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章的话在景公听来颇有道理，明白了奉承者不过是投自己所好，如果自己对奉承话深恶痛绝的话，就很少会有人来自讨苦吃了。弦章虽未直接进一步批评景公喜欢听奉承话才造成如此局面，但景公已深刻领悟到了这一点，事实上，若弦章再画蛇添足地批评景公一番，效果反而不会有仅点到为止好。
当人们发表批评意见时，还要注意不要滔滔不绝讲个不停，使当事人没有时间与机会来思考你所提出的意见。这种言语罗嗦的行为，不仅冲淡了主题，而且也是对当事人不尊重的表现，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在心理咨询当中，咨询者常常在讲话中有意地停顿几秒钟，以观察对方是否有话要说。同时，他还会不断地运用沉默来暗示对方思考自己讲过的话，并提出问题。这种手段不单给来咨询者以充分说话和思考的机会，还可促进咨询者与来询者之间的相互共鸣和理解。
批评的艺术还在于言语简明扼要，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反之，话讲得多了，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对方会对你产生反感，反倒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发表批评意见，还应忌扩大事端，那将一些不相关的事情也扯进来，使得当事人越听越不耐烦，增加其对批评的抵触情绪，特别是对于要面子的人，在发表批评意见时不断扩大批评范围，无疑是逼他不认同批评意见。
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常见的问题就是唠叨。本来是出于对彼此的爱与关心，但因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一件事做错了，将其以前做错的也牵扯进来，进行一番批评，使得对方不但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当前的批评，反而还不得不为自己以前的行为进行辩护。
就心理学而言，在批评当中扩大事端，等于改变两个人原有的认知对象及其认同条件。这正如前面举例中说明的那样：当丈夫因一天不做家务事而受到妻子指责他从来不干家务事时，他会本能加以反驳，因为其批评话题已产生了本质性变化，即双方认同的基础已不是谈论今天这一具体事件，而是把以前所有错或不错的事合在一起，难怪丈夫会感到委屈不服了。
另外，一个过错进行一次批评。要想对一个已知过错引起注意，一次提醒就足够了。批评两次完全没有必要，面一次就成了唠叨了。如果总把过去的错误翻出来唠唠叨叨地没个完，对于批评者来说完全是愚蠢和无效的。
“妙语精言，不以多为贵”。批评人，话不在多，而在精妙，所谓“言贵精当”。言语精炼，往往能一语中的，使听者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多的信息；一语道破，使对方为之振动，幡然醒悟。如果拖泥带水，东扯西扯，反而使人不得要领，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甚至产生急躁情绪，也就达不到批评的目的了。
以激将法达到目的
所谓反激，就是运用激将法使人感情心态有所动，而按刺激信号行事。它是一种驾驭人，调动人的计谋手段，所以又称为激将计。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就是这个意思。
反激的手段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挑起被激人有所动，这种动可以表现为好奇、生气，可以表现为怒，也可以表现为其他感情。无论好奇也好，怒也好，羞辱也好，只要他按照我的意愿去行事就成。所以，行反激之谋的人能享受一种暗中观察人稳秘思想的快乐。
五代时南唐的赵王李德诚镇守江西，有一位算卦先生自称对于世上众人的贵贱，能一眼就分辨出来。
赵王让几个歌女与他的夫人在一起，穿戴打份都完全一样，站立在庭院中，让那位算卦先生来分辨这些妇女的贵贱。
那算卦人弯着身子进来说：“夫人头上有黄色的云。”那几个歌女都不自觉地仰头看夫人头上，而惟独夫人自己微微抬头向上看。
算卦先生马上就指出，那几个歌女所注视的那一位便是夫人。
这是以言语引导来探知真情。在这方面，也可以来一点逆向的考察手法，也可以探得一点虚实，比如对专爱说好听话的人，偏不听他的，偏不重用他，甚至让他吃点苦头，到时再看他的反应。恐怕多数人难过这一关，会说出实话或表现出真正的想法。
樊举人是寿宁侯的门客。寿宁侯以尊贵的地位和显赫的权势，名震天下。
樊举人倚仗权势，结交勋戚贵臣，府中一切给君主的奏章，都出自他笔下。然而因一些奏章没有事实根据，招致人们的怨恨，他被告发了，朝廷将事情交由刑部处理。
刑部郎中韩绍宗了解樊举人的全部情况，准备把他抓起来。当时樊正躲在寿宁侯府中，虽然藏起得很隐秘，韩绍宗还是千方百计把他挖出来了。
樊举人下狱几天后，一天早上韩绍宗出门，见地上有卷纸，拾起一看，上面详细罗列了樊举人的条条罪状，而且说他罪大恶极，必须把他处死，不死不行。
韩绍宗看后，笑着说：“樊举人为人聪明机变，却有人把他隐秘的事情都写得如此清楚，一定是樊举人自己所写的。”经审问，他果然承认是自己写的。
樊举人的狱友听说此事，感到很纳闷，就问樊为什么要这样做，樊回答说：“韩公这个人，是不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更不可能用权势使他改变主意的。向他祈求生路，则必定让你死；现在别人一味说该死，则有可能得到生路。这只是我的一种计策，想碰碰运气。”
韩绍宗则对他说：“不必这样做，你的罪行原来就不至于处死。”于是，把樊举人发配到辽地戍边去了。
樊举人和韩绍宗都是聪明人，所以能够由反激而演化出令人击节赞赏的智能棋局，其中所包含的智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到的。
下面这两个故事也是反激智谋的应用。
楚成王已经立商臣为太子，随后又想改立小儿子公子职。商臣听说这件事后，一时分辨不出这件事是真是假，就告诉他的师傅潘崇说：“怎样才能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呢？”
潘崇说：“您可以用酒食招待楚成王的妹妹江芊，她与楚成王关系密切，一定知道一些什么。招待时你故意怠慢她，一定能试探出一些真情。”
商臣听从了他的意见，江芊果真发怒了，说：“喝！你这个下贱东西，难怪大王想废掉你！”
商臣对潘崇说：“改立这件事是确实的了。”
这是故意激怒对方探得真情的智谋。阳山君在卫国当相。他听说卫国国君怀疑自己，就装着批评卫国国君所宠爱的樛竖，从樛的反应中摸到卫国国君对自己的态度。他用的方法与此事相同。
战国时，齐王的夫人死了。齐王有七个妄，都和齐王很亲近。薛公想了解齐王打算让哪个妄做夫人，于是就献上七个耳环，请齐王分给七个妾，其中一个耳环最美。
第二天，薛公在拜见齐王时，就观察那个最美的耳环分给了哪一个妾，然后就劝齐王立得到最美耳环的那个妾为夫人。
这就是用礼物来试探的智谋了，虽然未发一言，却对齐王的心思洞若观火。
还有一个故事，读来也饶有趣味。
宣彦昭给元朝做事，当了平阳州的判官。一次天下大雨，有个商人和一个军人一起住店，早上起程的时候，因为一把伞争执起来，都说那伞是自己的。两个争来抢去，把伞都抢破了，最后告别了宣彦昭面前。
宣彦昭听明原由，立刻下令把伞没收充公，并把他俩赶出门去，随后又派了一个差役悄悄跟在他们后面。军人出去之后，非常气愤，不断骂商人是个王八蛋，害他丢了一把伞；商人则幸灾乐祸地说：“你自己丢了伞，跟我有什么关系？”
差役把听到的话报告了彦昭。彦昭就让人把商人叫回来，用棍子教训了他一通，并命令他买把新伞赔偿给军人。
《鬼谷子》一书中对这种反激试探的智谋有系统深入的描述，称之为“捭阖”，读者可拿来揣摩实习，必有所得。
以赏罚为管理手段
人的心理其实很简单：我为你好好地干，你给我应得的报酬。事实上，赏罚的问题也就是付出与得到的问题，如果赏罚不分明，那么他们就对自己的付出的意义感到怀疑，积极性下降甚至丧失。
因此，赏与罚是管理别人的两大“利器”，赏罚分明，令出必行，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别人积极性的最佳办法之一。
宋燕做齐国的宰相，遭到罢免后，对手下的官员们说：“有谁愿意跟我去投奔其他诸侯？”
大家都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安详地看着他，谁也不回答。宋燕说：“可悲啊！为什么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呢？”
陈饶答道：“并不是士大夫易得难用，是做主公的不用啊！主公不用，士大夫就会怨愤。你不会任用人才，反而要责备他们，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宋燕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饶回答说：“士人连三升粮食都领不到，而你的仓库却满满的，这是第一个过错；你的园子里的果子多得很，以至于后院的妇女们用果子互相投掷来嬉闹，而士人却连一个都尝不到，这是第二个错误；你家里漂亮的绸缎堆得全腐烂了，见风就散，士人却无法得到一件，这是第三个过错。财物是你轻视的，而对于怎样死，为谁死，士是很着重的。你连自己看轻的东西都不愿意赏给他们，却希望他们为自己卖命，这就好比准备一批铅做的刀子，却幻想有朝一日有一个干将那样会使剑的人出来，让他们发挥利剑的作用，这不是太难了吗？”
宋燕说：“是我错了！”
他的确是错得太严重了，以致最后跑路的时候，连为他驾车的人都没有，这就是不懂得利用赏来聚集人才的危害。但这并不是说，禁令与刑罚就没有意义，它是整顿纪律和激发士气的一种手段。
吴起说：鼓鼙金铎，所以威耳；旌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意思是说，要让一个团队中的人服从指挥，行动一致，必须用刑罚、禁令来约束部下的行动，执法必须公正、严明。如果做不到上述三点，士气就会涣散，懈怠。
越王勾践从吴国回国，下决心洗雪被俘之耻，马上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有一天他来到校军场，问文种：“我想攻打吴国，可以吗？”
文种回答说：“可以！我平常训练时，奖赏丰厚，刑罚严厉，而且令出必行，大王如想了解情况，不妨试一试。”
勾践于是点着了宫室，集合三军前来救火，下令说：“因救火而死者，比照阵亡抚恤；救火而没有死的，比照杀敌奖赏；不救火的，比照降敌刑罚。”
手下人马上披上湿衣服，冲上去救火，很快将火灭掉了。勾践从中看到越军的气势，马上出兵，终珠打败了吴国。
赏罚对于促使众人效力，共同完成一项事业十分重要，因此必须要有大胸怀和大视野，赏罚分明，而且必须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卫国有个服劳役的刑徒逃亡到了魏国，刚刚继承王位的卫国国君想用重金把这个刑徒换回来，但是魏国不答应。
卫国国君于是用左氏（地名）这个城邑去换这个刑徒。卫君的手下人说：“用一个城邑去换一个服劳役的刑徒，值得吗？”
卫君说：“在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的问题上，事情无大小之分，法律要是不确立，该处罚的不处罚，即使有十个左氏这样的地区也没有什么好处。法律要是能确立，该处罚的一定处罚，即使失去十个左氏也没有什么害处。”
这个故事与商鞅以赏立信的故事类似，虽然使用的手段不同，但却异同同工，都达到了既定的目的。
有时候，如果简单地根据条文和规章来执行赏罚，就可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需要用智谋来辅助。
赏罚的大胸怀也是一种大智慧，也就是把赏罚的对象分成三六九等不同对待，在区分的时候，要清醒认识到所依据的标准。
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大封功臣，萧何地位最高，有人对此有异议，刘邦反驳说：“在打猎时，追捕野兽兔子的，是猎狗；但发现兽兔的踪迹，指使猎狗追捕的，却是猎人。你们只能捕杀野兽，功绩如同猎狗。而萧何能发现野兽踪迹，指使猎狗去追捕，功绩如同猎人。”
司马迁在为萧何作传时，也十分中肯地评论说：“萧何严守律法，为民生疾苦着想，依法行事，在建立汉朝的功臣中，功绩地位居群臣之首。”
这种从大处着眼的原则，是以赏罚来引导人所必需的，因此也是赏罚分明中所不可或缺的一条。
宽严相济，张弛有度
曾国藩曾经向人传授管理强悍部将的经验，他举了一个例子。
李世忠是投诚过来的湘军将领，因战功显赫而官至一品，为人暴戾险许，很不驯服，其部下也经常为非作歹。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样的部将的呢？
他用的是二宽二严之法，也就是两个方面宽容，两个方面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