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一个难题。女性主义在美的问题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的反对选美的运动属于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批判选美活动中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客体的异化倾向，批判时尚美女情结。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就是从反对选美开始的。无独有偶，80年代，中国妇女联合会所做出的唯一一次最有个性的宣言也是反对选美。
在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中，选美被视为女性屈从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对容貌美和身体美的追求被视为女性主体的客体化，其中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就是觉得它贬低女性，将女性变成没有灵魂的性对象。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也是要抵制女性必须遵从的规则和某些所谓美女的身体标准。女性主义深恶痛绝地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选美：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达不到男性的审美标准。对比之下，男性就不需要对自己的身体与美有女性那么多的焦虑。如波伏瓦所说：“由于在男性身上并不需要客体的被动特质，他的面容和身体上的变化，也不会损害他的吸引力。”（波伏瓦，651）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有一种浓厚的禁欲主义气氛，人们对美有一种否定的批判的倾向。一位年轻时非常漂亮的老年女工的说法可以代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的感觉和想法，她说：
我从来不化妆，没觉得化妆有什么好。年轻时候社会也不让化妆，化妆还不成了大妖精了，也甭想入团入党了，“文革”还不把你斗死啊。我也从来不懂得保持身材，不懂。连饭都吃不上，还身材呢。我那时就知道挣钱养家。现在的人割双眼皮瘦身，我看都是吃饱了撑的。
这位女性在年轻时长得很美，可是在她年轻的年代，美是被否定的。如果不是有这样一批对那个否定美的时代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以及她们的记忆，现代的中国人不会知道甚至以为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虽然中国的这个时代与西方女性主义反对选美的想法出发点相差甚远——中国是出于反性和禁欲，西方女性主义是出于反对男权——但是殊途同归，都得出了反对选美的主张。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对美的看法加深了一步，美丽神话问题与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并列，不同的身体、肤色、个头和体重都被认可，美也被女性主义从正面接受下来。这是容貌和身体问题上的民主化改革时期。美的观念变迁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承认美的复杂性，承认美不仅仅在于外貌。
其实，各个时代、各个文化都有不同的审美标准。我国殷周时期，男女都以肥胖为美；魏晋时期，以清瘦为美；到唐代，又以丰满为美。汤加以胖为美，该国国王重达380磅；标致的妇女脖子要短，不能有腰身。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少女要“催肥待嫁”。嫁前在家休息一年，养胖再嫁。无论男女，如不肥胖，女人找不到男人，男人找不到女人。班昭的《女诫》中说：“女以弱为美。”这些都是美的标准依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的证据。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审美标准。
作为审美标准民主化的一个例子，可以看湖南省妇联所编辑的《妇女学概论》一书中谈到的女性美的三个标准：第一，匀称（不可“耳朵一大一小，手一长一短，眼睛一高一低，鼻子歪在一边”）；第二，健美（不可太瘦，不要病态美“这种病态美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少数妇女，特别是女青少年，她们为了使自己体形长得苗条，每天少吃或不吃米饭，弄得面黄肌瘦。我们是新中国的新型妇女，应该有健壮的体魄，不应以苍白纤细、弱不禁风为美，我们应有落落大方的民族风度和典雅的气派。”）；第三，仪表（“如果一个人只有容貌美，没有姿态和风度，举止粗鲁，动作迟钝，就会觉得不美；相反，如果一个人容貌稍差一点，而举止大方，动作敏捷，文明礼貌，也会给人美的印象。”）。用“匀称”这种只可以叫做“不丑”的最低标准来取代“漂亮”，用“健美”来取代“苗条”，用“风度”来补充容貌体态，我们可以从这些略带“土气”的、初看有点可笑的标准的提出，看出妇联干部们故意靠近劳动阶级、疏远有闲阶级的努力，她们好像故意要跟西方的或小资的审美拉开距离。这一努力虽然显得有点艰难，但是这些标准的提出还是表达出一种反抗美的唯一标准的意愿。
在此次调查中，一位农村青年女性这样表达自己的审美标准：
男孩要高，太矮了不行，还要长得好看。女孩除了长得好看，高矮没关系，别太胖了，胖猪似的多难看。
她提出来的标准看来正是妇联标准的群众基础。
在围绕美的问题上，第三阶段开展了关于美貌问题的论争：女性主义应当赞成美还是反对美？赞成麦当娜还是反对麦当娜？赞成美容手术还是反对美容手术？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是提出了美的个体化原则，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自己在美貌问题上的选择。
与传统的男权制社会相比，在身体与美的问题上，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男性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审美对象，也就是说，已经不再是男性观看女性，女性仅仅被观看；女性已经越来越多地观看男性，男性也越来越多地处于客体地位。
莫维（Mulvey）的观点在传统的女性主义观点中很有代表性，她提出：观看者或主体的凝视是男性的，被观看者或被凝视的客体是女性的。观看者的快乐因此是男性的，是处于主人和控制地位的男性，因此他倾向于施虐。她认为，男性观看者是主动的、偷窥的（窥阴的）、施虐的，女性被观看者是被动的、展示的（露阴的）、受虐的。在男权文化中，女性露阴被认为是正常的，而男性的展示很少被解释为性感的。那些被认为自然和非自然的东西在现实中很不同。（Mackinnon，23）
但是，正如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和女人一样，男人也是肉体，因而他也是被动的，也是他的荷尔蒙以及物种的玩物，也是被欲望弄得坐卧不安的猎物……良心都在受着时间的侵蚀，都在等待着死亡，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着同样的本质需要，而且他们从自身的自由当中可以得到同样的荣耀。（波伏瓦，823）
人们忽略了男性被客体化的可能性，认为只有女性才能被客体化，这是错误的。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男性也曾经和正在像女性一样被当作观赏的对象，而且越来越多地被当作观赏的客体。举例言之，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对男性裸体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和雕塑中，男性裸体作品大大超过女性；男性裸体照片从摄影问世时起就存在；影视作品中有大量男性影视明星。应当说，女性作为主体的观赏者很早就已存在，只不过在近几百年间，男性作为性感对象这一概念已经从现代人的意识中被隐去了。
在西方进入后现代时期之后，在身体客体化的问题上，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的分类已经模糊了，客体化概念也应当重新加以考虑。女性主义认为，在男权社会，女性更多地成为观看的客体而非主体，但是现在男性也常常被表现为性感对象，也有大量客体化的男性。男性客体化的代表是摄影、电影与流行歌曲明星。
男性客体化的一个形式是将流行歌星作为欲望的对象：1964～1965年出现的披头士狂潮，正是发生在女性作为主角的性革命发生之时。女性是主动的，是主体，而披头士是客体，是性感的，是性欲的观赏的对象。猫王普莱斯利也是如此。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男性裸体在市场上变为常见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商业广告。作为欲望和观赏的对象，男性明星的性感魅力并不亚于女性明星。可以说，男性客体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传媒当中：男性形象在广告中、在男性杂志中、在时尚与美容中比比皆是。此外，在西方各国的身体与容貌的美化、美容手术中，男性竟然也占到了40％之多，三四十岁的男士多做拉皮手术，25～30岁的男士多做吸脂肪手术，尽管总的看来，男人使用化妆品还是比女人要少得多。
虽然我国解决温饱问题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但是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美容瘦身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各种各样的选美活动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在此次调查中，一位城市青年女性的说法在一般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她说：
我没有正经看过选美，觉得港姐、亚姐也不是特别好看。有人愿意参加选美，反正我也不会去参加，我长得也不漂亮。现在选美好像也看思想这些了，那就不能完全说是女性的客体化了。反对选美的态度我可以理解，觉得有道理。我态度是中立的。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不太关心。
对女性身体的美的要求除了表现在对容貌的要求上，还表现在对身材的要求上。例如在某个时期，女性被要求有骨感的身体，女演员更被要求保持骨瘦如柴的身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世上没有女性能够完全不受美的诱惑。苗条瘦身的要求，身体的标准形象和尺寸，就是权力在人的身体上留下的印记。权力是雕刻刀，人的身体就是它的作品，特别是女性的身体。
隆乳手术从出现之日起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美容手段。植入硅胶隆乳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92年，美国隆乳人数达30万，大部分是为求美观，只有20％是因癌症手术切除，做乳房重建。20世纪70年代，医学研究发现隆乳对人体有害，据估计，美国有15.55万名女性出现硅胶破裂或感染；12.33万名有乳房硬化现象；25万女性感到乳房不适。隆胸手术除了会导致癌症外（聚氨脂的渗透会对人体带来危害），还会出现掉头发、疼痛等症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不得不号召在隆胸手术中延缓销售或使用硅胶体。硅胶生产商康宁公司不得不为那些想取出硅胶的女性每人补贴1200美元做取出手术。康宁公司最终决定退出硅胶隆乳生意。美国官方先禁止隆乳，又举办了听证会，但是不同的人反应不同：乳腺癌幸存者坚称，硅胶植入和重建乳房对她们的医疗和身体需求极为重要；因爱美而隆乳的女性不愿因个人的选择被人轻视，认为这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必干涉；出现严重健康问题的女性则说，哪怕危险再小，都不值得我们经历这番折腾。（奈斯比特，123）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理想的女性身体形象逐渐变瘦变轻。芭比娃娃体形、女性三围的38-18-34（英寸）体形被渲染为“标准体形”。过去只限于时装模特的极瘦的身材，目前已经成为中学、大学女性的标准身体形象。在西方，在所谓“苗条专政”的专横统治之下，女性的自我摧残已经成为影响女性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青春期女性的一个主要健康问题是肠胃失调，它在年轻女性中是仅次于情绪低落症的第二大精神疾患。它包括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其特点是对身体体形的摧残。厌食症是最近几十年在西方新出现的一种症状。在1984年，美国估计每200～250名年龄在13岁到22岁的女性中就有1名受厌食症的困扰。12％～33％的女大学生通过呕吐和服用利尿剂、利泻剂控制体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90％的厌食症者是女性，每年通过手术截去部分腹肠以减肥的5000人中，80％是女性。（钟雪萍等，84～100）这一切全是由于患者对于苗条有着过分的幻想。典型患者是有天赋、工作勤奋、面容姣好、年龄在13～20岁之间、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女孩。这一疾患主要反映了女性自我摧残与社会期待适应失常的现象。由此可见，女性身体健康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它还同社会规范、习俗以及两性在社会中的关系、地位等问题有关。
社会调查发现，女性总爱用外表来评价自己的价值，而且通常用否定的眼光。她们总是对自己不满意，特别是在体重方面。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被调查的女大学生中，有70％认为她们自己稍有超重或超重，虽然实际上只有39％的人的确有些超重。有趣的是，大部分女大学生都认为她们超重10磅左右，而大部分男生却认为他们比正常体重少3磅左右。在调查中所遇到的超重的男性总觉得他们比实际情况瘦；而那些认为自己体重正常的女性实际上都低于平均正常体重。厌食症患者中95％以上为女性，即使在自己已经很瘦弱时，仍认为自己肥胖。厌食症患者的症状为：比原体重减少25％，同时伴有拒绝进食。（雷泽蒂等，161～162）1984年，美国《魅力》杂志调查了33000名女性，其中75％说自己“太胖”，然而根据都市生活保险公司的统计，只有25％女性的体重高于标准体重，而高达30％的女性竟然低于标准体重。（钟雪萍等，99）
但是，有专家提醒，美容风潮对女性伤害的严重程度有被夸大的情况。据传，在美国，因美容瘦身掀起厌食风潮，造成每年15万女性的死亡。然而统计资料表明，真正的年平均死亡人数远低于15万——每年不到100人。真实情况是，根据1985年的统计，美国有15万～20万人有厌食症。（桑莫斯，407）调查还显示，美丽动人的同辈确实对女性的自我印象产生负面影响，可是模特就比较不会产生这种影响。原因在于模特毕竟只是凤毛麟角，一般人根本达不到她们的水平，所以也就不受刺激。而身边的美人却能对一般人造成这种竞争的心理压力。
针对女性身体的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外阴环切术。这一手术不是从伊斯兰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基督教和泛灵论开始的，为了医治所谓顽固性的手淫症。目前，伊斯兰世界中有80％的社会实行这一风俗。在苏丹没有做女性割礼的女人结婚机会很少。在有些社会，那些没有接受割礼的女性的后代将被杀掉。这一点同中国女性缠足的历史相像：如果不缠足，结婚的机会特别是嫁入“好人家”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所以不可以单方面指责这些妇女觉悟低，应当改变的是社会的习俗。在盛行割礼的社会中，不做割礼的女人被视为与妓女无异。据说，外阴环切术的缘起是：非洲人沦为阿拉伯商人的奴隶，他们将肥大的生殖器视为女性身上美的标志，想让它变得又大又长。非洲人因此把肥大的生殖器视为奴隶制在身体上的标记。（钟雪萍等，187）
在美的问题上，女性主义的解决办法不外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案就是像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和中国妇联那样，坚决反对选美；反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和病理化；反对把正常的身体和身体功能看成有问题的、需要改造的；减少不必要的美容瘦身；倡导女性不要过多关注外在美和肉体美，更要关注内在美和精神美；充分承认和肯定美的复杂性，将美不仅仅局限于外貌和体形。
第二种方案是反对单方面选女性的“美”，而要选男女双方的“美”，也就是说，用男女两性身体的客体化取代女性身体单方面的客体化。将男性美作为女性的审美对象。鼓励美男写真集、以男性为审美对象的杂志以及男性选美大赛等，以平衡男女两性在审美方面的不平等，将男性单方面主体和女性单方面客体，改变为男女两性互为审美主体和客体。
还有第三种方案，那就是美的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做出在美的问题上的选择。一个人既可以选择瘦，也可以选择胖；既可以选择按某种社会尺度看属于“美”的形象（比如34-18-34英寸的身材），也可以选择按这种尺度属于“不美”的个人形象。这才是最自由、最少压抑的做法。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允许这种选择，它将是一个使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自由、轻松和愉悦的社会。只是社会规训的力量常常是盲目的、严酷的，并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损失的恐惧使个人不敢反抗，不敢去冒这个风险。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又无时无刻不在诱使人们乖乖地遵循社会的规训，不愿做出个体化的选择。
应当怎样对待男权制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呢？福柯所谓“随时随地的抵抗”就是针对这种规范的力量提出的。在我看来，唯有采取福柯所倡导的“随时随地的抵抗”这一方式，才能使我们的身心获得自由。这应当是女性主义在身体问题上的最佳对策。只有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无论男人和女人，愿意和能够做出自己个性化的选择和抵抗，规训的强制性力量才会被削弱以至最终被瓦解掉，一个在身体与美的问题上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社会才会最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