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态度是严肃的，为推动本次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进展付出了巨大努力。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近年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说，中国推动本次会议取得进展的一个最重要举措，就是提出了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行动目标。中国政府宣布了2020年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的目标。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说，中方算过一笔账，从199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只下降26％，根据它们作出的承诺，到2020年这一指标也只会下降30％到40％。中国却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到45％，这种努力没有前提条件，也不与其他国家减排行动挂钩。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国这么做，是从我们本国利益出发，也是从全人类利益出发，”何亚非说。此外，解振华说，中国还要提高能效，发展核电，发展可再生能源，植树造林，在建筑、交通等方面采取节能措施，发展低碳经济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措施”。
2007年10月，“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中国环保掀开了崭新一页。“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说明中国对保护环境的理解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亨利·普格里奥说。
2007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面阐述了中国在2011年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这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第一部国家方案。
2008年10月，中国政府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纲领性文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显示，在中国政府针对金融危机推出的４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有2100亿元投向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达3700亿元；而经国务院批准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也都对节能减排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还有部分人口没有脱贫，中国政府担负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及减缓气候变化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艰巨任务，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大得多。
尽管如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强制和约束性要求的情况下，中国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控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行动目标。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努力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积极姿态，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挑战。
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一个报告会上指出，目前中国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他说，2008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2005年下降了6.61％和8.95％。2009年上半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又分别比2008年同期下降2.46％和5.4％，这为全面完成“十一五”期间的污染物减排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公布的数据，“十一五”前三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了10.1％，相当于少排7.5亿吨二氧化碳。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里，集中遇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环境和发展问题。“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仅用于节能减排的附加投资将超过一万亿元。“十一五”开局三年多来，中国已淘汰小火电机组5400多万千瓦，相当于英国70％的装机容量。同时，中国还淘汰水泥落后产能约2.5亿吨，小炼铁、小炼钢产能约1.5亿吨。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也遇到国内环境制约和资源短缺问题，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求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政策和措施上具有高度协同性。中国节能减排，促进环境保护，既是为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也是对自身负责。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为减少全球碳排放量的工作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整个国家国际形象的提升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为我们的和平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其中的基础其实就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得到提高，无形当中也就提高了国家的软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拥有“实力”就意味着拥有向对象施加影响，使对象按照某种方式行动的能力，倘若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对象就不会按照这种方式行动。提升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中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在“Soft Power”一文中，奈首次将国家的综合实力划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与硬实力——命令或者收买其他国家按照主体国意志行动的能力不同，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构筑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
当然，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政体中存在着软硬两种实力不相符合和不相协调的情况，需要具体看待和分析。一种是硬实力强大，软实力疲弱甚至是完全缺乏的国家，比如20世纪的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纳粹德国一度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超群的国家，但由于其军事侵略扩张、鼓吹种族主义和反人类的暴行成为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公敌，当然谈不上有任何软实力。前苏联在二战后跃升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并且以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自居，成为两大集团中共产主义集团的龙头老大。前苏联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堪称强大，硬实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政治上极权主义的KGB统治模式，经济上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使得苏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上毫无吸引力可言，而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感的模式。即使在苏联强行控制的卫星国东欧诸国中反抗苏联的统治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苏联是一个不平衡的“瘸腿强国”，一方面硬实力非常强大，另外一方面软实力却严重缺乏。
第二类是硬实力比较薄弱，而软实力上却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比如希腊和意大利，两国在今天属于硬实力寻常的国家，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位居世界第七，但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没有显着的影响力；希腊则是发达国家中的后进国家，不仅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就是人均GDP也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
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古希腊的哲学思辩和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今天仍在方方面面影响和形塑着西方国家，可以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源头。今天希腊和意大利依然有着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两国不属于世界强国，但两国的文明成功地转化成西方现代文明，成为软实力较为突出的国家。
印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归类到这一类型的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和印度文化影响着南亚诸国（尽管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信仰伊斯兰教，斯里兰卡主体民族信仰佛教，尼泊尔的宗教信仰纷繁复杂，但这些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印度文化影响的痕迹），从印度发源的佛教则影响了世界各地近三亿的佛教信徒，并涵盖了东亚诸国和地区。但今天印度的硬实力则依然有限，总体国力还不具有世界强国的实力，软实力较强，硬实力较弱是印度的特点。
第三类国家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比较强大的国家，当前只有欧盟和美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考虑到欧盟是新兴的超国家体，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只有美国够资格被称为同时具有强大硬实力和强大软实力的国家。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产出，强大的科学研发能力和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在软实力领域美国的法律制度、民主政体，美国自由开放的移民文化，美国的快餐文化，美国的电影和音乐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世界各国的精英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式英语则通行全球，成为国际领域交流的“世界语”，世界目前尚无任何语言可以取代英语的国际语言地位。尽管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大大受损，但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本身的吸引力依然巨大，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仍然把移民美国看成是首选，很多人谈到移民美国的原因时常常说：“美国比较自由”，“美国社会很开放，不排外”，“美国机会很多”，“美国很民主，而却是个人人遵守法律的国家”。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全面和正确，但这反映了一个国家在软实力上所具有的吸引力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益处，会让国际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国，反过来增强该国的科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提高其硬实力。提高软实力，应该是崛起中的中国一个重要话题，它应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也同时提高，帮助我国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途径。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文化软实力，一是能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靠什么统一人们的思想、凝聚人们的力量？靠的就是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
二是能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开阔发展思路，拓宽发展途径。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有序的市场化运作，使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着增强。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三是能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不断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传播深度决定影响广度。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社会，凡是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的国家，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就能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另一方面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文化扩散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中处于特殊地位。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主流新闻媒体，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
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具社会影响的科技进步的手段和载体，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运用和管理，把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新引擎。
四是能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支持文化建设，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舞台、创造有实现空间、贡献得到社会尊重。
在我们努力实现和平崛起伟大目标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新的挑战和机遇，但那是古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无法左右别人，但却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文化吸引力来引导他人，逐渐消除相互间的误会，减小发展过程当中的阻力，争取得到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国际认同，这才是我们和平崛起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加强的上层建筑与民间交流的关键环节。
总之，中国要和平崛起，面临着复杂的有利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但是，通过历史的和现实的考察，通过对客观国际环境和中国主观意图的分析，笔者深信，和平崛起是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中国也必将和平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