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维
如同一段令人费解的谶语一样，抑或如同一个貌似简单，却可以让几乎所有数学家神魂惘然的数学猜想一样，王小波不多的几部作品已经使这位诡异而又随时流洒出清新的作家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谜。我之所以说他是一个谜，是因为“猜想”二字在科学以外的领域似乎太多地和“臆妄”之类相联系。
初读王小波的小说是在1994年的初春，因近几年缺少了那种闲情逸趣，很少接触这类东西。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在朋友的邀约之中。这其中，有一个情况，我是从始至终都未好意思对王小波坦言：他的这篇《黄金时代》，本人初读之下绝没有坚持到第十页。1994年秋，《黄金时代》出版后，才有了以后的再读，并且把这样一个奇异的东西读完，甚至反复读。嗣后，一个谜团油然升腾在某处，于是又陆续地读了他的《红拂夜奔》、《寻找无双》，此外又读了一些他的随笔、杂文。
小波的小说，直截了当地说，只有一个特色，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任何一个读他的小说的人都无法躲避的一种“撞击力”；抑或可以这样说，这种东西既不是婉约缠绵，也没有任何暴躁的倾向，而是平和之中的一种冲撞。《黄金时代》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小说中的“王二”先是在知青的年代和建设兵团的一位队医有了一段顺情合理的爱情；后来在一所大学教书却教出了毛病；接着就在似水流年的岁月里挣扎着翻拣早年间的陈糠旧谷。小说的故事就是这样简单。这种简单的、几乎要落入旧时套路的故事，似乎只是为了应付像E.M. 福斯特那样的“小说理论家”。其实，王小波的小说真正给读书人带来撞击的，只是那些纷杂的、枝蔓错落的、细致入微的推演。这里，有个词是要解释几句的：这种小说不是表现，不是再现，而是一种感官感受的推演，就好像把挺简单的情节当中的感受当做方方正正的一块豆腐切，一直切到没有办法再切时，才用尽量精确的（而不是时下常说的“形象的”）语句说出来事情的本真之理。王二与队医陈清扬因为无奈而爱，又因爱而被裹人被管制的无奈。于是，他们就每每地跟随当时极为火爆的一种文艺宣传队，在建设兵团的各单位参加被游斗。再于是，便有了如下的一段记录：
我和陈清扬出斗争差的时候，开头总是呆在芭蕉树的后面。那里是后台。等到快轮到我们时，她就站起来，把头上的发卡取下来衔在嘴里，再一个个别好，翻起领口，拉下袖子，背过双手，等待受捆了。
陈清扬说，他们用竹批绳、棕绳来捆她，总把她的手捆肿。所以她从家里带来了晾衣服的棉绳。别人也抱怨说，女人不好捆，浑身圆圆的，一点不吃绳子。
这确乎是一段绝好的、有着强悍冲击力的记录，这实在已经不是一种描述了。因为，那种饱含悲愤、怨恨、憎恶的描述，我们——至少我本人——在太多的文字当中见过了，甚而至于已经到了近于麻木的地步。而这样的记录，似乎比较少地见到——杨绛的《干校六记》还有不多的几例。这种没有任何着色功夫的记录，在小波的小说中几乎俯拾即是。其实，更多的时候，作者是极为善意地担心读者拿捏不住，于是便有了时不时将读者心绪抚慰平定的努力，在《红拂夜奔》里，作者甚至将法国大数学家皮埃尔，德，费尔马请来做帮手。这位数学家在三百多年前给人类留下一个谜团，但这个费尔马大定理几乎可以说与《红拂夜奔》的故事完全无关。费先生与李靖、红拂女以及虬髯公的关系，正好就像是那几只发卡以及晾衣绳与陈清扬的关系。李靖等人原本是初唐时的风尘三侠。而记录三位事迹时，近千年之后的法国人亦来参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力透纸背的撞击，抑或是作者无能为力的一种表现。王小波在他的小说里与人的思维极限“比拼内力”，在《红拂夜奔》中达到了极致！
早年间，因为书读得太杂，以至于把脑子读得只能在麻木的城堡周围走游。譬如，文学也好，艺术的其他部门也好，大概都要有一点点创造，有一点点美的创造，极端地说，就是要有一点点美好的、漂亮的创造。这种麻木的走游或走游的麻木，在《黄金时代》的撞击下有了些许的变化；而在读过《红拂夜奔》以及《寻找无双》之后，好像开始痊愈了。关于王小波的创作，有朋友称“常常既令人捧腹，又引入深思”。其实，这真正是天大的误会。他的小说——他的随笔我只读过一小篇，而且还是在他去世后补读的，绝无令人捧腹之处，除非把“捧腹”二字理解成一种因生理的极度难过而产生的腹腔内各种内容物的翻滚。如同我在前面说过的，他的小说完全靠直白的记录来撞击读者。这种直白之中，没有常见的无聊的“幽默”，没有讽刺——也没有评论家称之为“反讽”，更没有引得泪雨涟涟或神怡心旷的“美文学”。所以，“捧腹”二字通常意义上的效果，也就是“笑”，在这里是找不到的。而另一面，“引人深思”也几乎做不到，因为作者没有（似乎也不打算）去引诱或者指引什么人。作者其实只是将本真的世界记录在他的小说之中。这种本真的世界里，再没有任何“优雅华贵的装饰”，甚至可以说连那种通常所要找寻的“美妙”都无法找到。这里面，这种本真的世界里面，只有一种冷峭隽深的、无法言说的深层思考。有冷峻，也有峭直有隽永，更留下深邃。小说《红拂夜奔》将这种风采独具的品格推向了极点。这甚至涉及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式样的根基。“风尘三侠”的故事，大凡有些中国文化熏染的人都还有一鳞半爪的了解。我初识这一故事还是借了于右任先生的一幅画。三侠之中只有李靖李卫公是正史上确有其人的军事家，而红拂女及虬髯客则大半是为了给李卫公做陪衬用的。这样的人物组合似乎合了小说这种虚构类文字的品格要求。但和以往的“三侠”故事不同，王小波的《红拂夜奔》把个李靖做了“装饰性”人物的处理，而使红拂女走到前台来。这种特立独行的安排给小说之外的思考保留了广袤的天地。这种思考之冷，之峭，之隽，之深，我看由批评家整理线索，不如由小说自己说话来得更为直接。对王小波的小说，情形似乎尤其如此。
……假如红拂需要一件内衣，她本可以去买一件纯棉的，或是真丝的，或是开司米的，或是毛麻混纺的；虽然最终只能买一件，但是当她在纯棉、真丝、开司米、毛麻混纺中选择一件时，就等于把上述织物一齐占有了……假如不嫌金子太沉、太冰人，她完全可以买件金片内衣穿上。主要的问题是她不能买。按照大唐的制度，一品命妇只能够穿法兰绒的粉红睡袍。而这种睡袍也只能够有一种式样，这种式样又是卫公做的设计——谁让他是大唐第一聪明的人呢，所以他除了设计城市，设计制度，还要设计女人的内衣……
在这样一小段文字中，时间的概念好像有点儿乱了：我没有搞过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不知道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开司米纺织业务的。但金缕玉衣之类的织物倒似乎是在唐以前就有了。不过这些倒也不妨碍读这一小段文字；抑或可以说，就是这样一小段时间概念错乱了的文字，恰好可以带出一连串极为冷峻的思考：贵如一品命妇红拂女这样的位极之人，或者贱若酉阳坊坊妓彩萍那样的奇异女子（王小波另一小说中的一位红尘人物），只要沦落到某个特型的人群秩序之中，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跟着秩序走了。当然，如果有读者愿意把这一小段文字同自己的经历或知识联络到一起，我以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想来王小波也不大会反对。譬如，就是上面那段文字，至少可以使人想起早30年时有位贵妇把中国人可以看什么戏和不可以看什么戏都设计好了；如果再上溯不到40年，芸芸之众更是热情满怀地将好生生的铁锅钢铧在状似烧砖的大窑里锻炼马蜂窝状的一种“钢材”，也不失是一条沿上述文字去思考的路径。由此引申，王小波的这种时间错乱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安排，而空间的跳跃同理亦然。千万不要误解，我其实不喜欢乱糟糟的时间安排或空间秩序，譬如毕加索，或者譬如阿波利纳尔。只是在读过一些“乱糟糟”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在这种“乱糟糟”中找到一条开启心智的路。
对于王小波这种作家，比较难的是确定他属于什么样的类型。有批评家曾把他比附为英国新闻记者出身的乔治，奧维尔，或者拿依塔洛，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与他相比。其实这些比附都距实情甚远。原本我也曾以为这是又一个卡夫卡翻版，这实在是误解深矣。读过他的小说，特别是细读之下，我似乎觉得他更接近于几乎整整一千年前出现在法国普罗旺斯附近的一种叫做“特鲁布德”（troubudours）的人。这种人，其实是一种骑士诗人或游荡的吟诵者；他们没有庇护——这在当年的那个时代是骑士们的生存必需品，就像后来的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所必需的那样；他们也没有必要的尊崇。他们所吟诵的，并不是心中的欢愉和喜悦，毋宁说更接近于一种难言的无奈。用一位据说是“最后的特鲁布德”古洛，里奎埃尔的话说，他们吟唱的是一种“因沮丧而生的无法泯灭的烦恼”。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吟诵更多的是使用了俚俗平直的语句描绘了需要描绘的一切的一切。王小波的小说，无论写得好的，还是我以为写得仓促的，譬如《我的阴阳两界》、《革命时期的爱情》或《黄金时代》第三辑《似水流年》中的部分文字，在文辞语句上都暗合了“特鲁布德”们的语言基本点，或者说他找到了一种合适的语言。这种语言，不需要费时日费心力地去“解读”，也没有虚浮轻灵的点缀。这种语言完全依靠了本真的撞击力：平和记录是这种语言的根。恰好，这种本真的语言又可以给浮躁而委靡殆滞的世界吹来一股清爽的风，亦未可知。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红拂夜奔》使他的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奇特的境地。而这位作家的猝逝，更给将来的读书界留下一团难解之谜。至于有友人称其可望问鼎某奖，实在是题外之题了——无论何奖，于真正的文学是不大会有什么损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读者之人，倒是企盼有励志者将这位作家的遗稿整理刊布，以飨读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