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逐渐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进程中的主流。在“求真”与“致用”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家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对此作出了鲜明的回答。他们坚持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主张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从而把中国史学传统的经世致用推进到了现代意义的高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致用观。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他认为致用与求真是一体的，“整理事实，寻出它的真确的证据；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式形成。郭沫若、吕振羽对此作出了较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非致用反功利的求真主义不同，它极为重视史学的革命性之致用，但它同时又追求历史之真实。不过，与实证主义重史料细节的真实无讹、重历史现象的表域之真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更重视探求历史发展的本质之真，更着眼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片面求用的影射史学、比附史学。抗战时期以来有此苗头，建国以后，史家们对此作了认真的反省与批判，然而在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从50年代后期“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直到“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期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摆正经世致用与求实求真的关系是涉及中国史学的现代性改造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对致用与求真关系的观念改变和正确诠释的标志性成果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否经受实践的检验、历史的考验，才是真理的生命力所在。
五、四段行程发生的内外根据
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行程，说到底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合理化过程，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是“世变”的催逼。史学“经世”，自古以来一脉相承，人们视史学为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武器，运用史学这种批判武器的犀利锋芒去针砭社会，推动社会的改造和演进。正因如此，一旦社会发生变化，出现危机，史学就迎刃而上，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以保持批判的锋芒，充当社会进步的“助推火箭”。史学的自觉性与批判性，正缘于它对自身责任的高度清醒。史学不仅还社会以真相，更给社会以是非、得失、成败等方面的启发与警示。故而，当乾嘉以后清朝中衰，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集之时，考据式汉学就蜕变为经世式汉学，凸显经世传统的史学更是大受推崇，这样，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深化，维护封建统治地位的经学就逐渐边缘化，而关注、批判、改造社会的史学就日益中心化、自主化。而当西方殖民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侵吞我国边疆、中法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掀起瓜分狂潮等系列行为侵犯中国，中国却屡战屡败，形势不断恶化之际，史学不得不翘首异域，放眼世界，寻觅救国良方，这就导致史学视野的世界化，这是中国史学现代化迈出的极小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此外国史地著作大量编纂译介，从而使史书体例、史学内容、研究重心、研究方法也随之发生系列变化。随着洋务运动、“新政”的展开，中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资产阶级随之兴起，不久就踏上救亡图存的政治舞台，领导了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随之展开。为了寻找西方列强的真正富强之道，启蒙思想被大量引播，进化论、文明史学、实证主义、历史主义、“新史学”相继输入。如此，西方历史哲学终于进入中国史学的殿堂，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现代化由此启动。历史哲学是整个史学的主脑和核心，它决定着史学的各层次、各方面。历史哲学的现代化，意味着史学现代化的全方位开始。其主流是史学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随着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和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播入中国并与工农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既推动着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进展和成功，又推助着中国史学现代化步入“求真”和“经世”，即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完善着自身，以科学和开放的视野认清自身责任，灵活调整角色。史学的批判意识不断强化。
其次是西学的播入与中国的吸纳历程影响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行程。西学播入中国与中国吸纳西学，大体遵循外层—中层—内层这样的播入与吸纳过程。首先是外层，即器物层次，播入与吸纳的是西方的科技、物质文明，如武器、机器、工厂、铁路、轮船、电报、各式日常用品等。其次是中层，即制度层次，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的议会制、立宪君主制、三权分立制、自由市场制、学校教育制等。最后是内层，即思想层次，指的是各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哲学与宗教是其核心。前二者可称之为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属于“工具”文化，后者乃“心灵”文化。文化思潮往往裹挟史学思潮，由此，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行程，也大体不出外层—中层—内层这样的逻辑次序。首先是经史分离，而后是史学视野、史书体例、史学内容、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即视野世界化、体例章节化、内容多样化、方法科学化。再后是历史哲学、历史思想的现代化，史学由此步入自觉现代化，即反思式现代化的阶段，实证主义要把史学拽入科学的殿堂，历史主义却要将其拽出，以彰显史学的独特性、自主性，主张史学独树一帜。马克思主义则统合二者，辩证地熔科学与历史于一炉。
再次，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行程是史学演进的内在理路，即史学自身的嬗蜕的一种合理化的过程。大凡一种文化衰变或复兴，无不是遵循外层—中层—里层这样的模式。西方文化先是商业革命与科学革命，接着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再是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演进也大体不出此轨，先有洋务运动的科技与工业发展，接着是戊戌维新、预备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制度变动与政治革命，而后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同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演进，也追随着文化演进的主潮而起伏，首先是摆脱经学羁绊；接着注目世界；跟着是外形变化，从体例、方法、内容、重心各方面疏离传统，向西方靠拢，向现代挺进；最后是内核发生变化，历史哲学取向上，在接续传统的基础上全方位受容西方历史哲学，实证主义衔接乾嘉考据汉学，历史主义则与宋明心学有不解之缘。实证主义过于琐碎，“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是不科学的“科学主义”；历史主义唯心色彩又太浓重。基于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两种历史哲学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克服又保留，批判地继承二者的优点，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加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批判与开放的史学，故而其自身也在不断嬗变。
以上所陈，是中国史学向现代演化的逻辑架构与历史行程，回望来路，总结规律，瞻望前景，给人以信心和资讯上的满足。
中国现代史学的三大流派
三矛盾——三社会思潮——三史学思潮——三史学派别一、中国近现代的三大矛盾新与旧的矛盾里与外的矛盾上与下的矛盾中国近现代社会矛盾重重，总括而言，不外乎三大矛盾，即新与旧的矛盾；里与外的矛盾；上与下的矛盾。
新与旧的矛盾，即现代与传统的矛盾，是新思想与旧传统的冲突。开放与锁国、世界与“天朝”、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二者交织胶着，碰撞激荡，对立统一，排斥更新。新旧矛盾是思想矛盾，更是文化矛盾。新思想不仅来自西方，更深源于现代工业与市场社会，旧传统则扎根于农业文明的壤基中。故而新思想是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市场与市民的思想、开放与世界的思想，旧传统则是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传统：保守、愚昧、迷信、专制、自大、褊狭、孤陋。“新”，即现代，是我们要追求、塑造、提升、构建的目标，“旧”，即传统，我们要在批判、披捡、淘洗、更新的基础上熔炼、回归，从而使旧传统转化为新传统。
里与外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殖民侵略，从洞开国门到全面侵华，从鸦片贸易到教会办学，从要求割地赔款到全面控制政府，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华民族为此坚决反抗、勇往直前、前仆后继、不绝如缕。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由此站在同一战壕，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三元里抗英斗争、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爱国将士的抵抗，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汇成一曲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与压迫的“民族大合唱”。
上与下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也是贯穿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的一条主线。一切改革与革命都是围绕它而展开的。新与旧、里与外的矛盾羼入上与下的矛盾之中，使之更为尖锐，中国近现代频繁的社会变动正缘于此。
二、三大矛盾引发三大思潮——民主思潮（批判主义的与启蒙主义的）——民族思潮（反抗侵略的，民族本位的，国粹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的）基于三大社会矛盾的尖锐与严峻，出于解决三大矛盾的急迫和必须，中国的知识界兴起了三大社会思潮：民主思潮、民族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思潮是针对新旧矛盾的，它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专制与迷信，具有鲜明的批判主义与启蒙主义色彩。此思潮以西学之“新”攻中学之“旧”，以西学之“先进”破中学之“落后”，以西学之“灵智”灭中学之“愚锢”，崇尚西学，排斥中学，故又称西学主义思潮、启蒙主义思潮。该思潮专注于对中国旧传统的质疑、否定、剥离、解体和批判，故也称解体主义思潮、批判主义思潮。它既包括20世纪初喧闹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学派，更主要是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但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究其观点，都对中国传统抱着极其严峻的态度，反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反对祖先崇拜，反对宗法制度，反对文化复古，反对孔学的生存地位，一概主张“全盘西化”，对中国旧传统的解体与批判花费了他们大量最可贵的时间与精力。他们疾呼“民主”与“科学”，主张以西方现代社会全面置换中国传统社会，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将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思想输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启蒙派。然而，他们的思想源于西方市民阶层，却得不到广大中国农民阶层的呼应。尽管他们在五四前后，一时为显，然而整个民国时期实处于社会的边缘。再则，他们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空洞又贫乏，既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也缺乏可操作性，民主思潮的领军人物胡适的知识结构中，经典意义的“民主”资源并不丰厚就是例证。另外，他们只讲西方思想中的科学与制度，避而不谈其有机内核——“心灵”，即西方人的精神家园，更不触及西方现代经济伦理，民主思潮游离于社会思潮的浅层，未能沉潜其中，不得系统建构。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
民族思潮内发于里外矛盾，即民族矛盾。置身于弱肉强食的近现代社会，灾难深重、贫穷落后的中国是否已到了亡国灭种、万劫难复的关头？是否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基于对这些问题的严峻思考，反抗外来侵略、疾呼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潮激荡全国，成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一大思潮。民族思潮波澜壮阔，全面涌流，既包括社会层面的救国浪潮，也包括文化层面的拯救民族文化的浪潮，即民族传统更新、民族文化复兴思潮。这两股浪潮交相辉映、互相推助。这里主要论及文化层面的民族思潮。它以民族文化再生和复兴为旗帜，反对全盘西化，反对打倒传统文化，力主接续传统文化，在经现代性提升和重构之后，回归传统文化，即回归“新传统”。它以经过西学浸润和淘洗后的“新中学”去反对原汁原味的西学，坚守中华文化的本土岗位，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故又称中学主义思潮、本土或本位主义思潮。该思潮致力于对中国旧传统的现代性淘洗、接续、更新、转换、重构和复兴。故也称重构主义或文化复兴思潮。其主要派别有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人生观派，文化复兴运动时期的本位文化派，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派，以梁漱溟、钱穆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派，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考实派，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新亚书院派，香港台湾于70年代前后出现的文化现代化学派，以杨文会、太虚、欧阳渐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佛学流派以及至今活跃着的昌言以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为中国文化更新基质的杜维明等美国华人学者，等等。无论哪一派别，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但他们不排外，而是力主以“中学”为本位的“中西会通”，他们关注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在中西思想宝库中搜觅心灵的寄托与安顿之所，这是他们的主要历史功绩。但其对中国最为稀缺的西方民主资源引介太少，其生命关怀又往往跌入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窠臼。也不能不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