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甘南宗教演变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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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甘南的藏传佛教(1)

佛教自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传人吐蕃,经历了吐蕃王朝200余年的发展,其间佛教和藏族信仰的苯教多次发生激烈的交锋,这种宗教文化碰撞的剧烈程度在专制王朝常常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波动。吐蕃王朝的历代赞普或者出于个人意愿、或者在主政大臣的支持下经常地摇摆在“崇佛抑苯”与“崇苯抑佛”之间,使佛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发展处于一种极不确定的状态,有时佛教遭到贬斥,不能传播,甚至难以生存下去;有时佛教却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

赤祖德赞(即热巴巾,815—836在位)执政时期,王室对佛教的扶持也几近登峰造极。强制实行广建寺院等措施,又颁布保护僧人的严刑峻法。还确立了七户养僧制,决定对每个僧人奉献七家民户为其属民,以供衣食之需。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僧人的生活来源问题。同时还规定凡属民供养的僧人,必须符合出家僧人的规矩,如果看见哪个僧人的衣服有补丁,一定要追查这个僧人属民的责任。另外,赞普本人对佛教的礼敬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赞普上朝升座时,在自己的左右发辫上连接两条长绸带,把绸带放到僧人队列中,让僧人坐在上面,由于赞普头发的顶端负载僧人,遂称之为“头顶二部僧伽”。赞普命令全社会必须礼敬僧人,绝不允许不敬的行为发生。赞普发布命令说:“对我的出家大德等人不得以恶指相指,恶眼相视,今后对如此行为之人抉其眼、断其指。”

但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因为严酷地打击佛教的传播,最终死于僧人的弓箭之下,吐蕃王朝也从此陷于崩溃。在吐蕃王朝打击、压制佛教时期和吐蕃统一王朝解体后,大批的佛教僧人为了逃避迫害和躲避当时整个藏区的战乱.先后来到藏区的边缘地带。其中相当一部分僧人来到了安多藏区,从而加强了这一地区的佛教传播力量。

)第一节佛教在安多地区的传入和发展

一、佛教在安多地区发展的背景和原因

佛教在东汉初年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地区时,从中亚经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传人内地。由于甘肃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继新疆之后较早地接受了佛教文化的熏陶。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境内的佛经翻译就很盛行,河西四镇中的敦煌、张掖、凉州等地是翻译佛经和传播佛教的中心地区之一。同时在甘肃各地开凿了许多佛教石窟,并且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隋唐时期。佛教继续在甘肃传播。这时除了中原地区汉传佛教外,吐蕃信仰的印度佛教也随着吐蕃军队占领吐谷浑和唐朝的河西、陇右地区而传人甘肃。

吐蕃进占陇右后.佛教随着吐蕃军队和移民的前进而在安多地区也开始传播。这个时期。由于吐蕃原来信仰的苯教和佛教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因此佛教最初在吐蕃社会中流传的范围并不广泛,而且因为许多佛教僧人都聚集在卫藏地区传教。所以佛教在安多地区尚处于初传阶段。直到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和随后发生的吐蕃腹地的大动乱,才迫使大批的僧侣从卫藏地区向安多地区做离心式的流动,从而促成了佛教在安多地区逐渐走向繁荣。

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时,大批的佛教僧人对灭佛作出消极反抗的方式之一就是向边远地区逃跑。对于灭佛过程中僧人的外逃情况,《贤者喜宴》有如此记载:“大部分僧人逃往边地,未逃者沦为俗人,不听从者即被杀。”《布顿佛教史》也有诸如此类的记载:“那时,有一部分班智达已被流放边域;一部分被驱逐出境;译师大都逃奔远方。”由此可见,朗达玛灭佛时僧人逃亡以及被流放和驱逐到边远之地的情况较为普遍。《贤者喜宴》还有更为明确的一段记载:“著名高僧被杀害,次等僧人被流放,低级僧人被驱使。”可见在灭佛过程中,僧人被杀和屈从命令就地还俗者基本上是少数,大部分僧人为了躲避迫害而主动逃往或者被流放到了边远之地。所以,灭佛的结果之一实际上是造成了大批僧人由卫藏、特别是由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向边远地区的转移。所谓边远地区,一般是指吐蕃王朝势力控制相对较弱的康区、安多和阿里等地。

“朗达玛灭佛”使吐蕃佛教在卫藏地区难以生存和发展。赞普的极端措施引起了佛教僧侣的普遍反抗,最后,朗达玛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射杀身亡。贝吉多杰杀死朗达玛后,带着许多部著名佛经化装逃往康区。贝吉多杰能够杀死吐蕃赞普然后从容地逃离,并且携带佛经,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吐蕃王朝政局的混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佛教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肯定有许多佛教信徒在暗中掩护他。要不然贝吉多杰怎么能够从拉萨很容易地逃到康区。当时,在曲卧日(今西藏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山上静修的藏·饶赛、约·迥、玛·释迦牟尼三人并不知道禁佛的事件。后来他们看到有些僧人去打猎.经过询问才知道了朗达玛禁佛事件。在灭佛的压力下,他们将所藏的律部和论部经卷驮在骡子上,昼伏夜行,从上部阿里经达木雄(或日经葛洛逯)逃到了霍尔地方(今新疆于阗),因语言不同,未能弘扬佛法。他们便转向青海,经多麦北部贝鲁咸湖来到了安多。当时大量的僧人逃向安多地区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以下的原因而作出的选择。

(一)安多地区佛教文化根基深厚

安多是当时唐朝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和吐蕃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带,而当时西域的大国高昌和于阗佛教信仰特别昌盛,唐朝的佛教也在武则天时期开始蓬勃发展。“安史之乱”后河陇地区尽陷于吐蕃,而吐蕃佛教的传播在赞普赤松德赞(756—797年)后也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吐蕃在占领西域部分地区和河西、陇右期间,吐蕃卫藏地区佛教、西域佛教和中原地区的佛教就在安多藏区不期而遇,多种佛教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安多地区佛教走向繁荣。西域佛教、中原佛教和吐蕃佛教在这里经过相互接触、相互交流.从而促成了安多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

(二)安多藏区远离吐蕃的政治中心,因而受“灭佛”的影响小

吐蕃王朝后期,控制安多地区的吐蕃将领大多数尊崇佛教。自古常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此他们对“朗达玛灭佛”的做法和命令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在敦煌文书中就有许多处记载吐蕃东部军政首领侍奉佛教,并举行各种祈祷、忏悔仪式的具体事例。曾经长期担任吐蕃东道节度使的尚乞心儿,就是一位“既事君而又向佛”的代表,他居住在敦煌期间,建了一座圣光寺。正因为有很多像尚乞心儿这样既事君又信佛的军政上层人物支持,所以卫藏地区的许多僧人到达安多时,当地仍有许多寺院为他们提供安身之处。与卫藏地区相比而言,安多地区有着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甘南地区的洮州(今临潭)在唐代也建有佛教寺院,“洮,古边地也,出城之域西二十步许有寺焉,日‘竹当恰盖’,番名也。寺创于唐,自唐而宋,千年有余,其名不替,循故事也”。从寺名“竹当恰盖”基本上可以推断出这是吐蕃人建立的一座佛教寺院。唐武宗灭佛的目的,主要针对中原地区的佛教寺院势力的膨胀,对于边地灭佛的力度不大。而且颁布灭佛诏令的次年唐武宗即去世,唐宣宗即位.唐朝政府对佛教的政策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宗教政策有所松动,所以唐朝灭佛也对安多地区影响很小。

(三)吐蕃时代的安多藏区实际上也是吐蕃佛教文化中心之一

唐代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成婚时途经安多地区,从此也开启了佛教在这个地区弘扬、传播的大门。文成公主曾经派人在当地丹玛岩雕刻了大日如来及其八大近侍弟子像,并在今青海巴塘乡境内造“文巴塔”和“格则塔”。后来金城公主入藏时,为了保护大日如来佛像,在佛像上加盖了一个大殿,称为“大日如来佛堂”,后来称“公主庙”。吐蕃赞普赤热巴巾北征到贵德县时,在当地建塔,他驻军在同仁县时,也修建了一个寺院,后人称“贡巴娘哇”,即古寺。由此可见,安多藏区佛教传播的历史是相当久远的。据藏文史籍《奈巴教法史》记载,赤祖德赞(热巴巾)时,“于卫、康、多思麻三地修建了12座闻、思、修习讲经院;卫地有三界解脱寺、噶迥、温江岛、杰材四座;康区有谐衣俄切、谐衣毕噶、恰衣龙须等四座;多思麻有井几若高、扎衣噶哲、甘州昂木真、箕笛蒸噶四座”。此外还修建了“具有讲经、持戒殊胜特点之六座寺庙……安多有龙塘计登卓俄绒江木纽木二寺。断语修心之12座寺庙……安多有林塘阿尔雅垄、梅尔雪赛金威奈、增吉凤凰丛林、朗域之舟道四寺”。安多地区的这些讲经院、寺庙为吐蕃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特别是在吐蕃统治安多和陇右地区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地区成为藏汉佛教经典翻译的中心,大批汉文佛经被翻译成藏文,然后流入吐蕃。同时,还有一些汉族佛教僧人被迎请到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进行传教弘法活动。到吐蕃王朝后期.在日益繁荣的河西佛教影响下,安多地区的这些吐蕃佛教寺院得到了扩大,佛教的传播也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二、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发展状况

从史籍《安多政教史》的记载看,从卫藏地区出走的“三贤哲”藏·饶赛、约·迥和玛·释迦牟尼在安多地区的修行传法足迹遍及河湟各地。据传说炳灵寺益格浪谷可能是由约·迥之名而来:今天青海互助县佑宁寺所在地,藏语称作“约格隆哇”.据说就是因为约·迥在当地修行而得名;今天青海互助县白马寺则由于是玛·释迦牟尼和藏·饶赛晚年的修行驻锡之地,因而得名“玛藏扎”(意为玛、藏二人居住的山崖)。后来藏·饶赛、约.迥和玛.释迦牟尼三人来到西宁,最后在此圆寂,当地藏族佛教信徒将他们的遗骨建成灵塔以表示纪念,这就是后来西宁著名的大佛寺的前身。《安多政教史》还讲到,“三贤哲”藏·饶赛、约·迥和玛·释迦牟尼到达安多地区后,不断地到各个佛教寺院进行传教活动,有时候还通过走访朝拜的形式对这一地区的佛教寺院开展传教活动。

显然,当时因灭佛而逃往安多等边地传教的并不止于上述几位僧人,只是由于这几位僧人在安多地区的弘法活动对佛教戒律的传承及后来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他们的事迹后来得到了较为详尽的记述。而更多的僧人因为当时流落和隐藏于民间,在下层民众中从事传教活动,加上当时政局非常混乱,他们的传教事迹不被记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上述几位僧人的事迹,可以视为当时逃往安多等边地的众多僧人从事传法活动的一个代表和缩影。这个记载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推测出,当时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高僧在离开卫藏地区后还继续在安多地区活动,以不同的形式在传播和扩大佛教的影响。

)第二节藏传佛教的形成

一、安多地区佛教传播中心的形成

藏·饶赛、约·迥和玛·释迦牟尼在安多传法弘教活动的最大成功就是收喇钦·贡巴饶赛为弟子。喇钦·贡巴饶赛出生在今天青海黄南化隆、循化一带的藏族部落中,他原来是当地一位名叫苏赛桑的苯教大师的侄儿,原名叫穆苏萨巴尔。当他十五岁时在放牧之际遇见了正在当地修行的“三贤哲”,对他们产生敬仰之心,强烈要求出家受戒,成为一名佛教比丘僧。于是由藏·饶赛任亲教师,约·迥和玛·释迦牟尼为规范师,剃度穆苏萨巴尔出家,授比丘具足戒,命名为格瓦饶萨。最后他成为一名博通佛教律藏的著名比丘僧,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初期享誉整个藏族地区,因而被尊称为喇钦·贡巴饶赛(萨),在藏文典籍中就以此名为通称。

根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喇钦·贡巴饶赛当时除了在自己的几位受戒高僧座前学习佛法外,还曾经前往北方木雅噶地方的江安泽城(一说甘州),在郭戎森格扎座前系统学习律经,郭戎森格扎将律分别、律本事、律杂事和律上分四部律典传授给喇钦·贡巴饶赛,并嘱咐他依照律典弘扬佛法。后来,喇钦·贡巴饶赛又去卫藏地区学经,在路途中听说那里发生了大饥荒而未能成行,便转而去了东方拉泽卜斗地方,向从尼婆罗学法回到喀木驻锡于此的高僧拜瓜·鄂乔扎巴大师学习《般若十万颂疏》和《大乘对法藏》等经论,他在当地驻足学习了12年。根据《青史》记载.当时驻牧于丹斗山一带的被称作“独脚鬼”的九兄弟对喇钦·贡巴饶赛非常敬仰,于是迎请他到丹斗山弘法传教。由于喇钦·贡巴饶赛高超的佛学知识和高深的道德修养.不仅得到了丹斗山一带广大信徒的认可和赞誉,而且逐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初到丹斗地方时,当地汉僧大多数传授禅宗,主要讲授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不重视建寺修塔,也不宣讲善恶报应等说教。喇钦·贡巴饶赛凭借渊博的学识,向信徒宣传善恶因果,从而得到当地藏族上层人士的大力支持,不少人(包括许多当地藏族上层人士)纷纷拜其为师,出家受戒。喇钦·贡巴饶赛从此以后就把丹斗作为自己传教活动的中心地区,开展供养佛教佛、法、僧三宝和祭祀护法神等各种宗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