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在接管主办《小说月报》后，全面进行改革，一扫旧风，封存全部旧稿，使该刊伐毛洗髓，面貌焕然一新。《小说月报》1920年第11卷第12号的《本刊特别启事》深刻阐明了茅盾的编辑思想。其最典型的说法是“勉为新文学前途尽提倡鼓吹之一分天职”。既有了这种思想，便自然产生了其思想指导下的编辑实践。在茅盾先生带领下，商务印书馆对《小说月报》进行了改革，使其从旧的形式和内容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宣扬新文学的一面旗帜，其改革的核心成为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化对旧文化的一场斗争。
以茅盾为代表的商务人展现的是一种变革旧体制、与时俱进的编辑思想。如今，商务印书馆已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其在中国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难以被他人所取代，也无人敢忽视它的丰功伟业，“商务”人、“商务”精神及“商务”思想已成为一种引领出版时代潮流的一脉相承的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仍然关心报刊、新闻的编辑出版工作，对新闻、报刊杂志的性质作了深刻的剖析：“在阶级消灭以前，不管通讯社和报纸、新闻都有阶级性，说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指导是没有的。”并对报纸的编排、文风以至组稿都进行了细致的指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编辑工作理论的阐述是毛泽东编辑思想的新发展。
综上，编辑思想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编辑实践积累，编辑实践的深入又会使编辑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没有思想的编辑固然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但编辑思想停滞不前，也会阻碍编辑实践取得丰硕成果。编辑思想的发展是编辑活动发展的指导，编辑活动是产生编辑思想的源泉。
编辑思想的价值取向
当过编辑的人多，具有编辑思想者少。有无编辑思想会反映在日常编辑出版言行中，并通过具体的出版物的选题、审稿、加工等表现出编辑思想的价值成就。有的编辑思想光耀千秋，后世的人们读到其编辑的某种作品，就会想起他的编辑思想来。也有的作品的出版在“另类”思想指导下，短短影响过一阵子之后烟消云散。
要想使编辑的作品具有更多的思想性，编辑本身就要有较强的思想性，具有某种特定的思想品质——对作品和出版形成自己的价值取向，也即形成一种出版理念，从而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一种个性化的思想品位与追求。因而，编辑思想的追求不同，其价值取向也就不同。
综观历史，具有长久影响力的编辑思想都具有以下共同特性：
一、注重编辑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思想是编辑的指针，编辑思想直接决定编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创新是编辑思想的灵魂。编辑活动既是一种物质文化生产传播活动，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生产传播活动，二者的本质特征都是创新，精神文化的内容需要创新，物质文化生产传播的方式也需要创新。从古到今，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创新的特点。古人的创意流传至今的数不胜数。以史书为例，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纪传体史书《史记》、断代体史书《汉书》、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等除了在内容上具有超越时代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以外，在体裁上也相继开我国史书编撰的先河。《资治通鉴》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编年体史书著称于世；《二十四史》则以我国最大的历史巨著而流传至今。这些均为古人的原创。至民国，章回体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出现；至现代，《上下五千年》成为史话的原创；即便是《中国通史》，其连环画的形式也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无法想像，现代精神文化是古代文化的简单重复；也很难想像，古代社会文化积累的传播方式能够适应现代的需要。
20世纪初，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体系渐次瓦解，新型的民主主义文化逐步建构。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新青年》是最活跃、最优秀的刊物代表，其编辑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都闪耀着不朽的光芒。“科学与民主”是《新青年》的编辑们高高举起的旗帜。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刊物对封建腐朽的旧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目标明确、连续而持久的猛烈抨击。以对“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等新观念、新道德的大力宣扬来抗衡儒家“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旧观念、旧道德。其主编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响亮地提出当时的中国文化需要“改弦更张”，他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强调不能为保存旧的“国粹”而牺牲中华民族的未来。他对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这实际上成了当时《新青年》办刊的主导思想。
《新青年》在批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同时，还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物理、医学等各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建立。大力提倡白话文并使它成为一场革新运动；促成传统的格律诗向自由体新诗转型；组织翻译西方戏剧进行戏剧改良；开创了现代期刊媒体模式的雏形。
《新青年》的编辑思想引导、推动和影响了“五四”时期整个报刊界乃至图书出版界的编辑们。
以“红色”编辑闻名的邹韬奋先生在白色恐怖时代，冒着生命危险大量出版进步文化书刊。在主编《抗战》时，他特别强调要有创造精神，认为立意创新，避免雷同、重复是编辑应该始终坚持的原则，强调出版物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他曾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
创造精神同时包括形式上的不断革新，经常给人以新颖的感觉，而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面孔。1933年7月，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本刊今后编辑上的改革》一文，文中说道：“本刊向例每遇每年度或每半年开始的一期，在编辑上常有多少改革。”《生活》周刊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模式被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策划编辑赵家壁先生曾用“创”和“闯”二字概括他的编辑生涯。所谓“创”即指编辑工作应该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在某种设想下（类似今天的“策划”），组织众多作家来编选与写作，使设想变成具有独特面貌的现实。所谓“闯”是指对作家送来的稿件，只要与设想符合就大胆实践。
赵家壁先生认识到，积极发挥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具有极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试图引导人们进一步思考，作家的创作和编辑的创造在精神生产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出版中，有的选题虽然不是原创型的，但他们在某一方面已突破了已有同类选题的价值，实现了已有同类选题的超越。与原创型相比，虽然不具备首创性，但具备了某一方面的新颖性和先进性。正如模仿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从外界事物中获取启示，然后借用到自己创造的对象中一样，运用联想思维，从读者需要的角度选择新的突破口设计选题，也可达到创新之目的。联想是创造的工具。它以原有事物为根据，或因类似而产生联想，或因相关相异而引发联想，或因因果关系而导致联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运用到编辑工作中，可使出版物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二、不以名家而以质量定稿件取舍标准
考察众多优秀编辑家发现，其在决定稿件是否采用时，质量是惟一标准，而绝不以作者是否名家作为选择标准。臧克家先生在他15年的编辑刊物及报纸副刊的编辑生涯中，与萧乾先生一样，主张对作者一视同仁。臧克家先生从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中深知，任何作家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名人或天才的，选择出版什么人的作品是编辑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社会和人民赋予的，如同社会和人民培养了作家一样，因此，编辑只有勇于担当起选择优秀作家的责任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在常人眼中，名家作品的质量自然高于无名者，但这并非无一例外的规律。臧先生曾说：“名家作品也有粗糙的，无名的作家也有杰出者”；“不能降格以求无名作家的作品，就像不能放手滥用有名作家的稿子一样”。这种对稿件质量严格把关、正确处理名家与新人的做法是优秀编辑家的共识。
韬奋先生对于当时社会上某些编辑迷信名家，一些杂志刊物以“名家”的招牌做广告和乱拉“名家”稿件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说：“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惋惜的。”他还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的，或是幼后辈的，不管是名人的，还是无名英雄的，只须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不知什么叫做情面，不知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一切。”
萧乾先生也曾经说：出版社如果立功劳簿，我赞成应首先为组到新人稿子的同志记大功，而组到名家的只记小功。这想法肯定与当前出版社主持人的思路背道而驰。然而，我坚信对出版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是那些肯于发现、挖掘、培养新生力量的。
在这种编辑思想指导下，臧克家先生主编的《创造诗丛》推出了12位诗人，均是当时诗坛新秀；在萧乾先生周围，也拥聚着一群年轻的作家。韬奋先生对于“无名英雄”十分关怀，他们的来稿，只要符合选稿标准，都优先录用；可以加工修改的，一定帮助修改，使之得以发表。
只认质量不认名家的编辑思想直至今日依然有着十分现实的教育指导意义。
三、制定并坚守出版理念
现代编辑思想的价值取向与编辑出版物的文化品位紧紧联系在一起。制定并坚守出版理念不论是对作为整体的出版部门，还是对作为个体的编辑都是十分重要的。
出版理念之一：以编辑流芳百世的精品图书为目标。
编辑的“精品”意识是一种价值意识。它是在编辑出版活动中，以提高图书内在质量为中心，以出版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引导社会学术思潮的出版物为目标所表现出的一种自觉的、积极的进取意向，是一种在编辑具体活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自主意识。编辑的这种“精品”意识在编辑主体的意识结构中是最具有能动性的意识。究其缘由，乃是编辑将自身价值同出版物的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出版精品图书的过程中，也实现了编辑的最大价值。换句话说，编辑自我的潜意识追求可以通过所出版的作品外化、具体化。作品编辑得越完美，编辑的意识越明显。从中也就不难理解这些编辑为何会为实现出版物的社会价值而竭尽全力地寻找最佳途径。
“精品”与平庸相对，是一个物质层次的标志。在出版物中，它代表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代表着雅俗共赏，代表着出版方向。精品出版物，不仅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文化艺术水平发展的标志，而且还是这个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的素质的象征。能够称之为精品的出版物一定以它独特的个性、鲜明的时代性、富有魅力的表现力为大多数读者所喜爱，较全面而充分地满足读者对象的需要。精品出版物浓缩了当代最新思想文化成果，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当代文化发展的品质。
由编辑的“精品”意识到精品作品的形成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必须依靠编辑的辛勤劳动。安波舜曾说“一个好的编辑能包装一部作品，一个更好的编辑能包装一名作家，一个最好的编辑能包装一种思想”。当编辑以出版精品为己任时，他就会主动传播先进文化，确立现代出版意识，科学生动地宣传、倡导和推广一切先进的思想观念与科学精神，并使之作为其坚持不懈的追求，从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装帧设计和校对全程中全面地突出“精品”含义，制定实施“精品”方案，达到预期价值目标。
出版理念之二：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现代编辑的出版理念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保证社会效益强调了出版物的精神产品属性。出版物的精神产品属性即是出版物的精神内涵的本质表现，它在出版物构成中居于首要地位。失去精神内涵，出版物就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根基。而这种精神内涵在当代社会中认定它是一种激励、昂扬、正直、奋进的主旋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导向作用。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党性鲜明，政治敏感度高。但它并不是束之高阁的陈列品，也不是“越贫穷越光荣”的“穷棒子精神”。精神内涵的主旋律一旦成熟，尽最大可能地创造市场就应成为出版部门的头等大事。遵循商品市场规律，从产品包装、发行时机、宣传策略、服务手段等方面创造条件，使出版物在最佳时机以最经济的成本赢得最大利润。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双赢”是创造出来的，而并非制造出来的神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业，既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特质，又具有新体制下的市场化品格。
出版理念之三：创造出版品牌，形成出版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