表性。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人格风范。欧阳修的人格风范那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坚挺、挺拔、绝不弯曲，而且他的原则你说不出什么来，他确实是对的。我们说通过这两件事，这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就能看出来欧阳修人格的特点，但是他不改初衷，可我告诉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欧阳修终于朝廷没说的，忠于圣上也没错，但这种忠诚有时候也会铸成大错，在后边的经历当中，欧阳修的忠诚就害了一位大忠臣，要问这个忠臣是谁，欧阳修是怎么不自觉地害他的？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