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我在加拿大落基山区利贡湖的岸边遇到了何伯特·萨林吉夫妇。萨林吉太太是一个很平静而且很沉着的女人，她给我的印象是她从来没有忧虑过。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熊熊的炉火前，我问她是不是曾经因为忧虑而烦恼过。“烦恼？”她说，“我以前的生活几乎被忧虑毁了。在我学会征服忧虑之前，我在忧虑的折磨中生活了11年。那时候我脾气很坏，又很急躁，整日生活在十分紧张的情绪之中。我每个星期都要从家里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买东西，可是即使买东西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得要命：也许我又把电熨斗放在熨衣板上了，也许房子烧起来了；也许我的女佣人跑了，丢下孩子不管；也许孩子们骑脚踏车出去，被汽车撞了……我买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因为这些念头而冷汗直冒，会冲出店去，搭公共汽车回家，看看一切是不是都很好。难怪我的第一次婚姻没有成功。
“我的第二个丈夫是一个律师——他是一个很平静、对什么事都能加以理性分析的人，但从来不为任何事情忧虑。每次我神情紧张或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对我说：‘不要慌，让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你真正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平均概率，这种事情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
“举个例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在新墨西哥州。我们从阿布库基开车去卡世白洞窟，经过一条土路，在半路上遭遇了一场肆虐可怕的暴风雨。
“路面很泥泞，汽车打滑，无法控制。我想我们一定会滑到路边的水沟里，可是我的丈夫一直不停地对我说：‘我现在开得很慢，不会出事的。即使车子滑到沟里，根据平均概率，我们也不会受伤。’他的镇定和信心感染了我，使我总算平静下来。
“有一年夏天，我们露营在加拿大的落基山区托昆谷。一天晚上，我们的营帐扎在海拔7000英尺高的地方，暴风雨突然降临，我们的帐篷似乎要被撕成碎片。帐篷是用绳子绑在一个木制的平台上的，外面的帐篷在风里抖着，摇晃着，发出尖厉的声音。我每一分钟都在想：我们的帐篷要被吹垮了，要被吹到天上去。我当时真的吓坏了，可是我丈夫不停地说：‘亲爱的，我们有好几个印第安向导，这些人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在这些山地里扎营，都有60年了，这个营帐在这里也已经很多年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吹掉。根据平均概率来看，今天晚上也不会被吹掉。而且即使被吹掉的话，我们还可以到另外一个营帐里去，你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听了他这些话，我心情一下放松了，结果后半夜睡得非常舒服。
“几年以前，小儿麻痹症横扫我们所住的那一带——加利福尼亚州。如果是在以前，我一定会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可是我的丈夫叫我保持镇定，我们尽可能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方法：不让孩子们出入公共场所，暂时不去上学，不去看电影。在和卫生署联络过之后，我们得知，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在加州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小儿麻痹症流行时，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也只有1835个孩子染上了这种病。而平常只在200～300人之间。虽然这些数字听起来还是很恐怖，可是到底让我们感觉到：根据平均概率看起来，一个孩子感染的机会是很微小的。
“‘根据平均概率，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这一句话就消除了我90％的忧虑，使我在过去20年的生活都过得美好而平静。”
当我回顾自己过去的几十年时，我发现我的大部分忧虑也都是自寻烦恼。詹姆·格兰特告诉我，他的经验也是如此。他是纽约富兰克林市格兰特批发公司的大老板。每次他都要从佛罗里达州买10～15车的橘子等水果。他告诉我，他以前常常会想起许多很无聊的问题，比方说万一火车失事怎么办？万一水果滚得满地都是怎么办？万一车子正好经过一座桥，而桥突然垮了怎么办？当然，这些水果都是投了保险的，可他还是担心万一他没有按时把水果送到，就可能失去他的市场。他甚至担心自己忧虑过度而得了胃溃疡，因此去找医生为他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他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太紧张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他说，“我开始问我自己一些问题。我对自己说，‘注意，詹姆·格兰特，这么多年来你批发过多少车的水果？’答案是：‘大概有25000多部车。’然后我问我自己，‘这么多车里有多少出过车祸？’答案是，‘噢——大概有5部车吧。’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一共25000部车子，只有5部车出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概率是五千分之一。换句话说，根据平均概率来看，以你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你车子出事的概率是5000∶1，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然后我对自己说：‘嗯，桥说不定会塌下来。’然后我问我自己，‘在过去，你因为塌桥而遭受损失的究竟有几部车呢？’答案是：‘一部也没有。’然后我对我自己说，‘那你为了一座根本没塌过的桥，为了五千分之一的火车失事的机会居然让你忧愁达到患了疾病的程度，岂不是太傻了吗？’
“当我这样来看这件事的时候，”詹姆·格兰特告诉我，“我觉得以前自己真的很傻。于是我就在那一刹那做出决定，以后让平均概率来替我分忧——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我的‘胃溃疡’烦恼过。”
我常听到任纽约州长的埃尔·史密斯攻击他的政敌：“让我们看看记录……让我们看看记录。”然后他就会把许多事实讲出来。假使下一次你再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忧虑，就让我们学一学这位聪明的埃尔·史密斯先生，让我们查一查以前的记录，看看我们的忧虑到底有没有道理。这也正是当年佛莱德雷·马克斯塔特担心自己躺在坟里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讲述的故事：
“1944年6月初，我躺在奥玛哈海滩附近一个散兵坑里。我当时正在999信号连服役，我们的部队刚刚抵达诺曼底。我看了一眼地上那个长方形的散兵坑，然后对自己说：‘这看起来像一座坟墓。’当我躺下来，准备睡在里面的时候，觉得它就愈加像一座坟墓了，我忍不住对自己说：‘也许这就是我的坟墓。’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德军轰炸机开始飞过来，炸弹纷纷往下落，我吓得呆若木鸡。前三天，我简直没法入睡。到了第四天或第五天晚上，我几乎精神崩溃。我知道如果我不立即想办法的话，我很可能会疯掉。所以我提醒自己说：已经过了5个晚上了，而我还活得好好的，我们这一组的人也都活得很好，只有两个受了点儿轻伤。而他们之所以受伤，也并不是被德军的炸弹炸伤的，而是被我们自己的高射炮碎片打中的。我决定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来消除我的忧虑。于是我在散兵坑里做了一个厚厚的木头屋顶，保护我自己不被碎弹片击中。
“我计算了一下位置和距离，告诉自己：‘只有炸弹直接命中，我才有可能被打死在这个又深又窄的散兵坑内。’于是，我又算出了直接命中的比率，大概还不到万分之一。这样想着，过了两三夜，我平静下来，后来即使敌机来袭的时候，我也睡得非常安稳。”
美国海军为了振奋士兵的士气，也常常利用平均概率统计出来的数字。一位以前曾当过海军的人告诉我，当他和他船上的伙伴被派到一艘油船上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恐惧。这艘油轮运的都是高标号汽油，因此他们都认为如果这艘油轮被鱼雷击中的话，就会爆炸开来，每个人都难逃一死。
不过美国海军有他们的办法。海军部队给他们发了一些统计数字，指出被鱼雷击中的100艘油轮里，有60艘并没有沉到海里去，而真正沉到海里的40艘里，只有5艘是在5分钟之内沉没的。那也就是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跳下船逃生，在船上丧命的可能性非常小。
这些统计数字对军队的士气有没有帮助呢？“当我知道了这些平均数字之后，我的忧虑就荡然无存了。”住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克莱德·马斯说，“船上的人都感觉轻松多了，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机会，根据平均数字来看，我们大概是不会死在这里的。”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对必然的事轻快地承受，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们也要承受一切事实。
在我小时候的一天，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在北密苏里州一栋荒废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耍。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当时带着一个戒指。就在我跳下去的时候，那个戒指勾住了一颗铁钉，结果我的整根手指都被拉断了。
我吓坏了，立即尖叫了起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烦恼过。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已经无可回避的事实。我现在根本不会想到我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前，我碰到了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中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整个左手都没有了。我问他缺了那只手是否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穿针的时候，我才会想起这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它，然后完全忘了它。
我经常想到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纪老教堂废墟上的一行字：“事实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们既是这样，就不可能再是别样的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否则我们只有用忧虑来摧毁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弄得精神崩溃。
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给过我们这样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说，“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丽莎白·康黎，却是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一道理的。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就在美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我接到了一封电报，是由国防部送来的，电报上说，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又有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伤心极了。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命运对我很好，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将这个侄儿抚养成人。在我眼里，我的侄儿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然后却来了这通电报，我整个的世界都被无情地粉碎了，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却要让他死在战场上？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家乡，让泪水和悔恨把自己淹没。
“就在我清理桌子，做着辞职准备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经忘了的信。这封信是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给我写的。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给我写了这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论我们离得有多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要勇于承受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反复读着那封信，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话。他好像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坚强些，挺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掩藏在微笑之下，继续活下去。’
“于是，我再度回去工作，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告诫自己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将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给前方的士兵写信——他们是别人的儿子；晚上，我又参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新的变化。我不再为已经发生而且永远过去的事情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掌握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道理，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无法回避的事情。这一课可不是很容易学会的。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也常常会提醒他们自己必须这样做。例如，已故的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的宫殿墙上挂有下面这一句话：“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后悔。”叔本华则以下面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受。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要战胜它们。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办不到，但事实上，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困难。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这样说：“人生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样：那就是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种不幸偏偏降临了，在他60多岁的时候，他低头看地上的地毯，色彩整个是模糊的，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证实了那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他身上发生了。
塔金顿对这种“无法忍受”的灾难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于还能运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时时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他的视线，可是现在，他却会在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完全失明以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哪怕是我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无论我们是否清楚这一点。”
为了恢复视力，塔金顿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没有，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里，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的手术时——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里动了些什么手术——他总是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有了这种技巧，能够为像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