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交易；相反，它需要最彻底的无利害观念。
——贝多芬
（一）
关于贝多芬耳聋的病历，值得一提。根据医学检验的报告，他的听觉神经都萎缩了，而附近的动脉却异常膨胀，比乌鸦的羽毛管都要粗。医学专家的诊断结果也是不一样，有人认为是耳膜硬化，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内耳疾病，还有人认为是中耳炎。
他的听觉困难最早出现于1796年，而最严重的症状是出现在1798年或1799年。在1801年到1802年这两年当中，贝多芬的耳疾没有恶化，只是有间歇性的耳鸣现象，以及耳朵经常听到其他噪音的干扰。这也令他局部丧失了辨识高频率的能力，并且突然的响声还会让他感到不快或者疼痛。
有一项报导说，贝多芬在1804年预演《英雄交响曲》的时候，已经很难听清楚管乐器的声音了。但是，贝多芬那时还没有到达残废的地步。
1805年，他指挥《费黛里奥》的预演，以及在1808年提醒演奏者注意细微的变化，说明他的听觉还是比较敏锐的。而到了1810年前后，他已经不能在音乐会上作钢琴独奏了。到1814年，贝多芬的听力已经相当微弱，只能勉强参加作品第97号《大主教三重奏》的演出。
贝多芬的耳疾在1812年以后才真正严重起来，因为那时大家发现，在与他说话时一定要大声地喊叫才行。到了1817年，他的耳聋已经极其严重，不能听到任何音乐了。1816年前后，贝多芬开始使用一种助听器。1818年的时候，《谈话录》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必须。
由于逐渐与外界断绝声音的接触，贝多芬自然也会产生一种被隔绝的痛苦，因此出现了厌世、猜疑等倾向。
但是，耳聋在他的创作活动中却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耳聋不但没有妨碍，反而还增强了他作为一个作曲家的创作能力。也许因为这种情况减少了贝多芬在钢琴演奏方面发挥的机会；也许是由于他有听觉障碍，处于日益孤立的世界中才得以完全将精力灌注在作品之上。
在他无声的世界中，贝多芬可以实验各种新的经验形式，而不再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也不再受物质世界种种条件的限制。
他就像一个做梦的人一样自由，可以将现实的素材一再地重新结合，以迎合他自己的愿望，因而也形成了他以前想不到的形式和结构。
在1816年，贝多芬在一张草稿纸上写道：
“只生活在你的艺术当中！”
可见，他内心的空虚已经被音乐所填补了。他还曾经向阿蒙打牧师说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
“当我在演奏与作曲的时候，我的病痛一点也不妨碍我。只有当我与人相处的时候，它才会影响我。”
因此，贝多芬的一切痛苦与失败，最后都转变成了胜利和成功。就像亨利·詹姆斯所说的“秘密的创伤”，又如杜斯绥耶夫斯基所说的“神圣的疾病”。他的耳聋，就像是他的茧，而他的《英雄交响曲》风格，就是在这个茧里成熟的。
在1802年，贝多芬还痛苦地想要自杀，甚至写好了一份遗嘱。然而到了1810年左右，他在书信中只会偶尔提起耳聋的事情，但是其中有一张便条上写着：
“不要再让耳聋成为一个秘密——即使是在艺术里。”
可见，经过一番痛苦而艰难的挣扎，贝多芬已经能够与他的耳聋和平相处了。
（二）
耳聋不但没有阻碍贝多芬对音乐的追求，反而让他沉溺于一种极度狂欢的状态中，创作热情异常高涨。
然而，到了1804年，贝多芬在与小提琴家克伦福尔兹交流时说：
“我至今都不能满意于自己的作品。从今天起，我要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贝多芬的这句话让克伦福尔兹感到非常惊奇，因为那时贝多芬已经能够纯熟地运用各种乐曲了。在1804年4月里的公开演出中，他还演奏了已完成的两首交响曲和他新作的《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第37号）。
一个月之后，贝多芬又匆忙地完成成了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让从伦敦来的小提琴家波里其塔波尔演奏。那缓慢的乐章一下子就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
贝多芬所说的“新的道路”，事实上并非是他原来那种固有的光明灿烂的路，而是抓住另外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反映在他的《英雄交响曲》（作品第55号，又称《第三交响曲》）当中，是那震撼人心的、明朗而迥异的开篇乐章，在无数的号乐中出现了基本的、成功的主题。这种将许多力量突然集中在一起的表达方式，对于贝多芬来说，已等候了很久了。
后来，贝多芬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我的习惯是从小就养成的。当我想到了什么，就会立刻写下来。”
这种习惯也让他找到了许多不同革新的源流，偶尔灵感一至，他就会将主题记入到乐谱薄当中。许多主题就是这样没有继续创作而搁置着，或者经过一年以后，他再写下去。在创作的热潮当中，他终于取得了一次最伟大的成功。
因此，从1802年到1812年的这十年，可以说是贝多芬的“英雄年代”，他的音乐创作进入到了成熟期。
一直以来，英雄都是人类进步的先驱者，这种形象也一直存在于贝多芬的脑海中。或者，他在战胜苦难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信心和力量，也让他将自己视为一位力量超凡的英雄。
于是在1802年，贝多芬就开始创作这一主题的交响曲。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就好像是贝多芬个人经历的一部自传性史诗；而这种英雄主义则是贝多芬所特有的、历尽万劫而不变的坚毅精神的音乐化表现形式。这一曲目，也标志着贝多芬音乐创作中“英雄年代”的来临。
最早时，贝多芬是想将这首曲子奉献给他所崇拜的拿破仑。全曲完成于1804年。那年春季，兰兹看到了放在贝多芬桌上的该曲的原稿，其扉页上写有“波拿巴”的字样。
然而一个星期后，贝多芬发现有人在那张曲稿的后面加上了“皇帝”两个字，便愤怒地将扉页一撕为二。而此时，拿破仑称帝之事也已为世人所共知了。
贝多芬在知道这个消息后，更是勃然大怒地喊道：
“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现在，他要践踏一切人民的权利，只顾自己的野心了，他就要高踞于所有人之上作一个暴君了！”
于是在8月12日，贝多芬便将《英雄交响曲》的总谱交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出版。10月，总谱正式发行，题目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作”。
这首曲子是贝多芬的创作生涯当中、也是交响音乐史当中一座伟大的里程碑。它第一次展示了作曲家的英雄主义创作思想。作品的篇幅极其庞大、情绪激昂，音响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1821年，当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荒岛时，贝多芬就说：
“早在17年以前，我的音乐就预示了这个结局。”
他的意思指的是《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
《英雄（第三）交响曲》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的光辉思想比起《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大大地向前跨出了一步。在第一、第二交响曲当中，贝多芬还只是继承了前辈海顿、莫扎特等人的创作传统风格和思想。
而在这首交响曲当中，贝多芬用一种新的形式和音乐思想的概括力量，着重地表现了英雄为争取人类的未来幸福而献出生命的悲剧精神。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也标志着贝多芬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
贝多芬也将《英雄交响曲》视为他最心爱的产儿。当他已经写出八部交响曲之时，他仍然认为自己最喜爱的还是这部《英雄交响曲》。
（三）
虽然创作《英雄交响曲》用去了贝多芬的很多精力，但各种各样的小作品依然在不断产生。因为自己耳聋的关系，贝多芬一刻都不愿意休息。这也许是他考虑了外界的批评而对自己进行了一番重新调整的缘故。
因此，在这期间，贝多芬陆续写了许多奏鸣曲和一些小作品，但出版商在印刷乐谱时，却经常出现错误，而他们又不进行更改。这使贝多芬非常生气，因为他的手书乐谱是准确的。于是，他写下了严肃批评这些人的话：
“错误之多，宛如海洋之鱼。”
事实上，这是出版商对他的漠不关心，不像贝多芬日后成名后的态度。贝多芬时常向他们提出抗议，索回自己的乐谱进行修改，但有时他也不能如愿以偿。后来，他干脆就称这些人为“狡猾的骗子”。
在这一时期，所有遇到过贝多芬的人都发现他变得十分奇怪：每当他在街上或田野里行走时，他总是毫无表情，而他的双眼却迸发出生命的火光。
他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毫无规律起来，他的房间经常乱七八糟，并且他还经常搬家，换住所。但不论换到什么地方，屋内都总是显得乱糟糟的，书本和乐谱撒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放着残菜剩饭和半空的瓶子，另一边则可能是一首四重奏的草稿，钢琴上则放着纸张和碎屑……
这些材料都是贝多芬的一些光辉交响曲的胚胎，而朋友的和生意上的信件则是撒满了房间的地面。
他的朋友兰兹也曾说起，在1804年夏季的一天，他到贝多芬的寓所去听课时，贝多芬希望和他一起散步。
于是，贝多芬就和他年轻的学生一起到外面散步，一直走到极远的地方，而且到晚上8点才回家。他的口中始终都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在呜咽，忽高忽低的，却没有唱出任何肯定的、明确的主调。兰兹问他那是什么？贝多芬回答说：
“那是我想象中的一首奏鸣曲最后一乐章的主题。”
当贝多芬和兰兹重新回到房间时，贝多芬立刻就跑到钢琴边，连帽子也没来得及摘，就开始狂写起来。兰兹只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椅子坐在房间的角落里，贝多芬此时已经完全忘记了他。
整整一个小时，贝多芬都在发狂地写着，完成了那首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最后，贝多芬站了起来，看到了兰兹，似乎有点惊奇，随后又很遗憾地说：
“我今天不能给你上课了，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要做。”
贝多芬所写的这首奏鸣曲，就是《热情奏鸣曲》。它与次年他所作的《华尔特斯坦奏鸣曲》一样，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此时的贝多芬，音乐创作已经突破了钢琴本身的限制，他的作品已经令所有的钢琴都不能再弹奏了。那个时候所制造的钢琴，通常只能弹奏轻快而华丽的乐曲。因此没多久，贝多芬就从钢琴制造者安德列·斯特里手中得到了回声和弹性更大的钢琴。
由于这首《热情奏鸣曲》所表现的力量太过强大，本来就是不预备作公开演奏的，因此直至贝多芬去世后12年才见诸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