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孔子编订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春秋》时，语言力求精辟简练，“微言大义”，一字一句寓褒贬，这既展示了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才华，也表现了他在历史著作编写方面的严谨态度。近代出版史上著名出版家邹韬奋先生，短短的一生里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在那黑暗的年代里，他创办了《生活日报》，并将它作为与反动派作斗争的阵地，在创刊词里，他只用了不到1000字的篇幅，就把报纸创办的时代背景、做民众喉舌的宗旨和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的两大目的等重大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文字不多，言简意赅，起到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的作用。老一代编辑家、优秀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有着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非常重视书稿的语言文字问题，有时为了一个词语的使用，反复推敲。他说：“我是个出版工作者，写稿子，看稿子，改稿子，发排，校对，付印，成年累月就搞这一套。我经常有一个想法，我们的书出出去，让读者吸收种种知识跟经验，同时不可避免地让读者受到语言方面的影响。”所以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写稿的人自己好好念一遍，就是自己先来检验一下，写下来的那些语言上不上口，顺不顺耳。要是不怎么上口，不怎么顺耳，必然是语言有毛病，就得修改，人家了解咱们的意思单凭语言，语言有毛病，怎么可以不修改？修改成什么样儿才了事呢？到自己满意，认为上口顺耳为止。”“写文章要顾到两个方面：要约束自己，要顾到读者。自己要尽可能写得准确、鲜明、生动，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要站在读者的地位着想。我们和读者就是靠文章来交心的，这个一点也不能马虎。”“我们今天不做编辑工作则已，如果要做编辑工作，一方面必须熟悉生活，另一方面必须学习群众的语言，也就是学习说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编辑出版有益于人民大众的通俗书报。”叶圣陶先生对书籍出版中语言文字方面的高标准要求既是他读者观点的体现，也是他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的反映。
2.语言文字规范化是编辑工作的指南——无规矩无以成方圆
人人都有使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但前提条件是只能使用规范化的语言文字。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高度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1955年，《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出台；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5年颁发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2001年又出台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既立足于现实，又尊重历史；既充分注意了语言的系统性，又承认语言文字发展演变中的特殊情况，为汉语言文字规范作了积极努力，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朝着通用性、理据性和系统性的方向发展。”使用规范、标准的语言文字既是衡量作者水平的尺度，也是读者认定编辑水平的标志。所有的出版物都须编辑把关。遇上作者任意选取字的现象，编辑一般都会加以改正，因为这是明显的“硬伤”。但编辑却会在不经意中放过白字、别字、滥用的繁体字、随意的简化字等，因为编辑的语言文字水平与作者相差无几，甚至在作者之下。编辑如果能把原稿中不准确、不规范的语言文字改正过来，意味着宣传了规范的语言文字，也间接地教育了作者。所以，编辑自觉学习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政策、方针，适时提醒自己不放过语言文字错误是非常重要的。
2002年春，某省曾对234种期刊进行了一次语言文字规范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错别字，用词不当，标点符号错误，汉语拼音不准，计量单位不当，标题、目录、引文不规范等。检查结果不及格的有35种，占检查总数的10.7%，其中语句问题平均每刊差错率为3.24%。归结来看，造成出版物语言文字不规范、差错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编辑对此认识不够，认为小小的语句问题、错别字不足以影响到作品质量，过去中国文人那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意志和水平很值得今日编辑认真学习。
只有使用规范化的语言文字，才是出版物诞生的前提条件；只有出版物流向社会了，语言文字才会产生作用；只有作品被读者认可了，编辑的劳动才会被社会承认。
历史进入到21世纪，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字仍然是出版图书最重要的表达手段，编辑依然必须把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基本功来严格要求。不要说是专职的文字编辑，即使是一些专职从事策划工作的策划编辑，也需要以生动、准确的文字表达作为达到策划目标的手段。
三、编辑的知识结构
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出版工作是否能适应读者需要、社会发展，与所编辑出版的出版物有密切联系，出版物的选题与出版物在社会上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选题是由编辑决定的，故编辑的素质最为重要。编辑只有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才有高素质的条件，才有最优选题的来源，才有受欢迎的出版物，才有适应社会时代发展的永远处于朝阳产业的出版工作。
编辑的知识结构应是一个科学的、有机的、完善的体系。“科学”保证知识结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认知规律。“有机”的知识结构是一个变化的“活体”，是一个不断与外界循环的机体，它能保证编辑知识结构吐故纳新，永远不被时代淘汰。“完善”则指知识结构非单一而是复合，非陈旧而是新颖。编辑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基础。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有三层含义：首先，要求编辑处理好专家与杂家的关系；其次，对于从事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编辑工作的编辑，在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时应有所侧重；最后，在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今天，知识的更新尤其重要，编辑对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要有所涉猎，有所渗透，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关于编辑应该如何建构知识结构有众多观点，有的认为，编辑的知识结构应是一个“X 形”，即以专业知识为核心多向发展；也有的认为，编辑的知识结构应是一个“T 形”，其中横向代表知识面宽，纵向代表必须具备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均能说出各自道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即编辑必须具备“三维立体”的知识结构。
所谓“三维立体”的知识结构是包括纵向、横向和时向三个方面。在三维空间里，确定任何一点的位置，需要三个坐标。编辑知识结构作为其中一点，将广博看成横向，专深视为纵向，迅速作为时向，即编辑知识结构需要广博的知识基础，专深的专业水平和迅速的信息处理能力。
所谓纵向知识结构是指编辑应当拥有某一专业知识造诣和较为高深的学术水平。历史上诸多著名编辑家也是某一专业领域里的行家里手。编辑虽然不一定能成为某一专业的权威人物，但起码对某一专业领域学术动向、学术带头人、学术研究焦点有较充分的了解，在审读稿件时，会正确分辨论点的创新与否，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也许有的编辑并不一定出自高等学府的某一专业，但编辑同类作品多了，接触的学者专家也多是属于同一学科，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有关学术研究进展情况，了解到该学科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久而久之也便成为对该学科较有研究之人。喜欢钻研者，甚至会在某一领域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所谓横向知识结构是针对编辑知识的广博性说的。出版物有专科和综合之分，出版部门也有专业性和综合性之别，固然带来某些编辑只了解某类出版物的现象，但出版本身就是一项既需要与出版物内容相一致的专业知识，又需要出版知识的复合性工作，必须具备适应工作的知识，由此也决定了编辑绝不可能仅仅只拥有单一的知识结构。另外，策划是一项体现编辑高素质的综合化活动，单一的知识结构是不会适应“策划时代”的。与作者接触中，不要说必须拥有共同语言，单是为了达到不引起作者反感、便于进一步交流的目的，就涉及到心理学、逻辑学、公共关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学科发展林立，学术门类齐全，种类繁多，各门学科之间的大量交叉与融合，呈现出学科综合性越来越强的趋势。相互交叉与融合表现在多方面，即使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在论述时也会时常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如经济类与数学的融合，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的方法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作品原稿带有综合性特征时，审定它的编辑怎能不具备宽泛的知识呢。作者可以不研究与自己隔行的领域，但编辑却不能推却自己不熟悉的稿件，而且应该站在比作者更高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
所谓时向是指编辑应该具有很强的时间概念，以迅速作为坐标。其包括：
（1）获取知识形成体系的时间观。被动地学习难以掌握全新的知识，只有勤奋，才会高效率地促成自己知识结构不断更新。现代社会倡导的是终身学习，编辑的知识体系应当就是一个善于排除陈旧落后，尽早掌握最新理论的循环有机体。
（2）洞察学术动向的敏感力。现代社会里新理论、新学科层出不穷，新学派、新名词不断涌现，要求编辑有较强的学术敏感性，洞察其研究方向，发展趋势，头脑中存储有大量新鲜的学科信息，以积极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出版历史表明，提出能满足读者需要、深受读者欢迎的选题者多是敏锐的编辑家。如赵家壁先生1931年策划《一角丛书》时依靠敏锐的感觉，认识到只有闯到社会上去，配合“九一八”事变，才能找到读者所关心的话题，于是他约请了当时在光华大学执教的进步人士罗隆基先生和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进步政论家胡愈之先生，分别撰写了《沈阳事件》和《东北事变之国际观》，深受读者欢迎。
（3）预测学科发展趋势的超前感。编辑如果能积极吸取新的知识养料，加快自己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就会相应地获取预测学科发展趋势的超前感，准确判断学科领域的未来方向，预测其研究范围。编辑在这一点上的努力，可以通过所编辑的出版物体现出来，出版物一旦被读者认可，即证明了编辑判断力的准确程度较高，同时也可有效避免自己所不熟悉领域里的时尚名词的迷惑。
衡量编辑“三维立体”知识结构的标准是，纵向考察深度，即专业水平的高低，研究能力的强弱，越深或越高者越符合当今时代的编辑要求；横向考察宽度，即所掌握的学科领域知识面越宽，跨度越大者越符合要求；时向考察速度，即反映灵敏度、知识更新快慢程度，越是迅速者越符合编辑要求。如果只具备其中之一而对另外两方面较为欠缺，那就只有通过学习的方法予以充实。
编辑学习提高、完善知识结构可以有多种方法：向书本学习；向作者学习；向有经验者学习；参加学术研讨会；在编辑出版物过程中注意相关问题的学习；等等。只要有虚心好学的态度，就会有学习的方法，就会逐渐适应工作要求，进而将工作与研究结合起来，在干中学，用研究所得进行工作，这是提高、完善编辑知识结构的最有效方法。
编辑与作者、读者
编辑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除编辑、编辑对象之外，还有作者与读者两大不同群体。作者是编辑的“上源”，读者是编辑的“后方”。“上源”作者提供的优质作品经编辑过程方可流传到“后方”读者。与此同时，“后方”读者的选择也引导着编辑对“上源”作者作品的取舍。作者和读者并非根本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矛盾双方，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联结和转化。正确处理编辑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编辑工作的开展，更有利于出版质量的提高。因此，编辑主体应对自己的中介环节地位定位准确。一方面根据作品的特点和自身的选择引导读者，为读者导向；另一方面又依据社会需求为作者导向，从而起着双向疏导作用。编辑是作者的创作价值指向和读者的阅读价值取向的协调者。美国大学出版协会会长小赫伯特·史密斯·贝利博士在其所著的《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一书中把出版社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兼顾左右的两面神，“为了改变形象……出版商用他的右手抓住作者，同时用他的左手抓住读者……”说明这的确是一种高水平的协调工作。对编辑工作性质把握准确，尊重作者，力争将编辑意图与作者创作、读者心理融合在一起，这种从总体上把握编辑活动和规范编辑行为的理念与做法，是编辑活动规律对编辑素质的要求，也为社会文化建设和信息传播构筑了基础。
在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过程中，编者与作者、读者构成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推动文化和编辑活动的发展。
一、编辑与作者
编辑活动中存在着主、客体之分。策划并直接实施者是编辑活动的主体，策划实施的接受者是编辑客体。因此，编辑客体是编辑主体在编辑活动中实施作用的对象。在编辑活动中，编辑客体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直接承受编辑主体作用的作品，因为作品的内容与外观形态的改变是直接在主体作用下完成的，故将它称之为直接客体。直接客体——作品是作者之代言者，是代表作者进入编辑领域并承受主体作用的。自然，作品的创作者——作者便成为编辑活动的另一客体，也称间接客体。因此，编辑与作者之间存在着主客体关系。
编辑主体工作，必须依靠直接客体，直接客体的量多质优，必须依靠创造力强的间接客体，众多有影响的间接客体，构成出版机构所拥有的作者队伍。
1.作者队伍是重要的出版资源
任何一个优秀的出版机构都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稳定的作者队伍，以保证出版物的高质量；任何一名优秀的编辑都不会忽视作者队伍，以保证出众的、卓越的出版风格。
作为编辑必须广泛联系各方面的作者，这是现代著名编辑家萧乾先生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也是贯穿萧乾编辑生涯的一条重要原则。1935年7月至1936年，萧乾为津沪两地“大公报社”工作。在上海编沪版《文艺》期间，萧乾拥有众多作家朋友，如鲁迅、茅盾、巴金、王辛笛、李健吾、郑振铎、靳以等，均与他们保持着广泛联系，其中不少人成了《文艺》常客。1936年10月，在《大公报》重新开张10周年之际，萧乾设立了《大公报》文艺奖金，在中国文坛乃至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文艺》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作家。
编辑除了注重重要作家之外还需扶持新人，以保证出版物旺盛的生命活力。编辑对新人的出现应该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使其尽快成熟，获得读者的认可。编辑最终取舍稿件的标准不是看作者是否名家，而应看其作品的创造性，以此鼓励大批的年轻作者。手中有一份令人羡慕的作家名单是每一个编辑的骄傲，也是一个出版机构的重要资源。每一个选题都能找到合适的作者去落实是出版机构良好声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