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民族文化注以关怀，对近代文化颓唐怀忧虑之念。他感叹：数十年来，自道光之际，迄乎近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冲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在他看来西力东渐给中国带来的危局，其一是社会经济之制度的变迁，其二是伦理纲常崩坏，对于后者，忧心尤重。他解说王国维死因，论王乃为中国文化衰落而死：“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承认自己思想与王国维相近。在对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所作的《审查报告》中还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他并不甘心中国文化就此不振，而确信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预言，西方学术的输入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不会是绝对的悲剧，中国有对异域文化受容消化的最大功能。
显然，陈寅恪明确把中国文化放置于当下精神本位的基座，他一生的全部史学研究，都在中国本位精神指导下进行。一如余英时所论：陈寅恪不是为史学而史学，而是通过史学来坚持自己平生所持的“坚定文化价值”。
钱穆在《国史大纲》等名著中也同样显示中国本位论的鲜明光泽。他在《国史大纲》中说：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这里钱穆先生说出《国史大纲》本旨，即让人们得以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通过习史认识祖国历史、热爱祖国文化，以激动保种护国之心。每个国民都应了解本国历史，热爱本国文化，对祖国充满温情与爱意，只有兼具以上素质的国民多起来，国家才具有向前发展的希望。不然，国家将陷溺于弱亡之列，或成为一个“次殖民地”。
1949年以后钱穆定居于港台，此间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人生十论》、《中国现代学术论衡》《朱子新学案》等。另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文化与教育》、《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十二讲》、《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等属文化史研究。
可见在此期间，钱穆着力文化研究，把“中国本位论”作进一步发扬。他说：“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确实，钱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事嬗递，因其深层内在历史精神的涌动。这种历史精神实质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研究历史发展大可从文化史角度切入，一旦掌握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进程，中国历史来龙去脉亦大体理解不误。
钱穆一方面主张恢复中国文化精华，同时又主张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俾使适应日益发展的世界形势。“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找我们此后的新生，那决不是顽固，决不是守旧，那是生命延续之唯一原理”。他指陈：中国文化本来就处在不断进取变动之中。其变迁经过分四阶段：其一是上古至秦，国家形成，民族融合，中国人精神理想也在此期初成。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奠定期。其二是汉唐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已经制定，中国民族精神出现共通境界，中国人个性境界也得以拓展、发挥。其三是宋明清时期。中国人个性精神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充分发展。这是中国文化的个性发展期。其四是清以后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共通精神与个性精神已经安排周到，所要做的是注意如何将精神与物质同一融合，进而关心周围物质环境，尽量改善与利用它，以协调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他说中国人常抱一种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多可融合协调和凝为一。”
钱穆有《中国文化精神》一书。这本书是钱穆的演讲稿，讲的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出版时间是在1971年。他在序言中说：“我之生，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据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他说自己民国元年即在乡村教书，此后任教大学，著述立论，皆因受国难之“鼓励与指导”。又说进行这样的演讲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他在此讲话中说：想分两个方面讲述中国文化。一是知识问题，究竟中国文化是什么。二是评判问题，“究竟这种文化要得要不得，该发扬不该发扬。”他说应该首先了解中国文化是什么，才能讲到中国文化价值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以及如何光大与改进。书中《中国文化的变与常》、《文化传统中的冲突与调和》、《文化中的积累与开新》等篇章都详细论证文化变动与更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阅读钱穆主要著作，领略其中思想，笔者已经意识到钱穆如何以对中国文化无限的挚爱深情，从事着艰辛的薪火传承的事业。正如钱穆先生后继，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所说：钱穆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活在文化倾圯、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他有时很寂寞，“与当代的学术气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终为中国20世纪新文化建设，落下一块重要的基石。
中国民族史家先后提出“国粹国光”论——人生心灵论——“文化民族”论——“中国本位”论，这样四个前后相续的理论，而这四个理论依然可以用“中国本位”论统一名之。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文化民族论与人生心灵论则是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当中国本位论一旦面世，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也终告成。
总之，中国现代民族史学派别是一个思想富有的群体，他们对旧史学作反思与检讨；建立民族主义四大史论，表现了这个史学派别特有的思想内涵与深沉的精神体认。他们给现代中国不仅留下宝贵的研究成果也在思想现代化的历程上刻下深深的脚印。
丰硕的学术成果
20世纪民族史学家获得许多重要成果。这包括筚路蓝缕开拓通史与断代史研究的广阔领域；进行学术史研究，成果累累；编撰教科书，具有首创之功；考史求真，作出重大突破。当然，这还不是成绩的全部，甲骨文考证、敦煌史料整理等多方面贡献，不可磨灭。
一、通史与断代史研究
日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东文学社翻印出版。全书四卷，按篇章节编排，依时间顺序，从上古至宋以进化观点划分历史阶段。如将唐虞三代至春秋战国划为上世史；秦汉至宋代为中世史，以下为近现世。且将官制、礼俗、学术、思想等分类叙述，又有世系表、职官沿革表等，体例新颖，门类齐全。应该说《支那通史》的出版对中国产生过影响。
章太炎于1900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主张编写通史。他说当采用章学诚主张，吸收纪事本末体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以成通史新体例。两年以后，即1902年，他为重申《中国通史略例》中提出的主张，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说明意见。可见，《略例》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起，而为深刻思考后的成熟想法。王国维在1899年为《东洋史要》中译本所作《序》中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他认为“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他在1900年著《欧罗巴通史序》又指出：“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王主张治史要有系统，实已隐含修治通史的意愿。
梁启超有《中国史叙论》，实为中国通史叙论。梁启超认为：史学重在推阐爱国思想：“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因此他“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梁留下的残稿存目中未完成的国史稿都是编章结构，可见对通史写作原有一个通盘的宏愿。他后来自觉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就劝说他人勉为其志，曾经将书写“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意愿寄望于萧一山：“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有望也”。最了解陈寅恪的俞大维也说，陈平生志愿，在写《中国通史》与“中国历史的教训”，遂见中国文化先贤编著中国通史的念头是如何殷殷迫切。
如果说在修通史的问题上，上述诸大家只是呼吁而未获实际的业绩，那么将通史事业付之实践并取得重大成绩的，当首推钱穆。他著《国史大纲》，全书采纲目体裁，时为经，事为纬，凡8编40章177节，分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诸部为编。以编领章，以章领节，实为章节体，间有地图、系表等。可以说《国史大纲》是中国现代民族史学家在通史写作方面完成的最具标志性的作品。除通史研究外，民族史学家的断代史研究也成绩显著。比较突出的有萧一山的清史研究。萧一山（1902～1978），江苏铜山（今徐州）人，1920年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后转入历史系，致力于清史研究。1923年出版《清代通史》上卷。1925年留校任教，由梁启超推荐于清华大学授中国政治史。据讲义成《中国通史大纲》，1926年出版；又写《清代通史》中卷，由中华书局出版，1927年上卷再版，再版时取消了李大钊原序，保留日本学者今西龙序，并附梁启超序，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1930年写就《清代通史》下卷。1931年执教中央大学，此年赴欧洲考察，去英、法、德、荷等国图书馆搜集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归国后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等。抗战后他又写《清史大纲》、《曾国藩传》等。60年代后期完成全部《清代通史》校订工作。1978年去世。《清代通史》分中国历史为五期：“一、上古期，汉族成育时代，自太古至秦统一；二、中古期，汉族全盛时代，自秦一统至唐亡；三、近古期，蒙古族盛势时代，自五代至明；四、近世期，满族主政时代，亦即西力东渐时代，自清初至清亡；五、现代期，五族团结时代，亦即东西融洽时代，起自民国建立以后。”
他认为清代以来是民族革命的时代，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近代开启后则转化为“列强帝国主义”。萧一山民族主义思想从对清朝的分期中表现出来，在萧一山的笔下，清史被视为一部民族革命史。他写的清史划为三个时期，分成三卷。第一期为上卷，从后金的成立到雍正末年；卷中为第二期，从乾隆初到同治末；卷下为第三时期，从光绪初到辛亥革命。
他在《导言》中说明：划分时代标准有四个：一、种族盛衰，二、文化变迁，三、政治因革，四、经济趋势。他注重第一条标准：种族盛衰。
中国民族史家的编史业绩还有很多。一个明显的思想特点就是通过编写通史与断代史，叙述中国悠长历史激发国人爱国情感，接续中国优秀文化传承。
二、学术史研究
诸子研究是民族史家十分留意的工作。如刘师培即将极多精力，倾注于对中国经典与诸子的研究。从刘师培此期发表的文章可见其学术意趣。他在《国粹学报》刊有《南北学派不同论》（第2、6、7、9期，1905年）、《清儒得失论》（原刊《民报》14号，1907年）、《近代汉学变迁论》（《国粹学报》第31期，1907年）、《近儒学术系统论》（《国粹学报》第28期，1907年）。以上的文章皆论列中国学术史，尤对中国宋明至清以来的学术做排列比较，颇有心得。
《汉宋学术异同论》于宋儒多有肯定之处，此文载于《国粹学报》第6、7、8期，时在1905年。《汉宋学术异同论》言：近世以来，治汉学者，都指斥宋儒家为空疏，汉儒经学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有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他们的学说有时确也“出入老释之书”，“如张朱二程皆从佛学入门”，但心得之说实高出于汉儒。所谓“宋儒多有思想穿凿之失、武断之弊，虽数见不鲜”，然“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
当然，他对宋儒也有批评。宋儒侈言义理，“高远精微”，但是往往创一说而常有“先后互异”的毛病，“立一言或游移无主”。他又说：汉人治学有章可循，“循律而治经”，宋人则是“舍律而论学”，此为宋学与汉学的一大区别，也是宋学缺失之处。
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史家学术史的研究对象集中对“诸子”的研究，至30年代后，此项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这方面可对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一番考察。此书于1937年出版，时值抗日烽火既燃之际。如书题所示，该书考察了中国300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共分14章，分析了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至曾国藩、康有为等51个人物的学术思想。梁启超曾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任教，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看过梁启超的讲义，与其学术意见相左，遂开同类课程，自编讲义，后历5年写出同名书。
是书自序说：“斯篇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寨，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在钱穆看来，要将学术变为于中国文化建设有用之学，且能启发民众，拯救国难，发挥作用，在当前有一件事情要做，即是提倡宋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