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年，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西方侵略有增无已，史学的世界视野已由好奇、欣赏、羡慕走向探寻西方富强之“学理”，为迫在眉睫的瓜分大祸寻找解救办法。经过史学的引介和推重，“商战救国”思想，“维新救国”思想，“革命救国”思想相继深入知识层，对社会发挥巨大的导向作用。当然，这时的外国史地研究有粗浅浮泛、急功近利之弊。但如果没有这道通往现实世界的文化桥梁，那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恐怕瓜分大祸真难避免。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入，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由视野变化转向全面变化之势。西方史学之传入中国，最初主要通过国内学者的外国史地研究和译介。如魏源《海国图志》因采用按类汇辑资料的方法，使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地著作基本保持了原貌，从而给国内一般人了解西方史著的叙事方法和体例提供了实例。梁廷枏在参考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编写《合省国说》时不自觉地受到了西史体例的影响。中国近代外国史研究者中较早注意到西方史学特点并有所取法的是王韬。他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自觉地采用了“广志”与“广述”以变通中国史书体例，容纳更多的社会内容。黄遵宪《日本国志》大量使用了数字统计等新式史表。与此同时，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编译的书刊对西史体例也有零星介绍，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引入了一些西方现代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如进化论、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法。至19世纪末，这些零星传入的西学史学观念引起了一些进步学者的注意。如康有为糅合中西学说，构建起以“公羊三世说”为外壳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体系。尽管19世纪末之前，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速率很慢，内容亦零星而不系统，可以说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但已在逐步动摇传统史学的某些观念或体制，并酝酿着新史学的产生。
三、西方历史哲学的输入
国内史学界之自觉输入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约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起，在“新史学”思潮逐浪兴起之际，西方现代历史哲学以及史学专业理论、方法开始系统输入国内，历史哲学有了革命性变化，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了新史学建设中首选的两大视野。历史哲学的深刻变化带来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全面启动。由是我们有了第三章《历史哲学的现代性变迁》。
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史学现代化在史学各层次各领域全面掘进，在史观与史法上全面向西方学习，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共同催逼着中国史学的现代性建设。这一时期虽说是实证主义主导史界，但历史主义也不寂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更是后来居上，最终取实证主义而代之。
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中，首先为中国所关注的是宏观理论，如社会进化论与社会学的其他理论和方法。社会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孔德（AuguteComte，1798～1857）创立，后经英国学者斯宾塞（HebertSpencer，1820—1903）阐扬，逐渐发展成一门研究社会内部的结构机制及其演变过程，以求认识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严复、章太炎、麦仲华、马君武、吴建常等相继出版有关译著，在思想界掀起了滔天大波。严复影响尤大，他1895年发表了《原强》，后又译刊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甄克思《社会通诠》等。西方社会学的输入对我国史学的现代性建设影响甚巨，其社会进化史观改造了我国传统的变易史观，一时新史家几无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今胜于古”数语作为认识历史的不二法门。不仅如此，从孔德以来社会学倡导的实证方法，比较历史方法以及广泛吸取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法学、民俗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和成果的主张，对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的理论更新，及其后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初，“新史学”大潮在全国涌动，梁启超是旗手，夏曾佑、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陈垣、钱穆等接踵而来。“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史学革命”，力主推倒儒家史学、帝王史学、陈迹史学、英雄史学、事实史学、个人史学，要建立现代史学、国民史学、社会史学、民主史学、科学史学、规律史学。“新史学”积极输入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至其输入的途径，则大致经历了由日本间接输入为主到直接从欧美输入的转变。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以及由福泽谕吉、田口卯吉传承的法国基佐和英国巴克尔的“文明史学”。“文明史学”激烈批判封建史学，主张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取代帝王为中心的偏重政治权力记载的旧史学，对中国影响尤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输入规模空前，且从事者多为直接受过西方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赴西方主修史学专业的留学生有所增多。一批西方著名学者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应邀来华讲学。输入的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流派分明，系统性强，视野广阔。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和鲁滨逊的“新史学”影响最大。
如果说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中国史学现代性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哲学观念，民众史观和文明史观的输入为之开拓了广阔的视野，那么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则为现代史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正是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浸润下，现代史学结束了草创时期，开始了全面建设时期。
实证主义史学，法国孔德倡导，泰奈（HippolyteA.Taine）和巴克尔运用阐扬，影响益大。基本主张是，提倡以自然科学依据经验事实和观察求得事物变化规律的“实证”方法，考察人类社会的活动，从中揭示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演变趋势。严复是系统地介绍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第一人。王国维是从实证主义立场来进行现代史学建设的先驱。尽管他曾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知”“情”冲突中痛苦地挣扎，但最终选择了“求其可信者”——“知识论上之实证论”。梁启超则开始了实证论的角度来建设新史学的理论探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历史统计学》等论著就是其理论探索之结晶。后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均循轨而下。实证主义要把历史科学化，乃至纯自然科学化，否认了史家的主体性功能，抹杀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
实证主义在历史领域思考的终点，正是继之而起的历史主义思考的起点。历史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一般认为，由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所倡导的新康德主义和由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所倡导的新黑格尔主义，都是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在西方的学术界，新康德主义被称之为“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而新黑格尔主义则被称之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曾经活着的个人和集团。他们的独特个性只有用历史学家的直觉来理解才可能捕捉。”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传入我国。李大钊可能是介绍此学说的第一人。他1920年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史学思想史》，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凯尔的历史哲学》。梁启超1921—1922年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基本上接受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念。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始于何炳松。何于1927、1928年先后撰有《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系统地介绍了历史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学要研究的是人类的内在精神，因而只可用体验、想象和直觉的方法。否则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克罗齐“绝对的历史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始于朱谦之。1936年他著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倡导“现代史学运动”，极大地推介了“绝对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对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凸显了史家在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从而形成了对实证主义的制约与张力。但历史主义又往往极度强调了历史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忽视去概括或试图发现历史发展中的共同因素，把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仅仅归结为心理或精神动因，完全陷入了历史唯心论的泥沼，大大限制了史学的功能发挥。
四、经世学的现代诠释
巴勒克拉夫认为，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在导向反对以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史学的各种因素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输入和传播，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性建设走向高潮。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武器，对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整个中国史学界，已逐步为更多的学者熟悉和认同，盛极一时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史学日益萎缩。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的、革命的史学，既经世求用，又实事求真；既追求真实可信，又力求本真可靠。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熔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于一炉的、经世致用与求实求真的辩证统一体。由是，我们有第四章《经世学的现代诠释》。
经世与求真，是史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命题。从先秦时起，经世与求真两大史潮同时萌发、携手共进又互为冲突，形成中国史学的独特传统。为了经世，不惜“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不惜“笔则笔，削则削”、不惜臆造杜撰“微言大义”；而为了求真，则要不惜“身家性命”、不惜“大义名分”、不惜“束之高阁”或“付之一炬”。
为此，号称“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曾彷徨过、痛苦过，他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说，自己曾疲于哲学，“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他审视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人，或是哲学家，作何选择？“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在这种强烈的知情冲突中，王氏后来选择了“求其可信者”，即“知识上之实证论”。特别是能求得“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的史学，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在他看来，学问本无新旧、中西和有用无用之分，只有门类之别。
从传统到现代，对史学进行总反思，我们不难发现，是经世致用，还是求实求真？是困扰中国史学久未获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经世与求实，何者为第一位？这是我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门槛。由此我们可认识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相负相成、矛盾交叉的特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及其现实意义；由此我们还可认识到，中国史学应如何走向现代性及中国史学走向现代性的本质取舍。中国史学选择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历史学者走向现代性跨过的最重要门槛。
中国传统史学，即儒家史学，是一种具有复古怀旧、与世隔绝、非民众式、小农式的经世史学、资治史学。我们只有彻底厘清经世致用与求真求实的辩证关系，才能达到思想的飞跃，实现传统史学的现代性更新。
中国近代有三次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第一次，发端于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倡导于前，张穆、何秋涛等继之于后。第二次，主要在甲午战争前后至20世纪初，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与章太炎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史学的发展。在第二次经世致用史潮中，传统的经世致用观松动。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之后，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一股反经世致用、鼓吹“求真”与非功利主义的思潮。代表人物有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二重证据法”、“疑古史派”、“史料学派”的涌现就是这种思潮的反应。经世史学大搞影射、杜撰史实的不良后果和科学主义的批判武器张扬促成了这股新风。“求真”与非功利主义史潮是对经世致用史潮的拨乱反正。无怪乎曾在“新史学”大潮中提倡写“国民资治通鉴”、一向推崇学术经世并以学术经世享有盛名的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求真”和“为历史而历史”的口号。从此实证主义史潮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几至独盛史坛。第三次经世致用思潮发生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大致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逐渐形成，至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臻于高潮。这次高潮的发生，情况特殊，一则民族救亡运动提上日程，迫在眉睫，二则无论实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受科学主义洗礼至深。因而，这次高潮恰由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推动汇流。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世致用思潮，我们不妨称之为新经世致用浪潮，傅斯年、顾颉刚乃至陈寅恪都坐不住了，纷纷放弃纯粹之实证主义，走向经世之实证主义，顾颉刚创立禹贡学会，致力于边疆研究就是明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等人更是以革命大局为重，以史学辅助抗日之需。新经世致用史潮如何处理经世与求真的关系，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