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讯传来，顺治沮丧至极。要知道大军主帅战死，可是清太祖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以来首次发生，可谓震撼全军、震惊朝野、大损清廷颜面。顺治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正月十三日谕授随征贝勒屯齐继为定远大将军，统领征剿湖南大军，并特赐敕谕告屯齐以下及夸兰大以上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将领：“我朝用兵，俱以全力，克敌制胜，此尔等所悉知者。尔等此番昼夜疾趋二百三十里，以致士马疲劳，此大失也。嗣后诸事，悉于夸兰大等以上，共相商酌，谨慎而行。如值渠冠应分遣众兵者，则于固山额真公韩岱、伊尔德二人内，遣一人，另一人毋使离尔贝勒屯齐左右。此外量有分遣者，则于蒙古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夸兰大内择可为帅者遣之。其一贝勒（巴思汉）、两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勿遣离尔所。尔贝勒屯齐，率本旗护军，居中而营，贝勒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公韩岱、伊尔德，当各领护卫及亲军，同贝勒屯齐军于一处。其提问章京马尔泰、侍卫阿过、土雷等，宜加详鞫，有坠马被创情有可原者，执解来京，如果情无可原弃主奔渍者，即就彼处正法。”同一天，顺治又敕谕往征广东定南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等将：“尔等率师，可往会湖南大军，既会之后，尔阿尔津当同韩岱、伊尔德与贝勒（屯齐）同营，凡事共相商酌而行。”顺治同时又歉谕屯齐、韩岱、伊区尔德等将：“兹遣阿尔津等统兵往会尔军，俟其到日，其所给阿尔津敕印（定南将军敕印），尔贝勒（屯齐）收贮，可令阿尔津驻尔营内，诸事与韩岱、伊尔德、阿尔津等会议而行。如分兵他出，此三人，或遣一人，或二人，须留一人，毋离尔所。”
顺治的这几道敕谕可谓妥帖细腻，特别强调要保证主帅的绝对安全，强调和谐一致，诸事集议而行，并严明了军纪，这一正确的用兵方略让清军转败为胜，挽回了孔有德、尼堪之死的败局，重新获得主动权。
顺治帝此时重新反思，决定改兵略为以战为后盾，以抚为主，抚剿兼施，在以王贝勒、固山额真为统帅的八旗军支持的前提下，重用故明降臣，充分发挥汉兵的作用。并且，开始招抚郑成功：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十月九日，15岁的少年天子顺治赐予浙闽新任总督刘清泰一道敕书：
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忍背弃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郑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睿王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其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仍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着管理，稽查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馘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
这道敕书是顺治给郑成功搭好的台阶。允许郑成功的军队仍然驻扎原地，并强调郑成功可以不必赴京——当年郑芝龙就是这样中了满人的诡计，如果一味强调招抚后必须入京面圣，这就没有谈判的基础了。同时，还保留了郑氏集团的军队以及在东南沿海垄断海上贸易的权利。但是顺治忽视了大西军的力量，也低估了郑成功为浙闽粤三省的主要对手的实力，劝降条件对于郑成功来说太没有诱惑力了。好在顺治对这一失误随即发现予以更正了。据《清世祖实录》第75卷记载，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十日，顺治降敕，封精奇尼哈番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豹为左都督，郑鸿逵为奉化伯，并赐以敕谕：
朝廷报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顺，各因其时。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睿王不体朕意，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抚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虽郑芝豹音信尚通，而郑成功、郑鸿逵恩养遂阻。加以地方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而鸿逵遵依母教，遂尔旋师，足见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将有罪将官提解究拟，即遣人赉敕传谕开导归诚。成功、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芝龙随即具奏，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朕念尔等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君臣谊隔，父子情疏，尔等不安于衷，亦已久矣。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今以芝龙首倡归顺，赏未酬功，特封为同安侯，锡之诰命。芝龙子成功为海澄公，芝龙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总兵官，各食俸禄如例，成功、鸿逵另有专敕，芝豹遇缺推补。朕推心置腹，不吝爵赏，嘉兴更始，犹虑尔等疑畏徘徊，兹特遣官黄征明往谕。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心委托，尔等当会同督抚商酌行事，应奏闻者，不时奏闻。尔等受兹宠命，果能殚心竭力，辑宁地方，实尔等之功，如或仍怀疑虑，不肯实心任事，以致地方不安，非徒误朕封疆，亦且扰尔桑梓，揆情度理，尔等谅必不然，况尔等父兄在朕左右，子弟尽列公侯，怀君德则为忠臣，体亲心则为孝子，顺兄志则为悌弟，此尔等千载一时之遇也，可不勉哉！”
顺治十年初，在清廷的威胁之下，郑芝龙派私人代表周继武向郑成功传达清朝政府议和的消息，企图说服郑成功同意接受清廷的招抚。郑成功派遣李德为代表，带着一封亲笔信到北京，在信中，郑成功写道：“儿南下数年，已作方外之人。张学圣无故擅发大难之端（指张学圣、马德功偷袭劫掠厦门岛），儿不得不应。今骑虎难下，兵集难散。”
为了逼迫郑成功接受和谈，清廷采取软硬兼施的伎俩，一方面将劫掠厦门岛的责任人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德功，兴泉道黄澍、巡抚王应元等人革职查办，另一方面加大对郑成功的军事打击，清政府的设想是攻．陷郑成功在大陆的重要据点海澄，自从郑成功占据海澄后，就将海澄作为仅次于厦门岛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以军事打击来达到逼迫郑成功接受和谈的目的。
招抚郑成功的同时，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顺治还作出了出乎人们意料让世人震惊的重大决定——下诏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
很明显，清廷的再次起用洪承畴是在满洲和亲信辽东将领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为了征服南明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可是，郑成功并不打算投降清朝，他趁和谈的机会，派兵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招兵买马、征取粮饷。从八月起，郑成功派出的部将官员领兵往福建漳州、泉州、龙岩、惠安、仙游等府、县征粮征饷，“大县十万，小县五万”，使清朝地方当局处于被动状态。据阮曼锡记载，到顺治十一年二月，郑军在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措饷，“派富户追纳，诸差官俱至各府、县城外屯扎，但不入城耳。计所追凡四百余万”。
1654年正月十三日，清内院侍读学士郑库纳、扎齐讷等赍捧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到达福州。福建巡抚佟国器依据闽浙总督刘清泰的咨文，派李德往郑军中通知成功。二月初三日，郑成功差中军常寿宁同李德等到福州迎接诏使。十六日清使郑库纳等到达泉州，十九日至安海公馆驻劄。二十日，郑成功设香案拜受敕印，清使坚持要他先剃发然后开读诏书；郑成功则以“具疏自行奏请”为托辞拒绝剃头。双方相持不下，无法开读诏书。二十五日，郑库纳等离开安海回福州。和谈陷于僵局，清朝福建地方官既无权宣布招抚决裂，对郑军的征粮征饷又穷于应付。佟国器在奏疏中诉苦道：“今各属郡县详称，诏到之后，群贼索饷愈炽，兴（化府）、泉一带都在告急，……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将来事不可知。”
大约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间，郑成功给清廷写了一封回信。信件内容重要，较为罕见：
去岁（顺治十年，1653年）又六月（即闰六月）内章京邵斯、户部黄征明差员李德、周继武等赍到敕谕并海澄公印；本年正月十四日内院郑库纳、兵部贾勒纳复赍敕谕并挂靖海将军印，且益以漳、泉、潮、惠四府驻劄。宠命再至，敢不祗承，遂设香案于二月二十日行礼祗承敕命，以遵简命之隆；尚未敢开印着实行事者，其情其势，敬祗诚直陈之朝廷。计安山海是以信用豪杰，豪杰卓有表见总在安攘山海。故用人必视其才，小才而大用之，则不胜任；大才而小用之，则不展舒。信人必本其心。心相猜，近在同堂而能为难；心相许，远在万里而益相亲。自古交孚相得之世，未有用人而不竞其用．亦未有不外度其情，内度其能，而苟且为人用者也。敕谕四府寨游营兵饷不过二十万，计算散给足养万人，而现在精兵数十万，相随多年，诸皆狼野猛戾，无妻子以羁其心，无田宅以果其肠，一旦瓦解，啸聚千万，祸不可测，此地方之忧也。且此全闽地方寇贼充斥，而镇守北兵，地险不平，甲马徒劳，寇至则登陴自守，寂不闻声；寇去则掩袭干戈，赤地千里，朝廷之抚有全闽也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矣。故自入闽以来，马步无暇日，钱粮无粒解，地方无宁刻。若以全闽委陴镇守，就此现在精兵分布周密，给其饷以用其长，既溪洞薮窟之周知，又什伍保甲之列定，人地相宜，将士效命，则镇闽马步可别调，而兵有实用矣。闽省正供可解京，而饷有实济矣。此所谓名实两全者也。朝廷果推诚置腹，无分彼此，无较新旧，又岂有受人委托而反复不信，无藉则敛戢，有藉则飞扬也哉。此所以矢志誓肌，下解苍生侧悬之苦，上抒朝廷南顾之忧，自惠、潮以至全闽，则野无弄兵者矣。至于海上防剿，成于宁谧，尤未易言，盖大江以南莫非海也。寇东下则在交广，南上则在吴越，而舟山等处尤盗贼之咽喉，窃以为不扼舟山，海不可得而靖也。今在舟山镇将非兵不利、甲不善也，而北人多不谙水战，以致鲸鲵鼓浪，莫之如何，异日温、台、宁、绍等处钱粮，以养扎舟山之兵。夫舟山乃海中一孤岛耳，其地不过弹丸，而闽浙隔绝，水汛不常，倘两浙之海有警欲调阅兵，既有鞭长不及之患，欲挽闽饷更苦神鬼转运之劳。旧例镇守福建总兵兼管全温地方，齿牙相错，良有深意。倘以温、台、宁、绍、处五府委任屯扎，调度接应舟山，使寇无窃处，地方宁静，此又可以解苍生倒悬之苦，而抒朝廷南顾之忧也。自两浙以至闽、粤则海无扬波者矣。诚如是也，克奏肤功，计日而得，海内成知朝廷委任得人，岂不休哉！然则今日非不祗承，慎其事乃所以委其任也。而其宜慎者有三：敕书四府驻扎，而府（指泉州府）镇守尚皆北来兵将，未奉明旨撤回，不独粤平、靖二王未敢擅命，便则泉、漳镇将谁敢交代，一也；前敕旨云镇守泉州等处，今只挂靖海空衔，不言镇守事，则欲行事而文移不便，尤恐行事而画饼竟成，二也；又敕印再加文听部选、武听遴选委用，今泉州总镇刘仲金见在刻日赴任，即一府尚属虚悬，而三府安能取信，三也。是以俯拜对扬之际，实尔挈瓶负薪之恩，除将敕印祗委，奉安平公署，专委官斋盥看守以须后命，隆重付予而后即安焉。总之粮少则兵必散，则地方必危，朝廷欲安地方，当勿吝地方。今日之请非是利地，乃欲靖地方。见今数十万之众嗷嗷待给，区处经画，安插繁杂，伏惟英明决断而施行焉。
郑成功对清廷的招抚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将计就计，权借粮饷”，虚与委蛇而已。他表面上盛接来使，郑重其事地“三跪九叩头”领受清朝所封海澄公敕印，却拒绝剃发，仍然使用明朝永历年号；同时又借口已受清廷封爵，堂而皇之地派人到闽、粤沿海地区征收粮饷，甚至在清廷允许驻兵的四府以外又提出新的土地要求。从上面引述的郑成功信中可以看出他要求把福建全省，广东惠州、潮州二府，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都交给他屯兵筹粮，只有这样才算是“朝廷委用得人”，实现“海无扬波”，“地方宁静”；否则就是“大材小用”，“海寇”四起，“祸不可测”。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看出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福建巡抚佟国器、两广总督李率泰先后上疏朝廷希望不要为郑成功所愚弄。连原来主张招抚并充当“保人”的浙闽总督刘清泰也在密奏中说：“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清廷派“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之间”。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在疏中直截了当地说：“郑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又何得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以职愚见断之，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从前漂泊海岛，脚根不定。今得盘踞于漳、泉、惠、潮之间，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通。”因此，他力主应当“厉兵秣马以应变”。
在一片讨伐声中，身居虎穴的郑芝龙也慌了手脚，他深知自己的生死荣辱取决于能否招抚郑成功。六月间，他上疏清廷一面斥责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一面又婉转代为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有“亲亲敬主之心，则终非叛臣逆子”。谈到郑成功拒绝剃头这一关键问题时，他先引述“差官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言，当劝郑成功剃头时，郑成功言，凡为臣者，以礼事君，不在些微细事等语”，借此证明郑成功是“不懂我朝法令，且其五六名亲信下官，不愿剃头，从中梗阻挑唆，以致稽迟”。接着表示自己鞭长莫及，“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一显老爸尊严。最后说他经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妙策，建议清廷准许派他的儿子郑世忠同钦使一道赴闽，“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如此，郑世忠全可速报奉命剃头一事。”郑芝龙的建议经王、大臣会议后，清廷同意作最后一次努力。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帝再次颁发敕谕给郑成功，其中除重申封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给泉、漳、惠、湖四府驻扎军队外，对郑成功的其他要求断然拒绝，“今据尔奏疏，虽受敕印，尚未剃头，冀望委任全闽，又谬称用兵屯扎舟山，就近支给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尔若怀疑犹豫，原无归顺之心，当明白陈说。顺逆两端，一言可决。今如遵照所颁敕印剃头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