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身上有着以文化救国的真切理想，渴望以精神学问来拯救国人，使国家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王国维档案
名号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号礼堂、观堂、永观、东海愚公等。
生卒年1877-1927
籍贯浙江海宁
出生地浙江海宁
家世海宁王氏乃当地书香世家，父王乃寓曾外出游历十余年，四十而归，攻书画篆刻，兼习诗古文辞。
学历秀才
传道生涯通州师范学校（1903），江苏师范学堂（1904），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18），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溥仪老师，1923-1924），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5-1927）
研究领域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主要着述《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等。
经典语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特殊嗜好吃红烧肉、吃零食、抽烟
评价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梁启超）
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不能马虎的“兄”与“弟”
从1925年到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四年时间共招收了72个学生，他们的学术道路大部分是跟着王国维和梁启超走的，跟着陈赵二位导师走的则比较少，后来国学研究院公认的导师排名是王、梁、陈、赵。
王国维和梁启超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点，就是国语都很不标准，地方语音太重，梁启超一口广东官话，而王国维则是一口海宁官话。据研究院的学生回忆，没有两三个月的训练是很难听懂王国维讲话的。另外，王梁二人的口才都逊于其笔才，王国维尤其糟糕，很多慕名去听王国维演讲的人最后几乎都睡着了。梁氏之学偏于经世致用，而王氏之学偏于训诂考据。梁启超口才不算好，但他常能以情动人，而做王国维的学生可能最大的好处就是锻炼了超凡的耐心。
因此，那些跟着王国维做学问的学生无不是摒弃了浮躁与功利，是真正地潜心向学。王国维常讲的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在学问上王国维绝对是值得信任的。
对于王国维的学问，梁启超也是歆慕不已，他经常对学生说：“你们有什么不懂，可以问王先生。”
现在我们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书，一定以为他是一个风流才子，的确，在青年时代他就是海宁四大才子之一。然而，王国维的相貌却实在对不起才子这个称号。学生记述他身材矮小，面孔清瘦，有点龅牙，总是一袭长衫，冬天头上戴个瓜皮帽子，脚踩一双布鞋，戴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有点像旧式商店里的伙计。
王国维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脑后的那条小辫子，这出现在清朝灭亡十几年，并且是在清华园这样一个沐浴欧风美雨的地方，实在是不伦不类，有点众人皆醒我独醉的感觉。但王国维我行我素，当学生们都认识他、对他的学识无比崇拜之后，他拖着辫子招摇过校的感觉在大家看来就是很酷了。
王国维写书的特点是“博”、“专”、“细”，“博”是材料丰富，“专”是集中精力，“细”是细致谨慎。王国维上课也是这个风格，在清华讲“说文”时，他用的材料有很多甲骨金文，往往要拿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的所有材料找齐全，否则不会轻易下结论。
王国维治学的风格跟他授课的风格一样，就是朴实厚重。他跟学生说：“学问的第一件事是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因此，王国维最强调的事情就是读书。史学家黎东方回忆，在一次清华国学院“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他提议学会创办一个刊物，话刚说完，王国维就一本正经地站起来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的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黎东方后来说，王老师的这句话真是终生受用不尽。
以王氏的博学，在浩瀚无涯的学问面前，仍然不敢妄自尊大，他几次对学生说：“自有注释书以来几千年了，可是被大家认为很容易懂得的《论语》，我还有很多地方不懂。至于《易经》，那就更多了。”
在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只要不是自己很有把握的东西，王国维总是真诚地说自己不知道，既不王顾左右，也不随口胡诌以免在学生面前掉链子。这样谦虚谨慎的态度给学生的触动很大。
其实，不回避自己有所不知恰恰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而那些刻意掩饰自己无知的人反而是最自卑的。
而王国维自己确实也是手不释卷，他每到一个地方最先考虑的是这个地方的藏书够不够多。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回忆，小时候弟妹们顽皮吵闹遭到母亲责罚，这时他们就躲在父亲背后，王国维一手护着孩子们，一手却拿着书本在读，他的眼睛能够做到始终不离开书本。邻里得知，引为笑谈。
王国维曾经不无担心地对蒋百里之侄蒋复璁说：“胡先生（胡适）想把国学开出一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须知，以前的人限于条件，查个资料可能要经历千辛万苦，翻烂书本才能找到答案，但是这个过程却是绝佳的读书机会。如果结果容易得到的话，失去的将是至为宝贵的过程。王国维亲身有此体验，才能说出如此高瞻远瞩的话来。
胡适当年弄的索引虽然替学生省掉了许多过程，但还是免不了要翻书。现在的学生连索引都不用了，都改用更便捷的搜索引擎了，王国维要是知道这个现状，不知道情何以堪。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治学三境界早已脍炙人口。在以王国维为首的清华导师的影响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子们养成了勤勉踏实的学风，进而影响了整个清华。
但王国维也并不主张一味不讲技巧地勤学苦读，他认为研究学问要懂得循环更换，说：“研究一下东西，等到感觉沉闷的时候，就应该暂时搁开，做别的工作。等到过一些时候，再拿起来去做，那时就可以得到一种新见解，新发明。否则单调地往一条路上走去，就会钻到牛角尖里，永远也钻不出来。”据说爱因斯坦研究东西累了喜欢锯木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锯木头锯出来的，这跟王国维的理论不谋而合。
王国维还有一套精妙的读书理论，他认为人的精神每天是从朝气走到暮气，所以上午宜读经典考据书，午后宜读史传，晚间读诗词杂记等软性的东西，王氏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弟子周传儒说王国维“最精到者，为古史新证。讨论殷周史、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于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梁启超也说王国维从不抄袭他人的言论和着作，连一点的雷同偶合处，都要涂改掉。
如此追求完美，使得王国维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精雕细琢。他写词时，一首小令要推敲三四天，慢词则要一周半月，那首着名的《颐和园词》整整写了一个半月。文学创作尚且如此，在学术研究上自不待言。可以说，王国维是学术界慢工出细活的典型，他在学术上每一个成就都是心血之作。
但是像王国维这样的学者如果活在今天不是被饿死就是被气死，现在的高校都把教师发表论文的数量跟职称和待遇挂钩，很多高校教师为了生计疲于奔命，粗制滥造不可避免。而发论文你才能拿到课题，拿到课题你才能赚得钵满盆满，功利主义的盛行又让抄袭成风，也让方舟子累得够呛。在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王国维还能那样沉得住气吗？
我一点都不怀疑王国维做学问的投入，他在清华时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家和研究院，有一次他对一个日本友人讲自己自来清华后还没有去颐和园玩过一次，这位日本友人听完大为惊讶，感叹王国维为现代的董子——汉代董仲舒专心治学，三年都无暇观赏花园中的景致。
问题是王国维这样的投入精神已经适应不了我们现在的时代，有学者说现在搞科研项目三分之二的时间要花在打点各种关系上，你不熟悉颐和园可以，但不熟悉“天上人间”行吗？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的王国维能被我们这个时代容纳吗？
王国维在清华时，学生常去他的住处向他请教问题，他是有求必应，知无不言。在王国维投湖自沉的前一天晚上，他还跟自己的得意门生谢国桢在一起谈论学问，王国维还谆谆教诲谢国桢读书当求专精。也就在这一天，王国维写了个扇面送给谢国桢。第二天，在王国维去颐和园后，他忽然想起在给谢国桢所写的扇面上误称谢为“兄”，老师称学生为兄怎么说都是不合情理的。于是，王国维又回到清华园，将扇面找出来，把上面的“兄”字涂掉，改成了“弟”字，这才走出门，从容赴死去了。谢国桢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对老师这种即使命在旦夕，也“临事不苟的态度”仍然刻骨铭心。
外面是海水，里面是火焰
王国维在很多人的眼里，大概都属于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类型，或许在他面前你还得屏住呼吸。
学生们自认几乎没有看到王老师笑过，看到王国维笑估计得去买彩票。大家在德高望重的王教授面前，都忍不住要收敛行迹，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平时是个直爽的大嗓门，可到了王国维跟前也要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大寿的时候，清华同事为他办了三桌酒席祝寿。宴会上，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始终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断。
当然，王国维很少笑的原因是他一直都在思考，而不像某些人喜欢板起面孔来装深沉与威严。
也许王国维只有在邂逅一本好书的时候才会露出真心的笑容。有一次他逛琉璃厂回来，回到家里时满面笑容，到了房间内把包裹打开，里面是一本书，他拿出夹在书里的一张发黄的书页，告诉妻子：“我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的生活中不仅笑声少，甚至连娱乐活动都几乎没有。长女王东明回忆道：“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唯一的一次出游是和清华的同仁以及自己的家人一起骑驴到西山玩，那天他玩得很高兴。
不管是跟学生在一起，还是跟朋友在一起，王国维从来都是口不臧否人物，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激情。他与人交往，只有谈学问或正事，很少侃大山，更不会对人讲应酬的话。
其实，王国维也有自己独特的爱好——除了爱书之外，爱吃红烧肉，这点可做毛主席的知音，但王国维要求所吃的红烧肉必须是自己的夫人做的。王国维还爱吃甜食，在他的卧室中有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这些零食都是夫人为他专门采购的。每天午饭后，王国维点根烟、喝杯茶，闲坐片刻，就算是休息了，然后进书房工作，工作时他常到卧室打开柜子找零食吃。
当然，王国维最大的爱好还是抽烟，他喜欢抽的是一种“哈德门”牌的香烟，相信每一个当过他学生的人都会对这种烟的味道毕生难忘。
另外，王国维还是一个鉴宝专家，这是由他的专业衍生的副业。但王国维鉴赏古董绝对不像他的本家王刚一样粗鲁，看到假古董就要当场把它砸得粉碎。如果有人请王国维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样言之凿凿、引经据典，比如说这件古铜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得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着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仍旧只是说“靠不住的”四个字，既不附和，也不和人驳难。
我相信以王国维的水平，他说靠不住的东西几乎难逃赝品，只不过按照王老先生的风格，让他去上鉴宝节目的话，这个栏目不出两期必定解散。
王国维的人生的确像极了他的字“静安”，安静得一塌糊涂。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认为他已经修炼得不食人间烟火，却又有很多反面例子存在。
王国维的发妻姓莫，尽管莫夫人并不是什么窈窕佳人，夫妻之间也聚少离多，但是阅尽了词人风流韵事的王国维却从来没有对妻子哪怕精神出轨过。分隔两地的时候，他给妻子填下了许多缠绵悱恻的词，比如这首《清平乐》：
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莫夫人为王国维生下了三子，在两人结婚11年后，因病去世。王国维又为她写下了不少情深义重的悼亡词，比如这首《浣溪纱》：
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还有这首《蝶恋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莫氏亡后，王国维又续娶潘氏为妻，潘夫人比较严厉，据说王国维有点惧内，他的每一分收入都要先交潘夫人，用的时候再向她要。但潘夫人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含辛茹苦地养育王国维前妻留下的三个儿子和自己的六个子女，任劳任怨，是家里的顶梁柱，更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家庭，王国维如此敬她也是情有可原的。潘氏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对于自己的孩子，王国维表面上很少表现出亲热，他很少抱孩子，但心底却有深厚的感情。王东明回忆，自己出生时父亲很高兴，因为在之前他已经有四个儿子了，终于得了个女儿。到了王东明四五岁的时候父亲还不给她吃饭，说是不消化，光喂她稀饭和软的食物。小时候王东明曾寄存在外婆家六年，有一次得了疟疾，用土法子没治好，王国维就一封又一封地写信，催促王东明外婆给她吃金鸡纳霜（奎宁），直到她完全康复为止。王东明说小时候只知道父亲严厉，没想到他爱子女如此深切。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8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逝，失去爱子的心痛，再加上亲家公罗振玉不分青红皂白，把逝者的妻子也就是其女儿带回了罗家，最终导致王罗二人三十年的友情断绝。
罗振玉是王国维一生的知己，也是发现王国维的伯乐，甚至可以说，没有罗，就未必有王。两人同为近代甲骨文研究的三大家之一（另有郭沫若），共同创立了“罗王之学”，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一千余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王国维后半生的学术转型，罗振玉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没有罗振玉提供的物质帮助和思想引路，王国维也未必能够成为王国维。可以说，王国维的成功正是站在罗振玉的肩膀之上，而王罗二位大师之间的恩恩怨怨更成了中国学界一段着名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