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孩子吓得哇哇直哭。杵臼双手抱住孩子，不禁老泪纵横，他顿足道：“苍天啊苍天，这小小的孩子究竟有什么罪过？求求你们饶了孩子，让我替他去死吧。”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公孙杵臼与“赵武”都被杀掉了。屠岸贾除掉了心腹之患，不再有什么防范。他当然不知道，真正的赵氏孤儿就在他眼皮底下被安全地带出了王宫，又躲藏进了山中，在程婴的精心照料之下健康地成长。
15年之后，景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就把赵武召进子宫中，授给了他官职，并同意赵武为其父报仇。于是赵武就带领军队抄杀了屠岸贾一族。
在这个故事中，两个忠实的门客为了救赵氏孤儿，就让那个无辜男婴，以他幼小的生命换来赵氏孤儿的生存。这就是舍车保帅了，因此我们要谨慎为之，切勿成为别人的戴罪羔羊。
我们在工作中，往往要按上面的指示来办事，即使有些指示违背原则，但又不能不听，这就需要我们明哲保身了，因为，企业一旦出了问题，你就可能成为戴罪羔羊。正如整盘棋局中的一粒棋子，当危急时刻来临的时候，肯定是舍车保帅了。
进退自如是高境界
战国时期，楚国为了称霸，出兵攻打庸国，庸国军民面对外来侵略，同仇敌忾，奋起抗战，终于赶走了楚军，并且活捉了楚军将领子扬窗。但是由于看守不慎，被囚禁的子扬窗在被押三天之后就越狱逃回了楚国。子扬窗一回国，立即受到国王召见。“爱将受苦了，快说说庸国的情况。”楚王急切要报仇。“大王容禀，我看到庸国军队人马强壮，蛮人们都集中在城里，好像随时准备战斗的样子，现在攻打恐怕要吃亏，不如等我们把所有的军队也都集合齐后，再去攻打，凭我们的实力，吸取上次的教训，一鼓作气，就能拿下庸国。”子扬窗答道。“我以为不可，必须现在马上就去攻打庸国，而且只许战败，不许战胜。”另一位楚军将领师叔，接过子扬窗的话，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师将军，现在我们刚刚打了败仗，士气低落，本应休整一些时日再战。如果现在继续交战也应想办法打胜，以鼓舞士气才对，为什么要故意打败呢？”其他的将领反问师叔。“说的是，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赢。”不少将领也随声附和。师叔说：“敌人刚刚打了胜仗，士气正旺，但也非常容易骄傲。我们现在进攻，敌人必然乘胜击我。我们再故意打败，敌人必然会认为我们战斗力已经衰弱，再连续战败几次，敌人就会认为我们已经不堪一击。敌人骄傲，必然疏于防范，我们乘机发动真正的进攻，定能取胜。”“此计确实高妙，就由你来具体部署吧!”听这么一说，楚王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师叔的建议，其他人也连声称好。
于是，楚军分别以多股兵马轮番与庸国军队交战，每次都是交手不久，便“落荒”而退。这样三日之内楚军一连和庸军打了七仗，一仗比一仗败的“惨”，不少马匹、枪械被庸军缴获，还抓了少部分楚军“俘虏”。庸军感到，楚军已经精疲力竭，不堪一击了。便不再设防，士兵也不再集中了，只剩下部分岗哨。楚军见庸军已麻痹大意，立即抓住时机，分两路军队开始攻打庸国。同时楚军联合的秦军、巴军也跟随楚军一同包围了庸国。庸军一看这次楚军来势凶猛，不禁大惊失色，原来为庸军助战的蛮人们首先纷纷主动归顺了楚国。庸军孤立无援，又没有设防，很快被楚军消灭，楚军轻而易举灭了庸国。
楚军七战七败，故作退让，以退为进，等待时机轻而易举地灭了庸军。不打则已，一打就要必胜，做到了进退自如。
退一步进两步，以退为进，也是上策。暂时的退却，并非懦弱的表现，并不是失败的标记，而是为了积存力量，以备后用。后退一步，可以避开锋芒，积蓄力量，可以等待时机。一味的盲目冒进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师叔七战七败灭庸国，以退为进，做到了进退入神。这就要求我们学习这种策略，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功成身退
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也就是“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功成身退”，这是天的道，人要符合天的道，功业已经成了，就引身后退，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现实当中，花开了，花结果了，也就退了。自然不就是这样吗！人也是这样，范蠡帮助勾践政治成功以后，他就引身而退，“功成身退”，他就带着西施，两个人乘着一条船，在太湖里游闲生活了。韩信这么大的功劳，他舍不得“功成身退”，最后没有好结果，被杀了。
功成身退并非隐居山林，“功成身退”还有一种智慧，就是说，你有功你不要居功自傲啊，你不要摆老资格啊，你不要动不动就是我当初怎么样，我怎么有功劳，这也叫“功成身退”，别人就尊重你。这种是高级的“功成身退”！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韬晦。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他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的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清廷是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