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力提倡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失去创新，个人将无法发展，国家将失去生机。编辑工作中的创新具体表现在选题的独到、版式的灵活、封面的精美、宣传的出奇制胜等。编辑思想的创新品质是对某种既存文化氛围的突破，对新的文化氛围的营造。如果从文化引导来说，单一的图书品种可以引领文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先导，那么一类书籍的出版更是强化了编辑意识，给读者的是整体、全面的出版文化概念。这种概念的形成和传播当然（也是必然）首先来自于编辑。然而现实工作中出一书领先者多，组成一类书以更强烈的观念领先于他人者少。具有创新品质的编辑敢于打破固有框架，敢于创“天下先”，在与作者的合作中可以超出作者构思、作品主题之外。只要确是创新，作者心存感激，读者亦暗自称赞。具有创新品质的编辑即使自己策划选题，也大多善于捕捉有创意的灵感，编排工作思维流畅，处理灵活，各种关系相处融洽。
当年，生活书店正是在韬奋编辑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了勃勃生机与创造性活力，洋溢着时代感，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中国的一日》、《世界文库》等独领风骚的书籍。《青年自学丛书》不但满足了那个时期众多青年的急切需要，而且真正启发了广大青年的觉悟，使之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为民族解放作无私奉献。展示全国总面貌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正是生活书店崇尚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真实写照。同样，《全国总书目》首创性地把“五四”以来出版的在版书目编在一起，为读者服务。
现实中一说少儿书热，几百家出版社赶着出少儿；一说《老照片》走红，“老”字号立马横行天下，这些现象透着中国出版界创新的先天不足。创新不是因袭，是对固有模式和秩序的突破与重组，是推陈出新。假如大部分编辑都具有这种创新品质，重复出版、盲目竞争现象将会得到较大的改观。
（3）坚持真理、自我否定与包容大家的勇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真理敢于坚持，是自己判断失误勇于否定，是不同的观点可以包容。否定自己需要勇气，包容同样需要勇气。在区别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表述方法，还是错误的观点、错误的表述方法之后，编辑处理稿件的方式截然不同，有的需要包容，有的必须改正。标准掌握得当，编辑顺手，掌握不当，处处为难，甚至犯错误。而编辑一般习惯于改而不习惯于包容。对编辑同仁同样需要包容，允许不同的设计思想的存在，允许不同的工作方法同时出现，这是求同存异、追求共同的编辑目标所必须的，无论对编辑个人还是出版事业都应提倡。包容是一种润滑剂，在编辑主体与外部因素碰撞、摩擦中起到协调作用。编辑善于包容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例如其思维方法应多向而非单一，除顺向思维之外还应学会逆向思维、换元思维等。只有在多元的选择范围之内才可进行比较，择优劣汰。
团结不同团体、不同流派的人，共同努力，促进新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是赵家壁先生驾驭编辑运作过程和正确处理主客体关系问题的独特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正是他对编辑实践深刻理解的表现。对作者的广泛团结与对客体的兼容并包都是编辑活动系统范围内的工作，编辑则是这个系统中起调节作用的杠杆。调节活动如果积极，必然促进新文学出版活动的积极发展，调节活动消极，无疑会妨碍新文学运动。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促进新文学运动的顺利发展。赵家壁先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大胆启用胡适，从而引发出了一段以共同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标志的文艺界广泛团结协作的佳话。
坚持真理尚需要敢于怀疑、敢于突破的批判精神。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崇尚迷信与盲从，扼杀批判精神，使科学的发展停滞不前。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一生创造性贡献时说，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放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想过，批判过，这才写出了《资本论》这部巨著。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不少杰出的人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现代科学及学科本身发展所提供的新材料、新事实，对旧理论、旧学说进行分析、批判，取得了新文化成就。
将前人的理论、学说当成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只能顶礼膜拜，不容半点怀疑和批判，是缺乏胆识的庸人之见。
坚持真理是难得的品质，自我否定、包容大家是非凡的气度，科学精神掌握在有明确编辑思想者手中，可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它不是妥协，不是中庸，更不是随波逐流。
2.能动效率
编辑思想的优秀品质包含能动效率。编辑个体在编辑活动中的能动效率表现为对编辑客体的能动作用以及强化编辑功能的能力。
一个具备优秀编辑思想品质的编辑可以在处理各种编辑事务时明确自己的主导地位，并将其主体创造性迅速物化到编辑客体中，既善于尊重客观事物（包括原稿），又能能动地创造出高于或优于原稿的价值。即由被动的“为人作嫁”，走向主动的再发现，真正体现编辑活动的学术价值。能动效率是编辑远见卓识的体现，决定如何修改，加工到什么程度，反映的是编辑快捷的思维反应力，为编辑行为带来创造生机和活的力量。编辑思想的能动效率品质在策划选题、组稿、审稿、加工稿件等编辑活动中都会体现出来。它有别于一般性地编辑事物，而是在编辑事物过程中加进了自己的潜在构思，给读者新鲜的时代气息和别具一格的面貌，从而为编辑出版业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赵家壁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作家写什么，我们出什么，也可以说你争取到什么出什么。这些书，‘良友’不出，别的书店也会出；编辑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我当时又想，编辑是否可以自己多动些脑筋，发挥一些主观能动性，在编辑工作上变被动为主动，因而有所创造呢？编辑一般来稿是从无到有，把作家的创作成果，通过编辑劳动，变手写原稿为铅印书本，送到读者手中。但编辑是否也可以自己先有一个设想，要编成怎样一套书，然后主动组织许多作家来为这套书编选或写作……这种编辑方法是否可以称为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呢？”它当然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同时，它也是能动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动效率也体现在工作的计划性上。韬奋先生曾说：“无论什么事，无计划最坏，因为无计划便无目标，更无所谓努力前进。”
他还说，“我们的出版计划，商定好出多少种类的书，每种类出多少，在多少时间内出完，分做几个阶段出。在一年的计划中尚须分季分月有具体的规定”。有计划还“须有认真的执行与切实的检讨”。有思想者才会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强的计划，有明确的目标才会有敏捷的行动。这是能动效率的最好诠释。
3.选择理念
理念是编辑行动的指南，是编辑选择书稿的理论基础和准则，往往决定选择的成败。选择是决定取舍的结果。选择理念是坚定的主观意志下对图书选择的惟一性。价值取向不同的编辑主体，必然会有不同的选择理念，最终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编辑风格与个性。选择理念是在对编辑客体的全面认识基础上的决定，只有与编辑主体思想意志相一致的客体才有被选择的可能，如果将书稿与编辑思想相重叠，重合度越大，被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编辑主体总是力图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价值标准去评价、规范、选择编辑对象，因此，编辑的思想也就必然要求代表当时的文化发展方向。如果选择理念无法建立，其原因只可能是两个：一是编辑思想上出现了问题；二是抗干扰能力较弱。
选择需要坚定的意志。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会失去选择的最佳时机，而最佳时机意味着占领或失去图书市场。这就是编辑思想中的选择理念。
三、编辑思想的发展轨迹
任何一种编辑思想都是长期编辑工作与生活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其形成必定会经历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阶段。
1.现实中的各种矛盾运动促使编辑思想萌芽
编辑思想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来源于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编辑实践。编辑思想不能脱离社会意识形态而存在。作为编辑常常会在不同种类稿件中选择，在一般情况下，选定的客体与出版单位的性质大体相吻合或同出版物性质相一致，但仍不免会有相互发生矛盾的时候。如个人的兴趣、喜好、从小所接受的教育等与最终发表的作品或出版的书籍之间的矛盾；再如社会、时代格局不安定因素影响到正常作品的出版（如在黑色恐怖下发表革命檄文必须讲究策略与艺术）；更常见的是对现有编辑出版物的不满，常设想如果我做编辑会怎么样；等等。总之，个人行文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编辑风格的基调，也是促使其编辑思想形成的决定条件。1915年，毛泽东同志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那种关心中国命运，强调勇气、力量和尚武精神的救国之道跃然纸上。从此，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时期，无论是亲手创办《湘江评论》，还是对新闻宣传出版工作作指示，他的文字都表现出关注时政、旗帜鲜明、文风泼辣且具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明快特色，他的编辑思想也就在关心现实、追求真理中萌芽。
2.长期而具体的编辑出版实践形成编辑思想
一种思想的形成乃是实践——思索——再实践——再思索的结果。编辑思想只有在编辑实践过程中才会得到不断充实、完善，直至最终明确落实于出版物中。编辑开始从事编辑工作时，可能仅会产生对这一行表面的粗浅的认识。每一本书的编辑实践都会充实、深化或完善其已有的认识，多次实践便会逐渐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掌握编辑工作规律，形成编辑思想。因此，每一种编辑思想的形成都有自己的特色。一个优秀编辑的成长历程是其编辑思想的最好注释。
1919年，毛泽东同志积极领导出版了《湘江评论》周刊，自任编辑和主笔，在这四开四版的小报上，初步形成了他宣传革命、人类解放的新思想，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五四”运动的文化主旨。继《湘江评论》之后的《新湖南》杂志是毛泽东编辑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其“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的编辑思想引起了更多革命者的关注。至此，这种以活跃思想、以舆论促进社会进步的编辑思想在毛泽东同志以后的出版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1921年秋，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出版了他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新时代》月刊；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同志又担任了《政治周报》的主编。在这一系列亲自创办和主编报刊的过程中，在进步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新闻的实践活动中，毛泽东编辑思想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逐步成熟，具备了自己的特色。这当然是与他勇于在实践中提高认识和善于在实践中增长才智分不开的。
3.编辑思想的发展
编辑思想具有思辨性特征。科学总在其固有轨道上不断地进步与发展，认识科学、反映科学与发展科学都需要思辨性判断。所谓思辨是指经过反思来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和本质。编辑思想中的思辨性也就是指经过反复认识直至掌握编辑出版及编辑出版作品的本质。
编辑在文化传播中取得的最大效益的基础是准确选择，准确选择的前提是提高哲学素养，用科学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判断文化发展方向及书稿作品价值的基础和依据。一般而言，任何学术作品、研究成果都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只有哲学是思维的科学，是关于思维科学的学问，是精神反思的反思。因此，编辑思想的思辨性能够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作品进行反思、再造和重组，对编辑工作中的思维路线、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具有导向功能和认识作用，为文化建设方向提供明确的路线。
编辑思想中的思辨哲学还具有明显的超前预测性。编辑主体通过对思辨哲学的理解和把握，将辩证的思维方法内化于自身，就能够实现对自身单一思维结构的重组与优化，增强思维的科学性、合理性、对外来信息的同化适应性和对未知世界的超前预测性，从而极大地提高编辑主体的整体认知能力，引入新思想、新方法、新作品。
编辑思想同时也具有开放性特征。在世界信息激增、知识爆炸、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和加速的时代里，每一个个体都已然感觉到世界高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对编辑主体来说，每天生活在接受新知识，重组、优化知识，传播知识的环境中，更是对这种变化有着切身感受。因此，无论是谁，无论他知识多么渊博，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编辑过程中所需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的思维方式必须是开放性的，并不断地从新知识、新环境中吸取新的营养。倘若一日，真能形成开放性思维的机理则善莫大焉。
编辑所经历的时期不同，思想产生的土壤不同，都会影响或发展其理论体系。新的体系是在过去历程上的总结。从一种观点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一种发展，从一个研究对象进入另一个研究领域也是原有思想的扩展，这种发展说明编辑思想的动态性特征。编辑思想是逐步深化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
梁启超戊戌九月到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仁商议办《清议报》。就在创办《清议报》一年的时间里，其编辑思想有了较明显的发展。早期，梁启超与其他维新派一样幻想依靠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实现改良政治的主张，以期由“上下相塞”变“上下相通”，“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此时，“通”代表了他早期办报的思想。但维新失败后，看到顽固势力重掌朝政，又唤起维新派“扶持国体”之心，“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清议报》第100期）。这种由“通”到“开发民智”的编辑思想重心转移是社会现实迫使的改变。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作为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先驱提出了“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的编辑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