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食疗本草有了进一步发展，食疗著作很多，其中有的还从营养学观点出发讨论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的则从治疗学观点论述各种食物的治疗作用，并且把食物按治疗作用进行分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载药1892种，增加新药347种，其中不少是食物。《本草纲目》中把水放在全书的首卷，他指出：“水为万化之源……饮资于水，食资于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这说明在明代人们就已经充分注意到饮食对健康的重要性，而且知道水是饮食中的首要食物。《救荒本草》则专门记载了人类用于救荒的食物范围，这是食疗学上的另一重大发现。同时代还有汪颖的《食物本草》，宁原的《食鉴本草》都是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并且行之有效的食疗著作，许多药是要经过生物变化才能制成的，如酥、乳腐等大大丰富了食治的食品。王士雄所著的《随息居饮食谱》是清代著名食疗名著，书的前序中谓：“人以食为养，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王氏主张“食无求饱，味勿厚滋，而以清淡洁净，适合时令为佳”，充分体现了顾护脾胃的理论。清代黄鹊辑的《粥谱·附广粥谱》成为药粥现存的第一本专著，秉承了“啜热粥以养胃”的思想。
总之，饮食入口，必先经过胃之受纳，脾之运化，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因此，食疗与脾胃学说之间的关系可谓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食疗在上古时代与医药同时萌芽和发生，至商周已具雏型，经周、秦、汉、晋逐渐充实，至唐而集大成，达繁荣昌盛之境。宋、金、元、明、清各代皆有发展，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食疗食养理论学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运用日常饮食物来进行保健和治病的经验。而脾胃学说作为中医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对食疗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关于脾胃病证的食疗方法，具体内容将附之于脾胃病治疗内容中。
“春夏，乃天之用也，是地之体也”；“秋冬，乃天之体也，是地之用也。”
——《脾胃论·卷中·气运衰旺图说》
脾胃病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九章脾胃病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脾胃病是以中医理论为主导，探讨内科病证的病因、病机、病证演变规律及诊断辨证标准，寻找最佳治疗方案和有效方药为目的的科学实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对阐明机体的某些生理活动，病理机制和临床辨证论治规律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其研究思路和方法正从传统的比类取象、逻辑推理等方式，向着一般自然科学共同遵循的现代科研思路和步骤过渡。
一向为历代医家所重视的脾胃病，在临床各科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现代临床研究大体可分为回顾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两类形式。所谓回顾性研究，是指将一种特定治疗方法的疗效同若干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使用的另一种疗法的疗效相比较的研究。所谓前瞻性研究或预期性研究，是指同时比较按随机分配的两组病人或多组病人之间疗效的研究。
目前，普遍认为这是评判临床结果有效的方法。全国各地对脾胃学说中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不少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理论研究
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著名的学术流派，它的发生发展是随着整个中医学的进展而逐渐形成的，并且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遵循中医理论体系，应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对脾胃学说和脾虚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脾胃病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
近代学者在发掘和整理历代文献的基础上，对脾胃病证的名称、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规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提出许多新观点、新见解，并发表和出版了不少有关论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脾胃病理论体系。
由于脾胃病病种繁多，病名混杂，有以证候命名的，有以症状命名的，甚至一病多名，难以统一，给教学、临床及科研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很多学者在病证名称规范化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使大部分脾胃病病证名称趋于统一，中医脾胃病诊疗规范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脾胃病病证的病因病机，历代医家论述颇多，往往各执一端。近些年，许多学者在观察疾病的证候演变规律的同时，注意探讨其病因病机，力求提出新见解，以发展中医理论，指导临床研究。
脾胃学说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包含内容繁多，既有系统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重大课题。虽然大家一向把李东垣作为脾胃学说的大师，但看来他只着重阐发了脾胃之阳气的理论和证治，对脾胃之阴则要推崇叶天士。所以，研究脾胃学说只能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选择某一个方面作为研究课题。
进行有关中医理论性研究时，应本着博采众方，勤求古训的精神，广泛征求在这方面有较深理论造诣和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的意见，这对于开拓研究思路，加强理论水平，严格科研设计和提高临床疗效都大有裨益。
中医脏象学说中的各个脏腑的涵义是一个概念性统一体，它包含有代谢，形态和功能的综合概念。中医的脾胃，既不等同于现代医学所谓的消化系统，更不等于西医器官的胃、脾和胰腺，但从其所揭示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临床证治的表现来看，又与消化系统及其所属的器官有极密切的联系和颇多类似之处。因此，目前脾胃实质的研究中虽有从高级神经中枢、植物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以及消化系统等多方面选择客观指标进行探索，但仍以从消化系统方面做的实验工作最多。
目前国内在脾虚证的研究中，采用全身体液和细胞免疫的多个指标，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观察，其初步结果表明脾虚病人细胞免疫功能是降低的，而体液免疫功能（主要是免疫球蛋白定量）则缺乏规律性变化。细胞免疫功能降低在其它虚证中也可以出现，看来只能作为反映一般虚证的共性指标，而不能作为表示脾虚证的特异性指标。因此，今后应着重从胃肠道局部免疫系统方面来寻找一些特异性指标，如测定消化道分泌液中的免疫球蛋白，尤其是肠道的分泌性IgA，以及探索脾虚证的特异性细胞免疫指标等。此外，胃肠道尚有不少非特异性免疫防卫系统，如覆盖上皮表面的粘蛋白可防止肠道的异性抗原与黏膜细胞表面粘附，消化液可水解大分子为小分子，便于吞噬；高浓度胆盐可抑制肠内细菌繁殖等。从这些方面探索“脾旺不受邪”的理论，也有一定的意义。
《黄帝内经》奠定了脾胃学说的理论基础，其有关条文涉及脾胃的解剖形态、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病因、病机和诊治预防等各方面；《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奠定了脾胃学说临床诊治的基础，张仲景除提出了“四季脾旺不受邪”的重大理论观点外，在六经证治中制定了脾胃病的一系列辨证纲要和治法方药；唐宋金元时期脾胃学说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李东垣独树一帜，创立了“脾胃论”；脾胃学说不仅是阐明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机制的中心环节，而且是临床辨证施治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在临床各科得到广泛应用。根据异病同治的原则，很多疾病在病程的不同阶段可以出现脾胃证候，或为主症，或为兼症。而且只要一旦出现脾胃证候，就可以应用调理脾胃的方法治疗而取得明显的疗效。
近年来文献上报道的有关脾胃方药的研究日益增多，涉及植物化学、药物化学、药理、制剂及药材等各方面。脾胃复方中研究最多的是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理中丸等。在研究方法上，广泛利用了多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如同位素、电镜、生化学、免疫学和组织培养技术，从整体、器官、组织、细胞和分子水平探讨了脾胃复方的配伍组成和作用机制。
通过大量的现代科学研究，初步揭示这些复方有改善物质代谢、促进造血功能和血液循环、增强内分泌调节能力、加强中枢神经活动、调整免疫功能和提高机体对耐寒、耐缺氧、耐疲劳等不利环境的保护作用。尤其对补中益气汤的药性理论和配伍研究中，发现该方制剂在有升麻、柴胡的情况下，对增强肠蠕动和提高子宫肌张力的作用最强；去掉升麻、柴胡则作用减少而不持久；单用升麻、柴胡则无作用。四君子汤能抑制新斯的明引起的肠道运动功能紊乱，增强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指数和吞噬率，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这些研究结果为阐明升阳补气的药性，提供了现代药理学依据。
在整个中医理论研究中，以脾胃理论为指导，在临床防治疾病中得到广泛应用，疗效显著；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许多研究领域有待深入，亟需开拓新思路，采用新方法，以取得新的突破。基于此我们应从脾胃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常规化，不断总结发展并加以推广验证；脾胃学说的文献研究，应形成一系列的专题理论史（如脾主运化、脾主统血等专题）、脾胃疾病史、脾胃方药史；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制定出一套脾胃疾病的辨证论治纲要；脾虚证研究应总结出切实可行、疗效确切的一套辨证论治规律，找出反映脾虚证的特异面敏感的客观指标；医药结合开拓新的脾胃方药学；基于脾胃学说而又发展脾胃学说，形成现代化的脾胃学说。
二、临床研究
中医药发展的生命力在于疗效。因此，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提高临床疗效是中医内科临床研究的核心任务。近些年，很多学者在脾胃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疑难病证的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提高了临床疗效。但由于内科病种繁多，分证方法不同，且无统一的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影响组间疗效对比，不利于大宗病例的科研观察。
因此，中医病证诊断规范化研究势在必行。各专业委员会及学组相继制定了脾胃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并在临床中不断修订完善，从而推动了脾胃临床科研工作的开展。
采用辨证论治方法进行临床疗效观察，仍是脾胃病临床研究的主要方法。许多学者重视辨证论治规律的探讨，而且在发掘古方、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创立新治法、新方药，在临床中筛选出众多有效方药，提高了临床疗效。同时也注意治法与专方专药的疗效观察，并扩大其应用范围。单味药的运用也受到重视，已筛选出许多针对性较强的有效药物，广泛用于临床。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也是近年内科临床研究的重要思路。以病为主体，进行系统观察，促进了专科专病的深化研究，从而在脾胃病的防治上取得一定进展。很多学者以辨证论治思想为指导，围绕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采用分期论治的方法，根据证候的演变规律，总结出系列中成药，提高了临床疗效。此外，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是近年脾胃病临床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水平及治疗效果，仍是当今临床研究的重点之一。
临床研究中，首先在选证选方方面也要按照中医理论本身的涵义加以明确，例如研究脾胃虚证，对该证型的名称和辨证标准及其相应的治则方药要进行确认，中医虚证包含有脾气虚、脾阳虚、脾阴虚等证型，脾气虚又可分为脾虚失运、脾气下陷、脾虚发热、脾虚寒凝、脾不统血等不同证型。根据198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病防治学术会议确定的《中医虚证辨证参考标准》的规定：具备其中以下三项者为脾虚：①食欲减退；②食后或下午腹胀；③大便溏薄；④面色萎黄；⑤肌瘦无力。若同时兼并有下面其中三项者为脾气虚证：①神疲乏力；②少气懒言；③自汗；④舌胖有齿印；⑤脉虚无力。这样，就初步有了一个可以共同参考的辨证标准。各种证型又各有不同的治则方药，例如脾气虚弱治以四君子汤为主，脾虚发热治以补中益气汤为主，“脾气下陷治以升陷汤为主，脾虚寒凝治以建中汤为主，脾不统血治以黄土汤为主”。
所以，在科研设计中，从中医理论方面，首先要明确研究的是那一种证型，并确定这种证型的辨证标准是否恰当，所采用的治则方药是否相符，若能做到理法分明，药证相符，则研究的成果可能更大。
在选定疗效标准方面，亦要按照中医理论的特色来考虑，因为我们研究的目的，不仅是阐明中医证型的理论实质，探讨其临床证治的规律，而且要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中医证型的本质可能是疾病的综合表现，它包含有中医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等多个概念。因此，评定证型的疗效，既要按照西医疾病的疗效标准，也要考虑以反映这种生理病理变化的客观指标作为评定证型的疗效标准，这样才符合中医理论的特色，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否则若疗效标准制订得不恰当，就可能反映不出中药的疗效。
三、实验研究
近些年，围绕脾胃病临床的有关实验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是探讨疗效机理，筛选有效药物。其二，是研究中医“证”的本质，主要从症状学着手，结合整体气血阴阳与脏腑功能状况探讨辨证论治与现代客观指标的相关性。其三，是运用现代客观指标评价疗效。
如关于中医脾实质现代研究，“脾”的现代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近来年一直困扰着诸多学者的一个难题。人们先后从胃肠道激素、胰腺功能、微量元素、小肠吸收功能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去研究“脾”的本质，但迄今均未获满意结果。之所以出现以上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这种研究走向了“层层剥笋”的还原主义老路，总想企求通过寻找到几个黄金指征，以彻底解决“脾”本质问题，因之没有观照到“脾”只是机体多层次、多器官生理机能的“合奏”，而没有从系统整体视角对“脾”的功能进行集约式的研究。
中医理论之所以在“胃肠”之上，另设一个“脾”是有其“深意”的。首先，在长期的活体观察中，中医理论洞察了人体消化系统的时空调控体系的作用，看到了在胃“降浊”的背后，有着“脾”的“升清”作用，这种“升清”作用的本质和机制应该是大脑主导下通过神经——内分泌轴（也许还有经络）支配整个胃肠道对营养物质进行一系列分解、吸收和转化的过程，这当中肯定还包括胰腺的功能，例如它的外分泌和内分泌作用，以及在胃肠道、神经内分泌体系有序调控下，参与营养物质的分解、吸收和转化，更重要的是，脾的“升清”用，是以“脾”的“化生”作用为背景、为动力的，所谓“化生”，其本质应该是机体的“代谢”作用。各个脏器实体结构不同的“时空关系”就是它的“机能”，而各个脏器的机能的深层机制最终就是“代谢”，通过“代谢”，从消化道吸收的营养物质如糖、脂肪、蛋白质等转化为CO2和水等终末产物，通过三羧酸循环、β-氧化及线粒体呼吸链氧化磷酸化机制产生能量，机体通过获取能量维持高效有序的非平衡稳态，这就是“脾”所发挥的“升清”和“化生”作用的动力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