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独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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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醉·眼(1)

名实篇

我浑身上下无名牌,除了口袋里有时有一盒名牌烟。叫我谈名牌,实在是赶鸭子上架。我只能说一点极其一般的老生常谈。

“牌子”是外来语,中国原先没有这个东西。“牌子”是商标,更精确一点是“注册商标”。原文是Trademark。最初引进的可能是广东人。广东四五十年前出了一种花露水,瓶子上贴了印了两个广东妞的图画,有字:“双妹唛”——后来为了通行全国,改成了“双妹老牌花露水”。但是“唛”这个字并未消失。有一种长方形扁铁桶装的花生油,还叫作“骆驼唛”。我的女儿管这种油叫作“骆驼妈”。

中国没有牌子,但有字号。有的字号标明××为记,这“为记”

实近似商标。如北京后门桥一家卖酱菜的在门口挂一个大葫芦,这本是一个幌子,但成了这一家的字号,有一个时期与六必居、天源鼎足而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歇业了。有的药品以创制的人为记。昆明云南白药的方单印着曲焕章的照片,北京长春堂的避瘟散的外包装上印着发明这种药的老道的像。曲焕章、老道的玉照,实起了牌子的作用。老字号、名牌,有时是分不清的。王麻子、张小泉,是字号,也是商标。

牌子的兴起,最初大概是香烟。人买烟,都得认准了是什么牌子的。一时从南到北到处充斥各种中外名牌烟:555、三炮台、绞盘牌、老刀牌、红锡包;骆驼牌、Luckystrike、吉士斐儿、万宝路……中国烟则有大前门、美丽牌。其后才出现另种名牌商品。最初是“天虚我生新发明”的无敌牌牙粉、三友实业社的三角牌床单、天厨味精、奇异牌电灯泡……这些名牌,有的退步了,有些消失了。考察一下名牌的兴衰史,可以作为今天创保名牌的借鉴。

名的基础是实。“名者实之宾”,“实至名归”,这是常识,也是真理。要出名,先得东西地道。北京人的俗话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就来”,说得很形象。

创名牌不易,保名牌尤难。关键是质量。

以烟卷为例。“红塔山”现在已经是无可争议的国产烟的头块牌了。原来可不是这样。在云南名烟中,“红塔山”只是位居第三。为什么能够力挫群雄,扶摇直上呢?因为玉溪卷烟厂非常重视质量,厂领导认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他们严格把好两道质量关。一是保证烟叶的质量。他们说玉烟的第一车间不在厂里,而在田间。厂方对烟农在农药、化肥等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但有一个条件:你得给我一级烟叶。第二是烟叶在制造前一定要储存二年至二年半,这样才能把烟叶中的杂味挥发掉。中药铺的制药作坊挂着一副对子:“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制烟也是这样。烟叶的质量、储存时间,是没有人看见的。但是烟也有“天”,这个“天”就是烟民的感觉。

名牌是要靠宣传的,就是做广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过于古典的说法。“酒好不怕巷子深”未必然。小酒铺贴对联:“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是宣传,是广告,而且很夸张。广告,总要夸张,但是夸张得有谱。有的广告实在太离谱。上海过去有一个叫黄楚九的人,此人全靠广告起家。他发明了一种药叫“百龄机”,大做广告。他出过一本画册,宣传百龄机“有意想不到之功效”,请上海的名画家作画,图文并茂,每一页宣传意想不到的功效中的一项。

有一页画的是一个人在小便,文曰:“小便远射有力。”因为这种功效真是“意想不到”,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是我不会去买百龄机的,因为小便是否远射有力,关系不大。现在有许多高级补药,我看到广告言过其实,总不免想到百龄机,想到小便远射有力。

广告是一门艺术。广告语言要有点文学性。广告语言中最好的,我以为是丰田汽车广告牌上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便有丰田车”,头一句运用中国谚语很巧妙,下接“有路便有丰田车”,读起来非常顺口。美丽牌香烟在《申报》《新闻报》做全幅广告,只是两句话——“有美皆备,无丽不臻”,虽然两句的意思是一样的,在诗律中是“合掌”,但是简单明了。而且大家看得多了,便记得住。其次是图像。万宝路在各画报杂志上登的广告,都是同一个牛仔。这个牛仔的形象、气质和万宝路的烟味有相通处,是一幅成功的广告,听说这个牛仔前两年死了,那万宝路以后靠谁来做广告呢?广告上出现的人物形象得讨人喜欢。七喜电视广告上的那个女孩就很可爱。康莱蛋卷广告上那个男孩,“康莱,把营养和美味,卷起来!”看了那个孩子,叫人很想买一盒康莱蛋卷嚼嚼。有的广告是失败的,如一个风雨衣厂的广告,看了叫人莫名其妙。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名牌的破土解箨,应该培养人们的名牌意识,有些观念需要改变。比如“价廉物美”,在高消费的时期,就不适用,应该代之是“价高物美”。现在“价廉物美”的陈旧观念,还在束缚着一些企业的手脚。名牌意识的普及,有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家,一是消费者,一是工商业的领导。名牌需要保护,需要特殊照顾。最重要的是保障原料的供应。举一个例,怎么能做得出不减当年的汽锅鸡和过桥米线呢?要恢复当年的汽锅鸡、过桥米线,首先应恢复武定壮鸡的生产。

一九九三年八月

熬鹰·逮獾子

北京人骂晚上老耗着不睡的人:“你熬鹰哪!”北京过去有养鹰的。养鹰为了抓兔子。养鹰,先得去掉它的野性。其法是:让鹰饿几天,不喂它食;然后用带筋的牛肉在油里炸了,外用细麻线缚紧;鹰饿极了,见到牛肉,一口就吞了;油炸过的牛肉哪能消化呀,外面还有一截细麻线哪;把麻线一扽,牛肉又扽出来了,还扽出了鹰肚里的黄油;这样吞几次,扽几次,把鹰肚里的黄油都拉干净了,鹰的野性就去了。鹰得熬。熬,就是不让它睡觉。把鹰架在胳臂上,鹰刚一迷糊,一闭眼,就把胳臂猛然一抬,鹰又醒了。熬鹰得两三个人轮流熬,一个人顶不住。干吗要熬?鹰想睡,不让睡,它就变得非常烦躁,这样它才肯逮兔子。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浑身舒舒服服地,它懒得动弹。架鹰出猎,还得给鹰套上一顶小帽子,把眼遮住。

到了郊外,一摘鹰帽,鹰眼前忽然一亮,全身怒气不打一处来,一翅腾空,看见兔子的影儿,眼疾爪利,一爪子就把兔子叼住了。

北京过去还有逮獾子的。逮獾子用狗。一般的狗不行,得找大饭庄养的肥狗。有一种人,专门偷大饭庄的狗,卖给逮獾子的主。狗,先得治治它,把它的尾巴给擀了。把狗捆在一条长板凳上,用擀面杖把尾巴使劲一擀,只听见咯巴咯巴咯巴……狗尾巴的骨节都折了。瞧这狗,屎、尿都下来了。疼啊!干吗要把尾巴擀了?狗尾巴老摇,到了草窝里,尾巴一摇,树枝草叶窸窸地响,獾子就跑了。尾巴擀了,就只能耷拉着了,不摇了。

你说人有多坏,怎么就想出了这些个整治动物的法子!

逮住獾子了,就到处去喝茶。有几个起哄架秧子,傍吃傍喝的帮闲食客“傍”着,提搂着獾子,往茶桌上一放。旁人一瞧:“喝,逮住獾子啦!”露脸!多会等九城的茶馆都坐遍了,脸露足了,獾子也臭了,才再想什么新鲜的玩法。

熬鹰、逮獾子,这都是八旗子弟、阔公子哥儿的“乐儿”。穷人家谁玩得起这个!不过这也是一种文化。

獾油治烧伤有奇效。现在不好淘换了。

早晨九点钟,在跑马地一带闲走。香港人起得晚,商店要到十一点才开门,这时街上人少,车也少,比较清静。看见一个人,大概五十来岁,手里托着一只鸟笼。这只鸟笼的底盘只有一本大32开的书那样大,两层,做得很精致。这种双层的鸟笼,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楼上楼下,各有一只绣眼。香港的绣眼似乎比内地的也更为小巧。他走得比较慢,近乎是在散步。——香港人走路都很快,总是匆匆忙忙,好像都在赶着去办一件什么事。在香港,看见这样一个遛鸟的闲人,我觉得很新鲜。至少他这会儿还是清闲的,——也许过一个小时他就要忙碌起来了。他这也算是遛鸟了,虽然在林立的高楼之间,在狭窄的人行道上遛鸟,不免有点滑稽。而且这时候遛鸟,也太晚了一点。——北京的遛鸟的这时候早遛完了,回家了。莫非香港的鸟也醒得晚?

在香港的街上遛鸟,大概只能用这样精致的双层小鸟笼。

像徐州人那样可不行。——我忽然想起徐州人遛鸟。徐州人养百灵,笼极高大,高三四尺(笼里的“台”也比北京的高得多),无法手提,只能用一根打磨得极光滑的枣木秆子做扁担,把鸟笼担着。

或两笼,或三笼、四笼。这样的遛鸟,只能在旧黄河岸,慢慢地走。

如果在香港,担着这样高大的鸟笼,用这样的慢步遛鸟,是绝对不行的。

我告诉张辛欣,我看见一个香港遛鸟的人,她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禁自笑。

在隔海的大屿山,晨起,听见斑鸠叫。艾芜同志正在散步,驻足而听,说:“斑鸠。”意态悠远,似乎有所感触,又似乎没有。

宿大屿山,夜间听见蟋蟀叫。

临离香港,被一个记者拉住,问我对香港的观感,匆促之间,不暇细谈,我只说:“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并说我在香港听到了斑鸠和蟋蟀,觉得很亲切。她问我斑鸠是什么,我只好模仿斑鸠的叫声,她连连点头。也许她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许她真的对斑鸠不大熟悉。

香港鸟很少,天空几乎见不到一只飞着的鸟,鸦鸣鹊噪都听不见,但是酒席上几乎都有焗禾花雀和焗乳鸽。香港有那么多餐馆,每天要消耗多少禾花雀和乳鸽呀!这些禾花雀和乳鸽是哪里来的呢?对于某些香港人来说,鸟是可吃的,不是看的、听的。

城市发达了,鸟就会减少。北京太庙的灰鹤和宣武门城楼的雨燕现在都没有了。但是我希望有关领导在从事城市建设时,能注意多留住一些鸟。

北京人的遛鸟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攘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作“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作“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

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意”,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台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洪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

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十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大等喊

云南省作协的同志安排我在一个傣族寨子里住一晚上。地名大等喊。

车从瑞丽出发,经过一个中缅边界的寨子,云井寨。一条宽路从缅甸通向中国,可以直来直往。除了有一个水泥界桩外,无任何标志。对面有一家卖饵丝的铺子。有人买了一碗饵丝。一个缅甸女孩把饵丝递过来,这边把钱递过去。他们的手已经都伸过国界了。只要脚不跨过界桩,不算越境。

中缅边界真是和平边界。两国之间,不但毫无壁垒,连一道铁丝网都没有,简直不像两国的分界。我们到畹町的界桥看过。桥头有一个检查站,旗杆上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一个缅甸小女孩提了饭盒走过界桥。她妈在畹町街上摆摊子做生意,她来给妈送饭来了。

她每天过来,检查站的都认得她。她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脸上带着一点笑。意思是:我又来了,你们好!站在国境线上,我才真正体会到中缅人民真是胞波。陈毅同志诗:“共饮一江水。”是纪实,不是诗人的想象。

车经喊撒。喊撒有一个比较大的奘房,要去看看。

进寨子,有一家正在办丧事,陪同的同志说:“可以到他家坐坐。”傣族人对生死看得比较超脱,人过五十五死去,亲友不哭。这也许和信小乘佛教有关。这家的老人是六十岁死的,算是“喜丧”

了。进寨,寨里的人似都没有哀戚的神色,只是显得很沉静。有几个中年人在糊扎引魂的幡幢——傣族人死后,要给他制一个缅塔尖顶似的纸幡幢,用竹竿高高地竖起来,这样他的灵魂才能上天。几个年轻人不紧不慢地敲铓锣、象脚鼓,另外一些人好像在忙着做饭。傣族的风俗,人死了,亲友要到这家来坐五天。这位老人已死三日,已经安葬,亲友们还要坐两天。我们脱鞋,登木梯,上了竹楼。竹楼很宽敞,一侧堆了很多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有二十来个岁数较大的男男女女在楼板上坐着,抽烟、喝茶。他们也极少说话,静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