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女性普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已经成为新的社会行为规范之后，公领域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凸显出来。尽管男女平等的原则被确定为国策，公领域中的性别歧视还是时隐时现。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公领域被男性垄断了几千年，女性只能算是一个不到一个世纪的“新来者”。如果说在公领域中的性别歧视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才真正出乎人的意料。
工作中的性别歧视首先表现在就业机会上面。
必须承认，在中国的劳动市场上，男女两性的就业机会在某些行业是差不多的。一位农村中年男性跑到北京打工，做推销员。据他说，在他所在的公司，没觉得男女有区别：
推销员里女的超过50％，我过去有营销经验，好多人托我带业务员，无偿地培训她们，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子。
但是，女性就业方面还是存在着性别的歧视，尤其在农村，这种传统观念更加普遍和顽固。一位农村男性的观点虽然未必正确，但是他的看法代表了一般人对女性的看法，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女性的弱势状态：
女人生活、思想平庸，结婚以前还有生存竞争意识，有的外出工作几年，结婚后就平淡地生活下去了。在农村，男人可以出门打工、做生意，生活和思想都比女人丰富。妇女保守，接触外界也少。
在中国，招工中的性别歧视还是很明显的。这一问题首先以女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也存在于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招工过程中。根据一项对企业招工意愿的调查，当被问及“工薪相同愿意招男生还是女生”时，用人单位有明显的性别倾向。在75家被调查的企业中，有42家（56％）愿招男生，只有3家（4％）愿招女生，男女都愿招的企业26家（35％）。（孟宪范，75）
一位面临毕业的外语院校的女大学生说：
求职过程使我感到男女不平等，许多公司只要男生，虽然劳动局规定不许明说。比如中国银行，我们都排队交了简历，排了一上午，结果他们在我们系只挑了3个男生去复试，而其实是女生报名的比男生多。我们系近70个学生，男生不到10个，女生好几十个。就属文化部来招工的说得直白，公开说不要女生，大家很反感。其他单位不明说，结果还是那么做的。他们会说：我们的工作不适合女生做，女生派到海外不安全。一个公司复试的有4个男生，两个女生，都以派海外女生不方便为名把女生刷下来了。他们的理由似乎还挺充分，是替你考虑，替你的安全考虑。还有，说干体力活女生干不了。其实女生耐力强，忍耐限度比男生大。平常看着柔弱，真碰到事，倒可能是男生受不了，女生能承受。并不是每个男生都能独当一面，也并不是每个女生都柔弱。学柬埔寨语的“买一送一”搞搭配，招两个男生必须搭一个女生，因为女生分不出去。招工的一般认为女的应当做文秘，男的做销售，好像是个固定模式。
城市女职工在就业市场上也常常会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感觉，尤其在那些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行业。一位城市中年女性说：
我18岁在公共汽车上干售票员，后来开出租车，做企业经理。我没有因为是女性受影响。开出租时我特自豪，全队只有我一个女的，我比他们干得都好，所以特自豪。出租公司招司机不愿意要女的，怕被人抢劫，可是男司机不是也经常被抢劫吗？如果是个蹩脚的抢劫犯，有可能爱选女司机下手，但是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我那次碰上那个拿枪想抢我的人，愣被我劝得放弃了，如果是个男司机，歹徒就不愿意听男的絮絮叨叨地跟他说这说那，女的也许比男的还安全呢！可是就因为我是女的，大出租公司就不愿意要，我想去北汽、首汽，他们根本不考虑。他们说，男的还“噔噔”地杀呢，可不能要女的，我们可揪不起这个心。我听说过不少招工不要女性的事情。招聘广告上经常就只要男的。只有接线员、寻呼台、陪聊天的行业愿意要女的，凡是有挑战性的工作一般都愿意要男的。
其次，在工作领域的性别歧视表现在劳动报酬上面。虽然我国在这个方面的问题并不严重，但是，离男女平等的理想境界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国在劳动报酬的两性平等方面属于水平比较高的：1990年，全国城镇男女两性月收入水平的比较为：女性的收入是男性收入的77％（女性149.60元；男性193.15元）。全国农村男女两性年收入水平的比较为：女性的收入是男性收入的81％（女性1235元；男性1518元）。（陶春芳等，85～88）在收入的性别平等方面，农村的状况比城市还要略好一些。
在西方各国，女性在与男性相同或类似的工作中，所得报酬低于男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很多国家，女性的收入水平保持在相当于男性的60％的水平上。根据不同年代的统计，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平均工资的59％；1980年时增加到男性的69％；在90年代时为男性的72％；目前女性所得报酬是男性的75％。（French，40）不同的年龄层和资历，男女报酬比也有不同。在美国，年轻女性收入达到男性的80％。虽然在教育、经验、训练、对工作的投入方面，说女性不如男性是没有依据的，但是实际情况的确是女性的投资回报比男性低：同样是大学毕业，女性的工资一度是男性70％。（Kourany，et al。，165）英国的情况比美国还要差一些：英国女性的收入是男性的三分之二。
种族与性别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1984年，美国）
这一统计表明，性别比种族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大。尽管白人女性的受教育年限比黑人男性长，但是她们的收入还是大大低于黑人男性，而更接近黑人女性。
西方有一个幽默故事反映出男女两性劳动报酬差异的现状：一位易性者是某酒吧的常客。有一天，他忽然对酒友们说，他准备去做变性手术。过了些日子，她以女性的面貌重新在酒吧出现，老酒友们友好地接纳了她。大家围拢过来跟她聊天。他们问她：在变性过程中，你感受到的最大痛苦是什么？是割掉阴茎吗？她说：不是。他们又问：那是割掉睾丸吗？她说也不是。大家说那你最感痛苦的到底是什么？她回答说：我感受到的最大痛苦是公司削减了我的工资。（削减和割掉在英文中恰好是同一个字：cut。）
在我国，虽然总体上看是男性的平均工资高过女性，但是也有少数夫妻是工资相同的，甚至有妻子收入高于丈夫的。例如，一位城市中年女性说：
我一直比丈夫挣钱多。从搞对象开始，他挣37块，我挣38块6；我45块2的时候，他挣45块；一直到退休前，我老是比他挣得多。我们不像父母那辈人那样，男的挣钱，女的听呵（斥）。
第三，公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表现在性别的职业分隔上。
性别的职业分隔又称劳动市场的男女分化，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虽然由于文化的差异，这种职业分隔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模式，但是某些职业从文化上甚至从法律上被规定为某种性别的工作这一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
根据西方工业国的统计，在504种职业中，275种有性别相对集中（行业中80％以上的人属于同一种性别）的现象，相比之下，男性职业总是比女性职业报酬高。（French，40）
由职业分隔所导致的性别不平等主要有如下特征：以男性为主的职业一般地位较高，工资较高，如行政、管理、专业专家、蓝领熟练工；以女性为主的职业则地位低，工资低，如秘书、家务、教师、护士、售货员等。女性的职业又常常是兼职性质的工作：权威较少，低工资，低声誉，如护理、教育、社会工作、图书馆工作。
性别职业分隔的形成既有个人原因（女性选择做兼职工作而非全职工作），也有性别歧视的原因。后者主要表现在女性的工作总是习惯性地被限定在传统角色的领域中，是传统角色的延伸，例如健康、教育、食品、成衣业、商店助理、清洁工等。女性的工作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照料人的职业上，其中既包括有酬工作，也包括无酬工作，如护士、社会工作者、幼儿教师、照料孩子的人，包括母亲。大量女性在从事无酬工作或不能马上拿到报酬的工作，如农业、家务、志愿工作。女性很难进入传统属于男性的领域。例如美国女性一度在政府单位主管中仅占3％，在法官中仅占4％，在管理层中占11％，在基层工作中却占到70％。（Watkins，168）
西方国家以女性为主的行业集中在以下四大类：护士、图书管理员、小学教师和社会工作。在这些以女性为主的行业中，一旦男性进入可以得到很大的优势，进入领导层。与女性集中的行业形成对照的是，医生大多是男性：86％的医生是男性，95％的牙医是男性，74％的药剂师是男性，而97％的护士是女性。在议员、政府官员和各类管理人员中，也是男性占大多数。由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这种职业分隔的情况正以缓慢的速度改善。在1996年，美国女性在外科医生中已经占到26％，在牙医中占到14％，在律师中占32％，在法官中占29％，在工程师中占6％。（Kourany，et al。，165）现在，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传统上清一色是男性的角色出现女性形象，例如女法官。这既是事态的最新进展的反映，也是对媒体的女性主义监督所产生的效果。
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问题，例如在非洲获得独立以后，非洲国家将男性计为家长，所有的发展项目都集中在男性身上，而非洲农妇一天工作15小时。有人将这种工作分工形象地概括为：女性干活，男性管理。在孟加拉国，管理人员中女性只占1％。（French，32～39）
女性在职业技术行业中与男性比较平等的是北欧、北美、东欧地区及拉丁美洲、亚洲的少数国家，在南欧、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女性的比例则大大低于男性。
职业上的性别隔离在中国台湾也是相当明显的。一般人认为：中小学教师、护士、裁缝、打字员、会计、保姆、公务员和秘书是适合女性从事的工作；而专门性强、地位高、收入好的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则并不适合妇女。（张妙清等，25）
在中国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女性在管理职业中的比例有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女企业家约占全国企业家总数的20％，其中60％以上的女企业家是1996年以后成长起来的。80％的女企业家年龄在30岁到50岁之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占55.8％，比男企业家高出2.5个百分点。
工作区分除了按性别划分等级，还有其他划分等级的因素，例如在美国有种族因素：第一等级是白种男性，第二等级是白种女性和黑种男性，第三等级是黑种女性。在中国则有城乡因素：第一等级是城市男性，第二等级是城市女性和农村男性，第三等级是农村女性。
在中国城市中，性别的职业分隔在层次较高的行业中不太明显。一位城市青年男性说：
我23岁到一个小电脑公司工作，工资每月5000元。公司有100多人，男女各半。公司怕招不来合格的人，所以不挑性别。有一个副总经理是女的，部门经理也有女的，我在她们领导下工作并没有感觉别扭。
一位先在工厂当工人、后来做管理工作、继而成为私人企业家的女性，目前管理着许多男性下属。这位中年女性说：
我在学校学习就好，可是当时家庭出身有问题，没资格要求进步。到工厂干了两年，干的是车工。班组里什么重活都让我干，欺负我。后来我调到办公室工作，自己表现好是一方面，也是机会好。我们车间有人偷东西，乱搞两性关系，把他开除前开批判会，让我发言。师傅给我写了批判稿，上面就对我有了印象。调办公室一共推荐了八个人，就挑上了我一个人。后来我考了业余大学，大专毕业，评了工程师。我不爱当官管人。到技术科管对外经济，跟外商谈合资的事，我负责准备资料。韩国人觉得我办事认真，合资厂成立后就让我当中方代表了。
另外，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外一些纯男性职业，中国女性也会涉足，例如公共汽车司机。有些国外女性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公共汽车司机许多是女性印象极为深刻，因为这个行业在西方是女性极少涉足的。一位在公交行业工作了一辈子的城市老年女性说：
我16岁参加工作，是自己考到厂里的，记得当时考了作文和算术。从学徒干起，我在这个厂干了34年。我们保养车间男的占八九成，女的占一两成。在电车上卖票的女的多，男的少。我们厂有两个女司机，还上了西单街头的大宣传画。后来女司机占到了六七成，好多司机都是从售票员里选拔出来的。
总之，中国在性别的劳动市场分隔方面还不属于情况最差的，但是女性相对集中到报酬较低的行业和职业的情况依然存在。比如，在对珠江三角洲外出务工的调查中发现，女性更多地集中在对技能要求较低的生产线上，而男性则有更多机会进入管理、高技能的职业。
第四，公领域中的性别歧视还表现在职业和日常工作中待遇上的不公正。不同国家、不同职业的妇女处境不同，但是她们在工作场所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离两性平等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这些问题包括：女性职工福利少，培训机会少，升迁机会少，性骚扰问题，缺少托儿设施，妻子、工人、母亲多重角色压力，休闲时间少——55％的白领女性、50％的蓝领女性抱怨休闲时间少。（Kourany，et al。，164）
女性在职场上的升迁常常会遇到所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问题：仅从关于升迁的规定上看似乎已经是男女平等了，但是女性的升迁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主要是习俗和观念方面的障碍。换言之，这种歧视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一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遵循的“潜规则”。在原则上讲，人们都承认应当提拔女性，不应当歧视女性，但是现实却是女性普遍工资低，升迁慢，大量女性滞留在地位较低的工作岗位上。
由于长期以来女性的角色仅仅被当作母亲和男性的性对象，她们是职场上的新来者，因此她们的能力往往会被忽视，这就限制了女性被提升、受培训的机会，这是一种微妙的歧视。男权制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解释是：女性得不到升迁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在女老板底下工作，女性也不喜欢当领导，不能负责，过于感情用事，无法做管理工作。
男权制为工作歧视所做的另一种辩护是：女性是次等职工，她的收入是家庭的第二位收入。女性并不是真需要这份收入，女性对工作不在意，不投入，喜欢事事依靠男性。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美国，工作女性中有23％是单身女性，19％是寡居、离婚、分居的女性。她们的收入的确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Kourany，et al。，168）
此外，在中国社会中，男权制的重男轻女还直接表现在剥削女青年的劳动报酬，用于男性家庭成员的享受上。当然，这一情况主要发生在农村，在那里男尊女卑的原则更加普遍，更加严酷。
一位调查时18岁的农村女性在城里给人当保姆，她说：
我的第一个工作在冰棍厂，第二个工作去大排档饭馆当服务员。第三个工作是当保姆。同龄的女孩子都不上学了，我也上不下去了。女孩找个工作不难，县城里的毛纺厂、皮革厂、制衣厂女孩挺多的。我哥哥现在在家里，家里养着他，我在城里带小孩。在家里时也是这样，我和妈妈剥花生，他就坐在那里看电视，就不帮助剥，我生了气，也不剥了。可是不一会儿不由自主地又接着剥了。他学习还不如我，他比我大两岁，跟我上同年级。以前是男人出来打工多，现在男女都出来。我挣的钱没给家里，出来一起打工的姐妹们家里都张口管她们要钱，我们家不好意思张口。别人家都是妹妹挣了钱给哥哥娶媳妇。我们邻居家那个女孩，上城里打工，她妈妈把她挣的三四千块钱都要走了，给她哥哥结婚用。她哥还是个强奸犯。她哥结了婚又犯罪了，持刀抢劫。我的钱想自己留着，不想给我哥哥。除非是父母出了特别的事，我会帮助。我上次回家给了家里1000块钱。我问妈，家里需要钱吗？妈妈说，你要给就给点吧。我说，给多少？她说，愿给多少给多少。妈妈肯定是给哥哥订婚用的。
由此看来，尽管男权制的性别秩序早已习惯于对女性的剥削，但是它现在只能利用残存的观念上和习俗上的优势，利用女性性格上的软弱，并没有真正的强制力量了。如果有更多的女性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习俗和观念也会渐渐随之改变，女性也就有了反抗男权制剥削的力量。只要女性更独立、更勇敢一些，就有力量对抗传统的观念和赤裸裸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