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太极、多尔衮乃至每一个八旗士兵眼里，杀汉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他们习惯了。在清朝早期的历史里，有许多关于满洲军队抢了什么地方、杀了多少人、抓了多少奴隶的记录，这都是成绩和功劳，是光荣而且正确的。屠城，也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是一种威慑的好手段，还可以趁机多抢些东西，好事。
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保卫战之后的屠城，湖南湘潭争夺战之后的屠城的发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里，多铎挥师南下，攻打南明，分兵毫州、徐州两路，向南推进，迅速占领了徐州、毫州、盱眙，并乘势下淮安，夺泗州，强渡淮河，势如迅雷猛电，只用了十二天时间，就逼近扬州城下。
四月十九日，明将许定国引多铎师至扬州，扬州被清军水陆各路重围。南明大臣史可法统率军民，坚守孤城，同时，向弘光小皇帝求援，弘光不应，扬州告急。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一向最为富庶，商业十分繁荣，手工作坊非常发达，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开始萌芽。一来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来物华风流的扬州对粗蛮落后的满洲人感情上既厌且惧，扬州的百姓最大限度地支持明军，苦守孤城。
清军攻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七昼夜。
围城七日间，多铎数次派人招降史可法，均遭拒绝。多铎先后五次亲自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四月二十一日，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形势更为危急。
史可法等拼死坚守，渐至弹尽粮绝。此时，多铎却运来了威力极大的先进武器：红衣大炮。大炮攻城，摧毁了扬州守军的顽强抵抗，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
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在多铎百般的诱降时，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态不可屈！”于是惨遭杀害。史可法的部下在这种情形下，仍率余部继续鏖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清军一路势如破竹，只有兵临扬州，才第一次遭到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最坚决、最顽强、也最具杀伤力的反击，在扬州城，清兵付出了惨重代价，扫垢山尸体丛葬，三个将领、一个王子阵亡。多铎因此下令大屠杀，作为报复。
对于这个顽强不屈的城市，对于如此富庶的地区，清兵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饱私囊，不奸淫掳掠、四处放火不足以发泄其兽性。
除此之外，多铎还有另一层用意，便是用屠杀来威慑江南其他地区。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天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话说得委婉，言语之间的真意，无非是说我满洲的军队 来了，各地官兵百姓便应俯首归降，否则扬州的血腥屠杀便会再次降临。
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一纸空文。
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烧杀淫掠，无所不至，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人民死亡在八十万之上。
亲历者王秀楚写下了《扬州十日记》，记下了当时的惨况。这些文字是这段历史的忠实记录，是清兵屠杀中原人民的罪恶见证，它永远地将野蛮和罪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且看经过屠杀的这片土地上血淋淋的场景：“……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后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
关于扬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历史真相，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有亲历、亲睹的逐日实录，还有各种稗官野史的杂录，当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忆录，大量的诗篇；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写真图画，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作厕史；还有同时代扬州人的话本，在歌颂史可法民族气节的同时作扬州百姓遭遇的痛史。
《扬州历代诗词》所收大屠杀相关作品不下50首，如：“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令人不忍卒读。
扬州十日，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情形直如人间地狱。
扬州，历来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古代中国的人生至乐，是梦想和人生目标。有记载说，这座在明代拥有百万人口的美丽都市，连续十天的屠城后，剩下的人口大约不超过千人。
这样的暴行的确威慑了某些人。多铎渡过长江，五月初八日占领镇江，南明的武装力量尽降，多铎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五月十四日，多铎的前锋抵达南京城下；二十三万守卫南京的军队很快放下武器，五月十五日，多铎率大军开进南京城，宣告南明弘光小朝廷覆灭。
多铎进入南京时，南明的大批官僚，冒着滂沱大雨跪在道边迎降。次日，南明的文武各官，争趋朝贺，职名红帖堆了十数堆，每堆高达五尺。
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日：“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但是，随着一道“削发令”，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江、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反抗满清暴行最为壮烈的嘉定，遭遇了三次惨绝人寰的屠杀，史称“嘉定三屠”。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破南京，明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南明原嘉定县令钱默出逃。六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委派的县令张维熙到任。就在当日，故南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领百余人，白布裹头，潜伏在东门外时家坟，于晚间各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逃之天天。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
闺六月初七，一个叫李成栋的南明降将所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李成栋曾是史可法的部下，奉命镇守徐州。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初八，李成栋率兵船百艘、马步兵2000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六月十二日，清廷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了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嘉定百姓更为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遂带领清军，逼向嘉定。
十八日黎明，李成栋率兵攻罗店，支洪、陆文焕率乡兵抵御。李暗遣精兵东渡练祁，西渡荻泾，乡兵背腹受敌，退人镇内。时值早市，清军入镇屠杀，居民死难1604名。
嘉定文化昌盛，多饱读诗书之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出现了一批学识渊博、讲求气节的爱国志士学者，“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此时的嘉定城中，人们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是崇祯年间的进士，与弟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十九日那天，侯峒曾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已经七十岁的诸生马元调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以黄淳耀、侯峒曾等为代表的嘉定士绅，把节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尽管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当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二十五日，吴志葵遣游击蔡乔率兵200余名支援嘉定，扎营城外。次日五更，遭李成栋伏兵袭击，蔡乔战死。李成栋引兵归吴淞过新泾桥时，纵火焚屋，鸡犬不留。七月初一，各路乡兵10万余会集砖桥与清兵决战。清兵分左右两翼冲杀，乡兵大败，被迫杀不计其数。李成栋部入娄塘镇后屠杀1073名，并纵兵奸淫妇女，不可名状。
七月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
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如果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同时，“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
激战持续到黄昏时分，天色突变，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的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当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在这腥风血雨之中，劫难降临了。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
当时，侯峒曾正坐镇在东门城楼上。城陷之时，士卒都表示愿意护卫他逃走，侯峒曾说：“与城存亡，义也。”遂下城拜家庙，赴水自杀未死，遂与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受数十刀，惨烈被杀。东门破，城中居民纷纷奔西门逃生，而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当时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弟黄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黄淳耀得知了侯峒曾已死的消息时，便在墙上写下了自己的绝命词：“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黄渊耀说：“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黄淳耀兄弟自缢而死。（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南门守将张锡眉，闻城破，偕妾投水而死。身留绝命诗一首：“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
教师龚用圆赴水自尽，他的两个儿子随之而死。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均死于城破之时。又有一位姓黄的嘉定人，在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矢而死。”
嘉定城中的百姓抵死苦战，无一人投降。辰时，李成栋人城下令鸣炮屠城。
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若见女子，则“妇女若容貌不佳者必杀，有美色者生虏，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骨肉狼藉，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
初六日，李成栋纠集民船300余艘，满载所掠金帛、女子、牛马猪羊驶往太仓。又有史载：清兵人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
但是，满清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
嘉定被屠后，葛隆、外冈、马陆、杨行等镇乡兵复聚，再议抗清，誓不反顾，并时有偷袭斩杀清兵之义举。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朱瑛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赶出城外。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成栋本人则坐镇城外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第二次攻城。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有一个汉奸名叫浦嶂，向李成栋献计说：“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床，“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
到了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兵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毕竟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渍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日：‘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
清兵涌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在这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两万余人。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数字可能有出入，但杀戮之惨，成为汉人心中的深刻伤痕。二百多年后，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这些政策的不满与反抗。
3．恶政：圈地，投充，捕逃，剃发，易服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戮之惨，成为江南人心中的永伤，而影响范围更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圈地、投充、捕逃、剃发、易服。
所谓圈地，是指清初满洲贵族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的活动。人关之初，为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笼络八旗将士，发布过圈地令，派遣官员跑马圈地。
顺治元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近京各洲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要将京畿地区即北京周边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区的无主荒地清理出来，安置人关后的八旗将士。
这道政令里说的是无主荒地，既然这样，以此安置八旗将士似乎也无可厚非。只是，圈地令下达后，在执行过程中却演变得一塌糊涂，成了随意掠夺当地人民土地的名副其实的恶政。
顺治二年九月，圈占的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京东、京南府州县。顺治四年正月下令于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州县内圈地。此后，大规模圈地停止，但是零星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