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厕所可以说都是公共厕所。个人厕所或者叫个人卫生器具的出现如果不能和私有制的出现同步，那就应该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事。私有制果然是一个魔鬼，连这样一个臭气熏天的玩意儿都不肯让他人染指。清器：个人卫生器具的滥觞
周代在方便问题上有一项划时代的发明，这就是清器的制成与使用。据《周礼·正义》记载，清器又被叫作行清，是一种用木头做成的容器，形状有点儿像木墩子(也有人说是以一段木头凿空为桶一样的东西)。它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从此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搬迁自己的方便之所——移动厕所出现了。只不过它是属于个人或家庭使用的移动厕所，有别于今天市面上的移动公厕，实际上是后世马桶、尿壶一类日用品的始祖。如果说厕所的发明是为了保护人类居住环境的清洁、卫生、雅观、环保等等理由，并且事实上造成了人类自身在方便问题上的不方便——至少与原先那种纯自然主义的随处排泄相比是如此，那么，清器的发明则使人类在排泄问题上重新获得了部分的自由与解放，排泄也才部分成为了方便意义上的方便。玉府：最早的厕所管理机关
周天子使用的清器被称为亵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代的官僚机构中，已设置了专门的职官来管理周天子的吃喝拉撒睡等日常生活，这个官被命名为玉府，属于天官系列。玉府负责掌管王室金玉珍宝兵器的收藏，料理周天子的衣服冠冕、床铺枕席，其中当然包括便溺之器即亵器。一旦周天子有什么活动，亵器就由内监拿着跟随左右，以备不时之需。兽子：早期的小便器
在安徽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就有春秋时期人们使用的陶制溲器：兽子。与现代民间使用的尿壶相比，兽子除了在外形上显得粗放，制作工艺上较为原始古拙之外，其基本原理和形制构造已与今无别。兽子的整体构造以两个兽形组成，主体为一大兽，提手为一小兽，前者为站立静止之形状，后者呈奋发昂然之动态。溲器留有两个口，一为解手时承接小便之入口，故朝上；一为清洗溲器时倾倒尿液之出口，故侧向。安徽省博物馆的李晖先生认为：“大体上周朝和周以前的溲器，民间使用的是陶制品，上层统治阶级的却是用玉来制作。”把溲器叫做兽子，当然是由其形而名之。“器呈兽形，这正是古代‘制造业’的一种风俗，不管是陶器、玉器抑或青铜器，一概遵循之。此举既是表达人类对兽的征服，又有要兽来保护人类的心理企盼。”(李晖：《兽子·虎子·马子》，载《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170页)李晖先生的推论当然有其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溲器做成兽形，又何尝不是人类与兽类和睦相处，相依为命的真实写照。
在形制方面，最初的铜质虎子一般呈张口伏虎形。南京出土的三国青瓷虎子提梁做成虎形，腹下有短而健壮的四肢。南北朝以后的虎子多为瓷制，逐渐普遍，壶形最为常见，虎脊梁上有提梁，圆口上仰，专为男性所用。李晖先生在同一文章中还详细介绍了晋代的虎子，让我们再做一回抄书匠：“与春秋时期‘兽子’对比，已明显看出它在质地、体型、兽饰上的诸多变化：第一，从陶制进化为瓷制，器物显得优美、雅致；第二，‘进’与‘出’的‘两口’进化为一‘口’，体现出简练与实用；第三，两‘兽’饰变为整体一‘兽’，转型为‘卧虎’。”此时的虎子，形象上远比春秋时的“兽子”来得精神、威武，线条细腻，纹饰柔和，工艺上更为精湛。(李晖：《兽子·虎子·马子》，载《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173页)李广射虎
虎子之名之形的源起，论者多以李广射虎为实、为据，说李广与他的兄弟们在冥山之北打猎，看见一只趴着的老虎，李广拈弓搭箭，一射而中，击毙了老虎。然后把老虎的骷髅割下来做枕头，以显示自己的威武勇猛可以服虎；又按照卧虎的样子铸一铜器作为溲器，表示对老虎的厌辱。麟主伏虎
关于虎子的来历还有一个神话传说。说很久以前，在距中国25万里的地方，有一座神鸟之山，山上有一种神兽叫“麟主”，麟主“服众兽而却百邪。此兽欲溺，则虎伏地仰首，麟主于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中国制溺器名虎子也”。(杨荫深：《事物掌故丛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463页)意即：麟主是百兽之王，能降服百兽而驱除各种邪魔妖怪。每当麟主要小便时，老虎就蹲伏在地，抬起头，张开嘴，让麟主尿到嘴里。因此古人的溺器都做成老虎形状，并把它叫做虎子或伏虎。
笔者以为，“麟主论”是一种杜撰，“李广论”是一种附会，两论都不过是“必也正名也”的心态在作祟。名人效应与虎可避邪
中国人历来讲究“名不正言不顺”，凡事都要有个来历，而且这个来历还必须有“来头”，不然，就不那么理直气壮，就不能登上大雅之堂。一附上神仙，一沾上名人，立刻名声大噪，身价百倍。于是，房子是有巢氏建的，火是燧人氏钻的，文字是仓颉造的，蚕儿是嫘祖养的，锯子是鲁班发明的……这些说法只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若是一定要考证出个子丑寅卯，说房子就是有巢氏在天安门原址上建的，火就是燧人氏在阿房宫附近钻的，那就难免胶柱鼓瑟之讥了。先民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经过不断的探求，不断的积累，有了新的发明创造，或新的改进，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就要编造出一个神话，杜撰出一段故事，把它附会在某个名人，或英雄或神仙身上。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他们也会造出一个，立刻登堂人室，身价陡增，从而确立起不容置疑的权威和可信度，便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认可，并得以流传。古人虽然不知道名人效应这个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运用，也不影响他们在运用时的技巧。这一点只要去看看三百六十行的行业祖师就会一目了然。古人如此，今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且是变本加厉了。耐克鞋一定要乔丹做广告，防艾滋病一定要请濮存昕做形象大使，都属于同一创意。
其实，虎可避邪的观念由来已久。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中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认为老虎是极具阳刚之气的动物，是百兽之王，所向无敌，还能吞食妖魔鬼怪。人如果中了什么邪魔的话，只要把虎皮烧了冲茶喝，再把虎爪系在身上，就能驱邪避恶，逢凶化吉，而且，这个方法屡试不爽。相信虎可避邪镇恶，也源自于一个古老的神话。说有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业特长就是能捉鬼。他们把所捉到的鬼都“缚以苇索，执以食虎”，虎是把鬼当饭吃的神兽。民间因此有除夕“画虎于门”避邪镇恶求平安的习俗。汉人把溺器制成虎形，无非是取其避邪祈福之意。事实上，自然界中的老虎刚猛雄武，威风凛凛而且大气磅礴，单就虎啸山林的那种气势就足以倾倒多少英雄豪杰。以古代人群的个体来说，见了它是只有恐惧和敬畏，把它作为偶像来崇拜也是天经地义之理。它那色彩斑斓，线条粗犷，轮廓分明的“王”字花纹更是让多少做着王者梦的人们叹为观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弄一块虎皮铺在座椅上过一把王者瘾或者壮一壮自家的声威也是人之常情。至少，骑虎总比骑猫要伟大得多，所以，溺器做成虎形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视觉上还是实用价值上(小便和避邪)都是最佳选择。再把射虎英雄李广请来做一个形象代言人，那真是锦上添花，完美无缺了。因此，后世论者大可不必拘泥于“李广论”。李广射虎似为后人附会
进一步说，“李广论”是否站得住脚是大可讨论的。“李广论”者所据为《西京杂记》里记载的一段话：“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矣。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骷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也。”《西京杂记》为西汉末年刘歆原作，东晋葛洪整理成书而行世。李广去世于前119年，而刘歆属于跨世纪人才，生于公元前53年，即李广去世后近70年刘才出生，那么，他对于李广的事情知道多少是要有些疑问的，正如要笔者去写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和事，除了文字资料外，大概只能靠口头文学了。而且，此书是东晋人葛洪整理成书而行于世的，书中到底哪些是刘歆的原作，哪些是葛洪塞进去的私货很难说清。葛洪生活的年代距李广已是四五百年，这期间民众对飞将军李广的事迹自然不乏渲染加工的成分，葛洪把这些作为李广的生活真实写进自己的书中也非常符合逻辑。而另外两位大史学家，和李广几乎同时的司马迁和稍后的班固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讲到这件事。尤其是司马迁，与李广同朝为官十几年(班固说他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即以建元的最后一年算，那也是前135年，李广是前119年去世，二人共事17年)，而且李广去世时司马迁才不到三十岁。以太史公索隐探奇的性格，如果李广有这样的发明创造他是不会漏掉的。何况我们在《史记》中看到了太史公对飞将军的敬重与欣赏，尤其对李广的神射更是多方刻画：射敌、破围、自救、穿石、毙虎……不仅如此，太史公对飞将军的为人、性格乃至消遣娱乐都写到了，若是有“虎枕、虎子”这样又有性格又有情趣的闪光题材，相信太史公是不会放过的。
而且，果如太史公所说，“(李)广讷口少言”，闲暇无事时的娱乐就是与下属一起喝酒，比箭术。斗酒也是“画地为军阵，射阔狭以饮”，一直到死都是这一爱好，没有见他平时有好读书，爱发明的嗜好。那么，这样的性格似乎也不是有创造“虎枕、虎子”之举的人。虎子之称古已有之
还有一种说法倒是可以参考的，即虎子这种称呼是古已有之。东汉的大经学家，刘歆的学生贾逵在为《周礼》“亵器”一词作疏解时认为：“古之受大小溲者，皆以虎子呼之。”如果虎子称呼自李广始，相信贾逵不会用“古之……皆”的说法；如果他的老师在自已的著作中已经说了虎子的原创是李广，相信贾逵在作疏时也不会用“古之……皆”的说法。而且，他把马桶也纳入了虎子的范畴．，这和“李广论”的“溺器虎子”也相去甚远，相信这不应该是注疏学家低水平常识性的疏忽与失误。以古人对于老虎的迷信与崇拜，把兽形的溺器呼为虎子是很自然的。到了汉代．又有了善于射虎的飞将军，那么，后人把这两者糅合起来编成一个传奇故事，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当然也是无可非议，只是我们今天的人不要那么拘泥才好。侍中：捧尿壶的高官
不管怎么说，虎子给普通人带来了方便，给另一些人带来了权力、俸禄与机会。前面说过，给周天子捧尿壶的是内监，到了汉代，给皇帝捧尿壶的是侍中。《西京杂记》上有：“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执之，行幸以从。”唐人杜佑在《通典·职官·侍中》中也有明确的记载，称侍中“直侍左右，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因此侍中曾被戏称为“执虎子”的。章炳麟《官制索隐》：“汉初侍中，非奉唾壶，即执虎子。”太炎先生说，汉朝初年的侍中，不是捧痰盂的，就是提尿壶的。侍中这一职务的设置开始于秦朝，是丞相的属官，两汉时沿用这一设置．．这原本不是一个什么高位，但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应对顾问，地位日益贵重，大将军卫青、霍去病、霍光都是侍中出身，权势甚至超过宰相。卫青任侍中时，和汉武帝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关系十分亲密。汉武帝也不拿他当外人，大大咧咧地坐在马桶上，一边拿眼睛盯着他，一边和他聊天。虽然侍中这个职务地位显赫，权势过人，但改变不了人们对捧尿壶的成见。唐代诗人陆电蒙在《奉酬袭美苦雨见寄》诗中不无讥讽地说道：“唾壶虎子尽能执，舐痔折枝无所辞。”是荣是辱，唯当事人自己知道。
唐天子的先祖名李虎，虎子的称呼到唐朝因为避讳而改称为马子。便器的材料与形制
便壶、尿壶在演变过程中形体变化不是太大，无非是越来越精致美观，工艺越来越讲究，使用的材料更加多样化而已。不光有银、铜、瓷、锡做的便壶，清人曹庭栋在《养生随笔》中尤为推崇用铅作原料的便壶，并介绍了便壶和便桶的形状和制作方法：“老年夜少寐，不免频起小便，便壶实为至要，制以瓷与锡，俱嫌取携颇重，惟铅可极薄为之，但质轻又易倾覆，或须边直底平，规圆而扁，即能平稳。大便用圊桶，坐略久，即觉腰腿俱疫，坐低而无倚故也；须将环椅于椅面开一孔，孔大小如桶，铺以絮垫，亦有孔如椅面，桶即承其下，坐既安然，并杜秽气。”这里，作者谈到了尿壶的重要性，尤其是老年人对其的依赖性。
关于便壶，作者不仅比较了几种材质的优劣，提出了自己的主导意见，认为铅是最佳选择材料，同时也指出了用铅做原材料的弱点：质地较轻容易倾倒，但他随即提供了补救的方法；关于便桶，作者根据老年人坐的时间长了容易腰酸腿痛的生理特点，专门提出了一些技术设计上的改进措施。看来作者不仅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注重生活体验的人，也是一个十分讲究生活质量的人，更是一个勤于思考，不仅能提出问题，也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人。
《山居清供》的作者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两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材料：“截大竹整节，以制便壶，半边微削，令平作底，底加以漆，更截小竹作口，提手亦用竹片黏连。又有择葫芦扁瓢，中灌桐油浸透。制同于竹，此俱质轻而具朴野之意，似亦可取，再大便用环椅如前式，下密镶板，另构斗室，着壁安置，壁后凿穴，作抽替承之。”《山居清供》利用造物主的恩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粗毛竹来制作，只需略加斧凿润饰，就是一具古朴雅致、情趣盎然的便器，既不落俗套，又经济实用。在许多方面，古人是要比我们多一分追求与格调的。文中的抽替即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