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管理学所讲的管理主要是指对人的管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语道出了孔子管理学的基本原则是“德礼之治”。
道德修养与道德自律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第七》
老板、老板对员工除了要有仁爱之心、尊敬之心，还要教育员工树立社会公德，遵纪守法，遵守工厂和车间的制度。通过道德教育，通过企业理想、企业精神、职业道德的教育，提高员工的道德自律和行为自律；通过厂规、纪律实行他律，自律和他律这两个东西，在企业管理中是缺上不可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有人的道德自律、行为自律能力的差别。这是因为人的文化教养的不同、人生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追求目标的不同，因而必然存在差别。为了达到一个企业内部的和谐、协同和行动的一致，除了通过道德的自律、自律之外，就必须要用纪律进行他律。古代的“礼”，具有自律和他律的功能。在今天，进行他律就是纪律，由纪律规定员工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当然这样的他律也是应该以道德的自律为其基础的。
在孔子那里，“齐之以礼”与“道之以德”相互联系，二者相得益彰。礼是仁的表现形式，而仁是礼的精神实质。礼在管理中的功能在于提供了一套行动准则，并通过情感化的手段和途径，有效调节人际间的利益冲突。礼的人情味使礼的规范性容易被人所理解和接受。礼是老板自身道德修养的准则。孔子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板首先必修的功课是修身，而礼是修身治事的规范。礼又是管理好国家的依据，因为“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孔子管理理论的内容和特色为：注意德礼引导教化的目标管理，而不十分重视以政刑惩罚为手段的行为管理；强调以“德”为内容的价值管理与以“礼”为内容的制度管理的相互结合运用，两者当中又以价值管理为主。
一是目标管理与行为管理。目标管理是为了达到管理目标而事先采取的管理活动形式，行为管理是根据管理活动进展的结果而采取的管理活动形式。孔子提倡目标管理。显然，目标管理需要提出预期的目标并制定明确的具体的实施程序、规则，使成员明白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孔子提出的参照标准是“德”与“礼”，社会和企业成员根据“德”和“礼”的准绳，避免不良的行动，采取合理的行动，这就是目标管理。
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
用道德教导、感化他们，并且用礼数来规范他们，那么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孔子道德教化的最高管理标准是“仁”。“仁”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便是“仁者，爱人”，表示出我与他人之间一种符合道德的关系，包括对他人的关心、爱护、同情、理解、尊重、亲近、恩惠以及尽心尽力。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第一》
仁爱之心就是以人所以为人所应有的那种感情和心理来待人的一种品德。这样，“仁”一方面体现为人的本质，同时又是人的最高道德标准。老板平常所歌颂的“志士仁人”就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仁爱虽是高尚的品质，但并非高不可攀，人只要努力追求，路人皆可为尧舜，都可以成为圣贤人物。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价值固有的品德，其根就在人的内心，不用向外界寻觅，通过有意识的修养、发挥、扩展，仁爱便可显露出来，对人的行为发生约束作用，从而实现有效的管理，但这一主动权其实掌握在人自己手中。孔子坚信人人皆有积极向上、努力向善的价值冲动。因此，孔子重视的这种目标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道德教化，而不赞成片面的严加惩罚。固然，孔子也不主张完全不用法令刑事，但在他们看来，道德教化比刑法具有更有效而持久的管理效果，而且付出的代价较低。与孔子倡导以道德教化为手段的事前管理旨趣迥异的是，法家学派主张以严刑峻罚为手段的行为管理，法家认为只有法治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点是孔子管理与法家管理的一大区别。无论是事前管理，还是行为管理，都是管理所必须的管理形式，两者可以互补使用，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因而，中国历史上，从汉王朝开始就儒法合流了，统治者“王霸道杂用之”，既搞事前管理，也搞行为管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老板都非常重视事前管理，只有了解并掌握事前管理，才能掌握管理的主动权，未雨绸缪，先发制人。
二是价值管理与制度管理。孔子的管理论既是目标管理，又呈现出价值管理的特色。可以这样说，目标管理与价值管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一样。
孔子提倡的“导之以德”一直在强调价值管理，把一整套价值观念灌输到企业成员的头脑中去，渗透到成员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中去，从而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孔子认为，严厉的政治管理即使在短时期内能够奏效，其作用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来，只有深入人内心的价值管理才能提供一种代价较低却十分有效的管理方式。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中国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凝聚力、向心力上。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之所以能够经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非常完整地延续下来并依然兴盛强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将人心凝聚起来，形成了大家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沉淀为民族性格，对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方式发挥着潜在而又持久有力的影响。这个影响实质上就是价值管理。孔子就是用道德——仁、义、礼、智、信、孝、悌、忠、诚、敬等一系列道德信念来感动、教化大众，当大众认可这些道德信念后，他们就在日常行为中开始依照上述信念自觉地进行自我管理了，不再是迫于外部力量的管理和监视了。他们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这时，老板带领着的是一群明辨是非自觉性很强的员工，实际上他已培育了一个有效的群体。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企业家是儒商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今日之人们言必称儒商，似乎那是做老板的最高人格理想。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老板才算是儒商呢？孔子这里提到的“君子”就是儒商；把孔子文化之精神引用进市场经济行为中，按照儒者之仁、义、礼等规范来要求自己，就是儒商。同时老板认为，其实一个真正优秀的老板、企业家，不管他是否受过孔子文化的熏陶，只要他具备先进的企业精神，他也同样是一个儒商。孔子文化的精髓如仁、义、信、礼等与真正的企业精神如民主、科学、诚信、规范、互利等并不矛盾甚至互相融合；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方兴未艾，但时间甚短，老板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认识孔子，做儒商，以利于我国的市场经济的秩序和制度之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论语实践者”“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观点就是“内圣外王”的“士魂商才”。儒教文化的精髓也就体现在孔子所谓的“道德人本主义”之中——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以人生意义为终极关怀的哲学观——它的基本点在于：
以仁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
天地之间人为本的人生价值观；
天下为公的团体主义价值观。
在功能上，它共有四大特征：
确立以人为本的道德主体性特征；
强调“经世致用”“取之有道”的实用理性特征；
崇尚天人合一，个体与类整合的系统论思维特征（即强调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的联系）；
坚持日日新精神的创新开放性特征。
不能只求独善其身，而是要当仁不让，以身作则，以教化民，以善及人，实业报国。
中庸和谐并不是不讲原则。即使是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不管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同别的民族、国家、地区因利益冲突、政治文化冲突等不睦，但不一定就言必武力，更多意义上仍是沟通、谅解，达成一致的共识，化解至和。何况一个老板、一个企业生存于世，若无“和为贵”的思想，则企业不能生存也。因为以下种种，你无法不面对：第一，直接公众如消费者；第二，原材料供应商等间接公众（隐性公众）；第三，或者权力公众如工商税务、纪检（公众）、消防、卫生防疫、政府行管、城建、环卫、街道办、居委会、家委会等等，若你经营一临街门面，也许部门还要多。如不和，则可能会与邻人因开关卷帘门、寄置自行车等导致不睦，也可能因被城建管、环卫、街道、居委会、家委会等多家部门，拿上多种你不可能明白的“盖了红章”的凭据，来收取“垃圾清运费、承运费、环卫费”等多种名目的费用。若无儒商之风范，大概你会愤极而怒，关门息业。
常听说，西方人跟着合约走，中国人凭着感觉走。西方人的一纸传真、一张纸片都是法律凭据，中国人则签了的合约老要更改或者干脆就不执行，他们常把法律文书当“意向协议”，而意向协议的起初意思大不了就是“说着试试”，或者干脆就是“逗你玩”。有鉴于中国人对诚信的口头说得太过而实际行为中甚少，特别是在经济行为中，诚信原则丧失几尽，故企业被评奖时有一个令西方人大感不解的荣誉——“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有西方人问：“难道一个老板在法律的约束下还可以不重合同不守信用吗？”
说归说，老板有足够的的理由和慰自己：如果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开始算，老板的市场经济之路毕竟才短短数年，就是从“改革开放”算起，时间也不长，种种的种种，实属正常。
儒商必备的伦理道德素质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对人诚恳，说话直率，不耍心眼，不弄手段，靠坦诚友好的态度、诚实直率的行为力量去赢得对方。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要有好的人生追求、企业理念，先进的设备以及高科技，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治理得好企业。要尊敬有才有德之人，和他们中有仁德的人交朋友。所谓“近朱者赤”也。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第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