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自己的学生相处，王国维很少表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自己的学生，特定时刻他也有很温情的一面。
姜亮夫有一次填了一首词，想请王老师指导一下。晚上七点半，姜亮夫拿着自己写的词作到王家，王国维帮他修改了近两个小时。九点多词改好了，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让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亮夫过桥后他才转身回去，他对姜亮夫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姜亮夫感动得几乎落泪，此情此景他一生铭记于心。
不管怎么说，一个外表冷漠但是内心充满爱心的人，总比一个外表热情但是内心蝇营狗苟的人更值得我们信任和尊敬。
王国维一生几乎不跟人开玩笑，所以他一旦开玩笑必定成为经典。当年的北京城，文人喜欢借联语抒发牢骚或者自我标榜，每到春节自己撰贴春联和欣赏人家的春联便成为岁朝韵事。这年，名士蒋黻集杜甫诗为联，曰：“傍人错拟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王国维看了之后，趁无人之时将对联中的“扬”字改了个偏旁，又把下联揭了，叫人重新写了个下联贴上去，成了：“傍人错拟杨雄宅，半夜预防石秀刀。”结果好端端的一座文人墨客的雅舍顿时变成梁山好汉的凶宅，蒋黻看到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促狭鬼不止。
书成付与炉与火，了却人间是与非
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聘请中，梁、陈、赵三人的工作都很顺利，只有在王国维方面遇到了一点困难。
早在1917年，蔡元培便通过王国维的旧时同窗、时任北大教员的马衡邀王氏到北大任教，然而王国维没有答应。其后的几年间，马衡又代表蔡校长屡次向王国维发出邀请，但均遭到拒绝。到了1922年北大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后，蔡元培想了个折中的办法，给王国维安排了个“通信导师”的名义，不必来校授课，只需用通信方式指导研究。王国维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几个月后，蔡元培令人送致薪金二百元，王国维却死活不收，理由是“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最后北大方面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即使如此，王国维还是在两年之后辞去了这个所谓的“通信导师”。
有此前科，这次清华想请王国维做导师难度可想而知，果然，王国维接到邀请后二话不说就拒绝了。然而，不久之后事情却峰回路转，王国维居然答应了，究竟为何？
对此，有人说是胡适出面做通了废帝溥仪的工作。王国维这个时候是溥仪的老师，他对这个退位的皇帝仍然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溥仪下了一道诏书，让王国维就任清华导师，王国维自然无条件地接受。
其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的诚意进一步打消了王国维的疑虑，吴宓日记记载：“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庵先生，在厅堂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事实上，王国维拒绝北大而接受清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忧北大的政治空气，他在给友人蒋汝藻的信中说：“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而清华作为一所建立在庚子赔款上的留美预备学校，则相对独立，这也表明了王国维追求学术独立的心态。
王国维到清华后，鉴于他的声名，曹云祥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王氏认为自己不适合行政工作，坚辞不就，只担任了专职教授。
王国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个时候王国维年近五十，正是孔子所谓的“知天命”之年，在学术上他已睁开自己的“天眼”，在哲学、文学、美学、史学、训诂学、考古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洋洋大观的学术成就让中外人士叹为观止。在当时狂人与能人辈出的中国学术界，能让几乎每一个人都心服口服的人恐怕也只有王国维一个了。
然而，就在王国维的学术生涯走向巅峰的时候，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五十之年了。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忽然向同事借了5元钱，之后他雇了辆人力车离开了清华园，来到了颐和园。在颐和园内的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王国维一个人徘徊多时，从后来大家看到的一地烟蒂中，我们可以判断他此时的内心中一定有过痛苦的思索。最终，王国维来到了昆明湖前，一头扑下。大师遽去，小小的昆明湖何堪承受如此之重？
王国维跳下去的时候，被一位扫亭子的园丁看到，他急忙跟着跳下，将王氏抱了上来。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昆明湖水深不过二尺，王国维跳下时，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导致窒息而亡，这时他里面的衣衫还未完全湿透。
就在王国维投湖的前一天，即6月1日，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学生毕业的日子，这天中午，王国维还参加了在清华园举行的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并与学生探讨学问，正如梁启超所说：“自杀的前一天，还探讨学问。”国学研究院一期学员毕业时，陈寅恪还没来，三期学员开业时，王国维已去，因此二期学员毫无疑问是最幸运的一届，能同时接受四大导师的教化。
王国维死后，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了一张遗书，是写给他的三子王贞明的，遗书的开头是四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十六个字的含义伴随着后世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争论，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永远的谜。
在王国维的死因中，“罗振玉逼债”一说现在在各种事实面前被证明不靠谱，其余诸说像“殉清”、“尸谏溥仪”、“忧心北伐”，除非起王国维于九泉之下而问之，否则都是一家之言。而陈寅恪的“殉文化”之说更像是一种“夫子自道”，但说出了时代鼎革之际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声，引起了广泛共鸣。
其实，王国维的死更像是一种必然而非偶然。首先是他的人生悲剧色彩太浓，熟读叔本华哲学的王氏深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的影响，认为人生不过是个肥皂泡，早晚得破灭。“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词中的这两句话包含了多少对生命的无奈与忧伤，堪比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在其二十余岁所作的《古书中故纸》一诗中也有“书成付与炉与火，了却人间是与非”之句，史家缪钺据此诗认为“静安年未三十，而心中已潜伏自杀之念，盖自静安视之，自杀或亦一种解脱也”。
其次，王国维的一生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大矛盾是难以化解的。
一是“居庙堂”与“处江湖”的矛盾。
在《文学与教育》一文中，王国维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则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王国维能够以超乎功利的眼光来看政治，这已经是境界了。只可惜王国维能够超乎功利，却超乎不了“形式”，马衡在悼念王国维的文章里说他的辫子是形式的，精神上并没有辫子。自然是形式的，那还这么在意干吗？更奇特的是，在王国维东渡求学的时候，这根辫子本来已经剪去了，回国后居然又留了起来。
别以为王国维是个纯粹的书呆子，其实他对政治形势洞若观火，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不久，王国维就对罗振玉说：“观中国现状，恐以共和始而共产终。”今天看来，这样的预言何其准确。
有人说，王国维留辫子也好，投湖也好，都是为了保留士大夫的尊严，顾颉刚就认为王氏士大夫观念太浓。这样的推论或许有点主观，不过早在“五四”时期，王国维就告诫自己的子女要远离政治旋涡，他担心在激进思潮和激烈政争的催化下会产生可怕的社会运动。这一点倒确确实实在几十年之后被证实。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写的碑文中，这句话至今读起来让人心神激荡！
二是“新”与“旧”的矛盾。
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内中胡适对几个人的归类大体恰当，不过把王国维归于旧式学者还有待商榷。更确切地说，王国维应该是亦新亦旧才对。
王氏精通英、德、日三种语言，他早年治“新学”，是中国介绍外国学术的先行者，也是用西方学术哲学思想阐释中国古典文化之第一人。后期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专治“古学”，即中国学术的核心“经史小学”，为此他把自己治“新学”的《静安文集》付之一炬。
但王国维虽然烧掉了“新学”的书籍，却没烧掉“新学”的思想，他晚年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新旧结合，对此顾颉刚说，“学问的新旧不在材料上，而在方法上、思想上”。这种融合新旧学说的功力使王国维成为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学者，正如王国维的至交，日本学者狩野直喜说的：“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底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但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而王君既没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
然而，“新”与“旧”本身就是相生相克的，亦新亦旧也可能导致难新难旧、不新不旧的恶果。武侠小说中经常描写一个人吸收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功力，虽然一开始可以使他功力大增，但是最后两种功力往往相互打架，让他痛不欲生。在王国维那个时代，他还没能找出一条合理的道路来消除新旧学说之间的矛盾，因此这种学说打架的痛苦作为先驱者他无疑是首当其冲必须承受的。
三是感情与理智的矛盾。
在《静安文集续编》的“自序”中王国维说：“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不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蒋复璁据此认为王国维“理性与感情常常发生冲突。他一面静默寡言，这是理性的克制；一面在内心是感情丰富，无从发泄，于是流于消极厌世。这是他在本质上的痛苦，也是他自杀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斯言痛矣，王国维一直以来就不认为天才是什么好事，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
在这个世界，我等还是混混沌沌做个凡夫俗子为好，郑板桥有云：“难得糊涂。”
熊十力档案
名号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字子真，1924年后改名十力，晚年号漆园老人。
生卒年1884-1968
籍贯湖北黄冈
出生地湖北黄冈
家世父熊其相为县学生员（秀才），掌教乡塾，一生困厄，通晓经史，学宗程朱。
学历只上过半年乡村小学
传道生涯北京大学（1922-1924），山东曹州省立第六中学（1924），武昌大学（1925），南京中央大学（1928），北京大学（1932-1937），复性书院（1939），勉仁书院（1941-1945），北京大学（1946-1947），浙江大学（1948）
研究领域佛学、哲学、儒学
主要着述《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读经示要》、《体用论》、《原儒》、《乾坤衍》等。
经典名言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特殊嗜好吃肉（尤好鸡肉与鳖肉）
评价熊师之生命实即一有光辉之慧命。当今之世，唯彼一人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牟宗三）
熊十力：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1943年，时为国军少将的徐复观在读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后，怀着仰慕的心情给熊十力写了一封信。不久，熊十力给徐复观回信了，在信中熊十力除了肯定徐复观“有志于学”之外，也痛责他文字潦草，对前辈缺乏应有的敬意。
收到回信一段时间后，徐复观鼓起勇气到川中的勉仁书院拜访了熊十力，会谈中，徐向熊请教应该读些什么书，熊让他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说：“这书我早就读过了。”熊十力闻言大不悦，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于是，徐复观回去又把《读通鉴论》认真读了一遍，过些天，他又去熊十力那，熊问：“有什么心得？”徐复观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得意地说出了几处书中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
结果，还没等徐复观说完，熊十力就破口大骂：“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就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熊十力以大海潮音行狮子吼，这一骂霎时让徐复观“目瞪口呆”，但随后又让他在思想上脱胎换骨，徐复观后来感叹道：“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么凶！原来他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要先读出每一部书的意义！”这当头棒喝对于“聪明自负”但“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徐复观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这一骂，竟然把徐复观骂成了后来的新儒学大家，位列熊门三大弟子之一。
当熊十力的学生真不容易，不仅要挨骂，有时还要挨打。
据任继愈回忆说，熊十力讲课到精彩之处往往得意忘形，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者肩膀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屋宇。后来同学们上熊十力的课时，都要争着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置坐下，以避其“棒喝”。
估计那些喜欢上熊十力课的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有点内伤。不过这种棒喝式的教育方式却是中国教育的传统，李宗仁就回忆说小时候在私塾上课老师必定准备一根可以“照顾”到每一个人的长竹竿。有意思的是，这种棍棒下的教育成材率很高，很多学生有所成就后反而因此感激老师。
不过，熊十力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不仅对学生动手，就连他最要好的朋友在跟他论道时常常也要饱尝他的老拳。有一次熊十力与张东荪论学，谈到兴起处，他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逡巡后退。还有一次，殷海光亲眼看到熊十力和梁漱溟讨论时发生争论，熊十力一怒之下上去打了梁三拳，口中还称他为“笨蛋”。但梁漱溟深知熊十力的性格，并不计较，只是默默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