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某个时候会产生一些模模糊糊的思想和感觉，当某人突然使用一个响亮的句子把这些思想一下说了出来时，这句话就会像黑夜中的灯光一样把人照亮，把人的眼光吸引过去。丹尼·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就这样吸引了我。
意识形态应当终结了吗？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吗？记得国内社会科学界有人曾提出过应当对“意识形态”加以研究，是不是对此也有同感？
丹尼·贝尔在这一著作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自一百五十年前（该书出版于1961年，因此到现在该有近二百年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提出至今，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还剩下了些什么？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是在十八世纪末由法国哲学家Destutt de Tracy首先使用的。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对这些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来说，哲学的作用就是批判，是抛弃过去。他们将注意力从神转到人，有的仅仅停止在回到现实世界这一步（如费尔巴哈），有的则进一步要求改变现实世界（如马克思）。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一切激进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意识形态，如贝尔所说，如果谈宗教教义是传教士的责任，那么谈意识形态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第395页）。拿破仑是反对意识形态的，斥之为不负责任的思想家推翻道义原则和爱国主义的企图（第395页）。后来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一词有了新的含义，即它是某些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反映。贝尔指出，马克思的定义有三个问题：首先，如果自然科学无阶级性，社会科学有无阶级性？他认为科学的独立性是马克思主义一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问题之一；其次，在思想和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这一假设与社会现实有不相符合之处；再有就是关于阶级的定义，马克思强调财产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已失去了当年那样的重要性（第397页）。
在西方社会中，社会阶级的荣衰在历史上一直与家庭的荣衰同步，这种由家庭代代相传的权力往往由财产的继承和大家族之间的联姻来完成。但是，家庭资本主义在美国已经解体，事实上，据贝尔的研究，美国一起步同欧洲就有区别，主要的区别有二：一是美国的大家族没有欧洲贵族式的头衔；二是在美国，子女往往不承父业而要自己出去挣一份前程，为什么会如此尚属未解之谜，但却是不争的事实（第41页）。随着美国国内战争之后的工业化进程，大量家庭资本进入中型企业，而不再是独立的家庭资本。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投资者一步步拔出了家庭资本的根子，使大企业演变成由专业经理经营的现代企业。这种现代企业的管理人员既不是大家族的成员，也不仅仅是科层人员，而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常常是有高深学历的工程师，他们追求的目标首先不是钱而是独立的权力。美国不再是由过去所说的六十个大家族（另一说法是二百个大家族）统治了。贝尔将家庭资本主义解体过程中权力和阶级地位关系的变化概括为“两个沉默的革命”：一个是接近权力的方式的变化，它不再仅仅由继承获得，而可以通过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获得；另一个是权力本身性质的变化，权力的基本内容是技术和管理而不是财产，是政治地位而不是经济地位。这两大革命是同时发生的，随之而来的主要后果是，所谓“统治阶级”在政治上解体了。统治阶级的定义是一个拥有既得利益集团及利益的延续性的掌握权力的社群，而目前在美国，除了一个“上流阶级”（upper class）之外，还有一个“统治集团”（ruling group），二者并不完全重叠，即上流阶级中人并不一定属于统治集团，而人们往往是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进入统治集团的（第45页）。
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对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发展抱过很大的希望，因为美国工人阶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欧洲工人经过长期努力才实现的全国性联合。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始终没有站稳脚跟（共产党从未超过十万人），占统治地位的工人运动是工会运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会运动。美国工会运动对社会主义持否定态度，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同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成就最富于进攻性的工会运动。这两点是不是互相矛盾呢？詹姆斯说过，遇到矛盾，即作区分。贝尔依此分析上述的矛盾现象实际上源于两种背景，一个是社会运动，另一个是经济力量（市场工会主义）。前者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知识分子倡导的，他们为劳工运动赋予向现存秩序挑战的性质；后者属于经济范畴，来自工会所处的特殊工业环境。美国的劳工主义（laborism）理论认为，工会运动虽然被加上了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并不是激进的社会运动，而是有限的社会改良，它的目的在于解决具体问题，而拒绝那种目标过于遥远的激进意识形态。工会运动成为社会变迁的力量只是通过“分享”权力，而不是通过激烈的社会变动。它关注的具体问题包括在工厂内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在社会范围内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等。劳工主义是美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果它还可以算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话（第212页）。
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有些理论家认为原因在于美国缺乏一个固定的工资阶级，美国工人没有经过斗争就得到了选举权（其他国家是经过斗争的），以及移民浪潮的影响等，并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暂时的现象，随着资本主义在美国的成熟，工人将会形成自己的队伍和阶级觉悟，革命危机将会爆发。但这种预言并未成为现实。贝尔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失败的根源是极其深刻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能够解决在伦理和政治之间的两难处境：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必须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难以将自身与所处政治环境中须采取的具体社会行动联系起来。于是它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即它不能在一个社会中生活而不成为它的一部分，它只能作为道义的而不是政治的力量存在于一个非道义的社会之中。是接受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内部作改革（就像工会运动所做的那样）还是彻底成为制度的敌人（就像共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呢？社会主义者始终在二者之间犹疑不决，因此始终难以形成巨大的力量。贝尔认为宗教运动，如路德主义，可以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但并不成为它的一部分（它可以着眼于来世而不是现世），而一个政治运动却很难做到这一点（第278-279页）。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现代人曾用社会主义运动的全能与不朽（共产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胜利）向死亡挑战，教会和教堂变成了政党和社会运动。今天，意识形态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在贝尔看来，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为它所作的辩护都不能令人满意。对于米尔斯（Mills）关于权力精英的描述，贝尔提出了无情批判，认为他的理论只是一些加上了愤怒的隐喻的统计数字，就像巴尔扎克出于对资本家的憎恶说“每桩幸运背后都有一桩罪行”一样，它并不是实验的研究，而是一幅迷乱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图画；对哈耶克（Hayek）在《通向奴役之路》和熊彼得（Schumpeter，旧译）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贝尔也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家庭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且无法对大萧条一类现象作出圆满的解释。在看到前苏联的劳改营和纳粹的集中营的相似，它们与民主制度的区别，及大量类似事实之后，对于激进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分野已丧失了它的真理性和说服力。很少有人仍然相信能坐下来设计蓝图，通过“社会工程”创造和谐的新乌托邦；与此同时，反面的反社会主义的信仰也丧失了力量。自由主义者不再坚持国家不能管理经济，保守主义者也不再相信福利国家是“通向奴役之路”了。一般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共同态度：接受福利国家，倾向于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政治多元化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时代结束了（第402～403页）。
贝尔还注意到，当旧的意识形态在西方衰落之后，亚非发展中国家却产生了一些新的意识形态，并确实唤起了民众的热情，例如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民族主义等。但是这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相较，前者具有宇宙的、人文的色彩，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倡导的；后者却往往是地方性的、工具性的，并主要是由政治领导人推行的；前者的动力是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后者是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问题的焦点不再是关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争论（争论双方都已将它忘怀），而是新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回到一些更古老的论争上去了，即是用民主的手段建设新的社会还是用极权主义的手段完成社会变迁的问题。旧的意识形态术语“左派”和“右派”已不再适用，但是一些更古旧的真理却仍有意义，如言论自由的权利，出版自由的权利，发表反对意见和自由探索的权利，等等。总之，它们都是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那种把具体问题扯到意识形态高度，为其加上道德色彩或感情因素的做法只会徒然招致冲突和破坏社会的和谐。贝尔在全书结尾处引用了赫尔岑的名言：“无限遥远的目标不是目标而是陷阱，目标必须近一些……每个时代、每一代人、每个生命都有它自己的fullness（丰满、丰富、充实、完全，意思太多，难以找到合适的单一对应词，故不译）”（第407页）。
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一些模糊的感觉就是从目前中国人民普遍的意识形态冷淡而来的，它首先表现在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意识形态提法的认真程度，在今天同在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时相比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谁也说不清楚。邓小平时代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曾发表过一个在国内外甚受关注的意见，那是在有人抨击目前的改革是“不可以说资本主义但可以干资本主义”时，他反驳道：“我们究竟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了没有？”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已经没有任何真实的内涵而蜕化为一个咒语。说某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在说他走坏的道路，说某人干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说他干坏事，说某人是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在说他是坏人。与其如此，不如直接说对方是坏人、干的是坏事，更直截了当也更符合说话人的本意。就像在美国，共产主义一词也变成咒语，说某人是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全部含义仅仅在于说他是坏人或神经不正常的人而已。何必呢？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论争除了招致冲突和破坏和谐之外还能为中国人民带来什么益处吗？仅仅无益倒也罢了，它还会带来害处。在中国改革实践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往往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每项行之有效的可以把中国导向现代化的政策都可能被穿凿为资本主义的，如生产责任制、租赁制、中外合资等。我们与其费尽心机去证明这些为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政策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例如去证明深圳的繁荣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不如彻底抛弃这种旧的意识形态的无谓论争，而代之以新的意识形态——现代化（如果它能算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既然中国人民的利益是现代化，是民主和法制，那么就以这些为目标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在证明这些目标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之后才以为自己是个好人做的是好事呢？私人资本、集体资本、国家资本应当保持在一个什么比例上为好，纯粹是一个具体问题，可以根据国家现代化速度，以及更长远一些的对可能出现的贫富不均现象的通盘考虑作坦然的商讨和决定，为什么一定要将它们分别定性为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或以为私人资本保持在5%（或50%）以下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私人资本达到6%（或51%）国家就变成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概念游戏留给幼儿园去做呢？
马克思和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的意识形态论争在西方已成为历史，在中国也正在成为历史。我们并没有向任何人发过誓赌过咒，说一定要永远忠实于某种意识形态。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人民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马克思也没有。当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当时正甚嚣尘上的意识形态论争的荒唐和无聊，并以比毛泽东更伟大的气概唾弃了它。最彻底的方式在我看来当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抛弃一切太远的目标，即抛弃一切意识形态，去追求较近的目标，如人民生活的提高等。归根结底，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几千几万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的人们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而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将如何生活操心甚至为他们的生活而牺牲我们的生活呢？这就是赫尔岑所说的每个时代、每一代人、每个生命都有它自己的fullness的意思所在，也是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要表达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