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例中，公诉人在一桩拐卖儿童案审讯时，作了一段慷慨激昂的发言，发言时旁听席上鸦雀无声：
被害者的父母亲为寻找孩子，曾在十八家报刊上刊登寻人启事，并委托亲友分赴八个省市仔细找寻，花去五千多元。孩子与父母分离达十个月之久，祖母思孙心切，眼睛哭瞎；母亲思子成疾，一病不起，卧床达一个半月。整个家庭与孩子在精神上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经济上的损失也很大。
这段公诉词实际上是对拐卖儿童罪犯的严正控诉。它通过具体的数字，具体描绘了被害者家庭所受到的痛苦，使法庭上的听众无不义愤填膺，对罪犯怒目相加。
注意辩论对象的心理
1．从话语和神色观察对方意向
俗话说“言为心声”。口头辩论正是不同观点指挥下的语言交锋。要想取得辩论的胜利，通过对方表达出来的语言来把握对方思想跳动的脉博，从而决定如何组织言词来展开进攻和反击，看来是关键的一着。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总结过他的“知言”经验：“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用现在的话来说，孟子认为，可以通过对方那些片面的言辞知道对方思想上的掩蔽之处，可以通过那些过分的言辞知道对方思想上的沉溺之处，通过那些不合正道的言辞知道对方思想上的叛离之处，通过那些闪烁不定的言辞知道对方思想上的理屈之处。正因为掌握了这一本领，孟子才能在辩论中取得节节胜利。
以上说的是“察言”，与之紧密联系的是“观色”。从对方的举止神态中，往往能捕捉到对方下意识动作所流露出来的信息。心理学研究证明，在某一瞬间，人的某些神态举止可以不受主观意志的控制，属于下意识状态，但却可以反映人的喜怒哀乐。善于观察者往往能从这些细微的动作语言中，窥探到对方心灵的奥秘。正因为如此，当年孔子就提倡：“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警”，指出不察言观色就讲话容易失之盲目。
“察言”与“观色”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洞察对手内心世界的两个窗口。在辩论活动中，你如果着于从达两个窗口观察对方，你辩论的获胜已经有了一半的把握。
怎样察言观色？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以探知对方的性格入手。人有各种各样的性格，每种性格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话语、举止、神态表现出来。如果高度注意对方在辩论中的种种表现，就能掌握对方的性格类型。例如好斗型的人容易激动，发言时语速快，言辞不饶人，脖子上青筋勃起。稳健型的人说话温文尔雅，镇静自若，举止自然得体，分寸感很强。但不论什么类型的人，在辩论中往往都有最能反映他思想活动的典型动作和典型部位。以苏联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为例，据说他每作出一个决定，总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上一圈。有一次他对尼克松承认：“我每站起来一次，就作一次让步。"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典型动作。了解他的典型动作，对考虑论辩对策十分有利。这些典型的动作往往都是在一瞬间流露的，练就善于抓住这一“决定性瞬间”的本领，非常重要。
第二，主动出击。高明的辩手往往会施放诱饵，即故意用一些对对方具有吸引力的话题去吊他的胃口，从中看出对方的好恶，摸清对方的意图，甚至找到对手的弱点。同时，还可运用激将法。对手如果涉世不深，经验不足，你可以向对方提出一连串刺激性很强的问题，促使他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使他情绪上失去控制。对手如果是傲慢型的，你如果作出一种比他更高傲的姿态，肯定会激怒他，引发他的频频进攻，你就能以逸待劳，等他疲倦时再连续反击。
第三，以假乱真。在辩论中的攻和守是相对的，它们是辩证的统一。“以假乱真”既是防守的一种手段，也是展开攻击的前奏。当你还没有摸清对方的性格特点时，可以装出一种窝囊无能的样子，以此来麻痹对手，当他的警惕性放松时，你出击进攻的时机也就到了。兵法中有一条称为“兵不厌诈”，辩论与领兵作战有类似之处。尼克松在回忆他与赫鲁晓夫辩论时，对赫鲁晓夫有过这样的描绘：
“有的时候他会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和几乎是迷人的魄力……可他的情绪又有好几次似乎已经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他用大拇指按住我的胸口大声叫嚷，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从来不发脾气，而是故意利用这种脾气。”尼克松最后指出：“他是脾气的主人，而不是脾气的奴仆。”
原来赫鲁晓夫就惯于运用“以假乱真”手法，运用虚假的神色给对方造成错觉，引诱对方作出错误的分析和判断，为自己的反击提供条件。
2.抓住对方特点攻心
中国古代军事家历来注重攻心。诸葛亮就提出过“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主张。所谓“攻心”，即根据对方的心理去进攻，抓住对方的特点攻心。对方的心理状态多种多样，运用何种修辞手段也必须与之相适应。
对于性格偏狭者或敌对阵营的人，可通过一定的言词刺激对方，使对方情绪上产生紊乱，心生羞愧或胆怯，在心理上处于劣势，减少进攻意识和能力，以致在论辩中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而宣告败北。
例如《三国演义》第93回说到蜀魏两军对阵，魏军师王朗劝降诸葛亮，叫他别兴“无名之兵”，勿逆天意，赶快“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诸葛亮历数王朗帮助“逆贼”“同谋篡位”的罪行，用尽刻薄挖苦的言词把性格偏狭的王朗骂得一钱不值，以致王朗“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三国演义》引后人赞诗，称赞诸葛亮“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这是心理战的著名战例。再如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邓中夏不幸被捕，敌人软硬兼施，还是不能得到口供。国民党某中委自恃口才好，主动要求与邓中夏辩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交锋，这个中委败下阵来，连称“佩服”。邓中夏正告此人：“请你寄语你们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有理，我邓中夏有罪，就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和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委都可以出席，都可以发言，我一人一嘴，连辩护律师也不要，论辩到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怎么样？有勇气辩一辩吗？”那个中委支支吾吾，无言以对。邓中夏冷笑一声：“谅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不敢这么办！”邓抓住了对手败阵时理屈词穷的时机，正气浩然地步步进逼，打乱了对方的心理秩序，迫使对方退走时狼狈不堪，无招架之功。
对于地位高贵或者趾高气扬的人，可以针对他的特点考虑对策。如晋文公与厨子的一场辩论。
晋文公在吃的烤肉上，发现了缠绕着的头发。文公责问厨子，如不讲出道理，即要办以死罪。厨子先说“臣该死”，接着列举了自己的三大罪状。三条罪状实际是三条反证，抽象认罪，具体否定。列了三大“罪状”后，恰恰证明：既然肉上的头发末被快刀切断，未被烈火烤焦，也未被厨子发现，那就可能是肉烤好之后才被人缠上去的，这是有人在陷害厨子。由于晋文公是握有生杀大权的专制君王，而厨子只是一个任其宰割的奴隶，厨子不可能与君主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辩冤。纵然厨子有千条理由，也都可能因为辩白方式不当，或言语不慎，或表情不适宜而被杀。聪明的厨子采取了先承认自己有“有罪”，再列举具体的“罪状”，表示自己十分驯服的方法，这样才不致于触怒文公。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公听得进厨子的话。结果调查后，果然是有人陷害，于是晋文公杀了那个陷害者。试想，如果厨子不根据晋文公的特点辩冤，这就难免一刀之苦。
辩论的对手各种各样，他们的地位、性格、爱好、文化水准、当时的心理状态等各不一样。以上仅举二例。总之，只有抓住对手的特点甚至弱点攻心，才有可能操以胜券。
3．站在对方的立场分析
一般来说，所有的辩手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分析问题的。但有时如能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帮助对方作出合情合理的分析，于对方有利，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据说项羽当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将领，每攻占一城，必要无故屠杀许多百姓。有一次，他攻进了外黄城，入城后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做好准备，把城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活埋。这时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求见项羽，见后问道：“听说大王军中有一种谣言，说要把外黄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活埋了。我认为大王德同尧舜，威过汤武，不会这样做的。况且屠杀后，对大王有害无益。所以请大王颁布明令，稳定人心。”项羽听了，觉得少年说的话很在理，但仍蛮横地说：“如果我坑死人民，即使无益，也不见得有害。你要能说出有害的理由，我就下令安民，要说不出，连你也要活埋。”少年不慌不忙地说：“若是大王不察民情，反要坑死丁壮，外黄以东还有十几城，听说此事谁还敢迎降？因为降也死，不降也死，抗拒倒还有一线希望。而彭越也必然向汉求援兵来攻，大王腹背受敌，即使处处打胜，也得把心力费尽。这就叫有害无益。”项羽听后，反复权衡利弊，终于答应了少年的要求。
少年说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设身处地为项羽着想，通过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打动了项羽的心。
辩论的高潮
经过了条理清楚的定时辩论和精彩激烈的自由辩论之后，作为一方的观点，也许要说的差不多都已说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辩论开始进入最高潮和最关键的阶段——结辩。
结辩的作用
结辩的任务虽只由一名队员单独完成，却是队式辩论三大阶段中的一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结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比赛的结果，成功的结辩可以为全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失败的结辩则很可能使已方功亏一篑。
结辩的特点均从一个“结”字上来，根据对这个“结”字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结辩有这样三个作用：
第一，结辩是对己方全部观点的最后“总结”。前边的定时辩论已为全队定下了基调，并对几个分论点作了进一步阐述，恰象一座亭子，已建好了基座和矗立于上的几根柱石。但仅有基座和柱石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梁柱上盖上房顶，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完成了这座亭子。而结辩就是高倨顶端的那个巍峨的冠盖。
我们在前边已经讨论过，队式辩论立论的条理一定要清晰，论点通常是逻辑关系简洁但强有力的，让人能够一目了然。然而在前面几十分钟的唇枪舌剑中，往往难免为维护己方观点而处处设防，说出自己论点之外的观点，于主干外又生出许多枝蔓。在自由辩论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这个问题应该在结辩时加以解决。我们在总结己方观点时，不但要汇总，还得要整形，在将主要论点系统而精确地加以概括的同时，剔除易受攻击的旁枝末节。
就象一台话剧，最后一幕总是要抖开所有包袱，主要演员都会亮相。如果观众对剧情还有那么一丁点儿模糊的话，那么到了剧终时，应该对一切都已了然。
结辩的第二个作用是对前阶辩论中遗留的问题作一个“了结”。如果我们在辩论中遭受了对方太多的攻击，我们就可以在此处进行修补。有时候对方会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使自己一时语塞，有时候或许答案太复杂而一时难以说清。那么，经过一定的思考后，就可以在结辩中对这些问题作出比较圆满的回答或说明。
一名好的结辩员就象一名要兜售自己旧自行车的精明的卖主。正如在将自己的车推荐给顾客之前，他一定会把破损的地方粉饰一番，以期卖得高价一样，在将己方立论体系和盘托出时，也一定要事先对它进行一些修补，尽量使之完美无暇。
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我们先要保全自己，才能打击对手；也正是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在保全了自己之后，就应着手打击对手。
这就有了结辩的第三个作用。
这个作用可以形象地称为“结果”对方，即对对方进行致命的攻诘。通常那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守的策略总是笨拙的，如果只是一味靠坚守阵地来维护己方论点，那么很自然地就已置己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马其诺”和“巴列夫”防线的命运，极可能将再次降临在辩论桌上。
最好的防守莫过于进攻。为此，为了立住本方论点，我们需要在结辩中给对方以尽可能沉重的一击。虽然在定时和自由辩论中双方也在互相指责，但那是零散和不系统的，仿佛麻雀战和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结辩时则不同了，此时辩论员已对对方的弱点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而且经过了一定的思考过程。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于对方防守坚固处可以用四两拨千斤之术一语带过；而对于对方露出的破绽，则可以集中火力，以泰山压顶之势将其立论体系尽力瓦解。由于结辩有整块的发言时间，所以此时就有别于前边的游击战术，而是拉开大决战的架式，从根本上动摇对方的根基。
当然，在每一次具体的结辩中，这三种作用的体现是有轻重之分的；而且也不可能截然分开。有时驳论能达到总结的作用，而有时重申论点也是在攻击对方。一场辩论赛结束后，听众对于定时和自由阶段辩论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往往只能记得一条主线和一些出彩的地方，此时大家对于双方记忆最深的莫过于结辩，所以这最后的发言其效果能否达到“声若洪钟，余韵徐歇”的境界，便是相当的关键。有时最后的印象比第一印象更为重要。了解九三年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的朋友，一定对复旦四辩蒋昌建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结辩便是整个复旦辩论队论辩内容和风格的具体而微的表现，他被评为“最佳辩论员”的称号或许应部分归功于他处在这个事关重大的结辩的位置上的出色发挥。
结辩的内容
从内容上来说，结辩是全队整场辩论的总结陈词，它应包括己方的全部主要观点的全面总结和对对方观点的系统反驳。
与立论阶段不同的是，结辩中对己方观点就不再作深入的论证，也不用再去深究一个理由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而只是点到为止就行了，但一定注意不要有所遗漏，“全面”当是结辩所首要追求的品质，“深刻”倒在其次，至于“具体”，那就已不是此时所应探寻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