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迅速崛起的同时，迫切需要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国形象。国际社会是否会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预置这样充足的空间还是一个不确定因素。这里还有一个悖论：硬环境改善，软环境却可能更严峻；国内环境越改善，国际环境可能越严峻。化解这个悖论的方式之一就是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将中国的崛起透明化。
实际上，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并不容乐观。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大周边国际环境出现“三化”：政治伙伴化；经济区域的一体化；安全合作的多边化。但另一方面，挑战在增加。国际上对华态度大致有应对、接触与防备三种方式。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对世界经济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2004年中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应邀参与西方七国财长会议，这说明我国与世界经济变动中的影响力在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外部世界与中国贸易冲突摩擦会增加。
中国所处的亚洲地区正是世界热点汇聚之地。亚洲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热点的高发地区，亚洲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在明显增加。美伊战争问题、阿富汗问题、阿以冲突问题、印巴冲突问题、车臣问题和库尔德人问题、菲律宾反政府武装问题、印尼亚齐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另一部分原因是该地区多边国际安全机制的缺失，这使东亚安全困境更加突出。
大周边环境，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立体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与中国直接相邻的国家，也包括那些虽然不直接接壤，但却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或力量，它们可视为中国周边的延伸。美国虽然与东亚并无直接的地理联系，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美国已经俨然成为东亚秩序中的一员。在考虑建构未来东亚秩序时必须将美国因素考虑进去。欧盟也可以纳入这个周边的延伸。
中国与俄欧关系好于美日关系
大国关系与周边国际关系变化的根本是国家利益的相互调整。尽管美欧日俄四大国对中国的崛起心态复杂，但中国与俄欧关系明显要好于美日关系。
中俄关系进入新阶段
俄罗斯对于营造中国发展的大周边国际环境至关重要。2004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中俄双方就边界上的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地段边界线走向达成的这项正式协定，标志着欧亚大陆上最大的两个国家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确定了全部的边界走向。这是中俄关系史上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显示出两个大国加强睦邻友好、维护边境安宁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消除了两国加速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隐患。中俄之间合作的瓶颈之一就是能源问题。俄有条件成为我中国长期重要的合作伙伴。俄GDP的55%是资源出口，对中国可靠的伙伴不可能放弃。
中欧关系相互借重成分增加
2004年是中国的“欧洲年”，胡主席与温家宝总理分别多次访欧，欧盟的高级官员频频访华。欧盟2004年5月东扩后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伙伴)，在技术方面的合作远远好于美日。今后更需要的与其说是资金，不如说是技术，而欧洲仍将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地。欧盟扩大到25国后，中国与欧盟打交道的机会与难度均会更大。现已有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表示支持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中美关系机遇与风险并存
两国的反对或遏制“台独”方面的共识增多，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有增无减。这种信任的缺失使美国对中国在东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疑虑重重。从近期看，美国仍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的反恐重点是伊拉克、中东海湾地区，这是一项长期性的，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当然需要中国的支援与配合。如何化解朝核危机同样如此，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反恐，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共同需要增加同美国的接触，扩大积极面。
中日关系遭遇重新定位的困惑
中国与日本关系处于“冷和”状态。这有其必然性。在过去10多年中，日本在原地踏步，中国在蒸蒸日上，加重了日本的危机感。近来，日本与东亚的合作有所加快，主要还是生怕被中国超过。日本增加对美国的战略倚重，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战略价值更加看重，有意要将日本打造成为“远东的英国”。一方面，历史上日本被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所吸引，近代又被这片广阔无垠、人口众多的土地的经济潜力所吸引；另一方面，在日本决策者中存在一种虽然是暗地里的，但却是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希望中国进步慢一些。日本不希望中国出现动乱，但也不希望中国迅速获得奇迹般的成功，从而造成民族主义浪潮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泛滥或经济竞争发展过快而令日本难以招架的情况。
中国的大周边外交目标应当是维护周边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环境虽然是不能选择的，但它是可以塑造的。构筑中国的大周边环境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更积极倡导与推动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应当是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法制化。这有利于塑造对中国有利的软环境。在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下，中国在国际上应当追求国际道义，它们体现在国际法和基本原则上，维护国际法的地位。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的增强，或者国际环境的改善必然会体现在国际机制中被承认的地位。中国不仅应熟悉和善于利用国际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还应当尽可能增强在国际规则制订方面的影响力，尽量参与制订国际规则。
我国对外依存度这么大，如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在此情况下，在国际上争取中国的话语权是必要的。有所不为才有所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而要保证中国的经济基础不遭到打击，中国必须拥有必要的、充分的阻吓（威慑)能力。在新形势下，国防力量的任务首先是阻吓（威慑)，其次才是在阻吓失败后，有足够的防守力量击退敌人。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边疆已经成为一个重大议题。
同时，要清醒地看到，区域化的发展是国际制度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完善。东亚任何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没有中国不成。在此情况下，强调国际制度对实现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协调与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越来越成为国家目标实现的前提，反之，从冲突性来实现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强国际行为的可预见性这一点日益重要。在国际上的诱惑甚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取向越来越关注，中国必须要有选择性，体现“自我约束”，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需要把握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
扩大共有利益，寻求利益的重叠
中国的发展将是由“经济福利论”逐步扩展到“安全福利论”，建立可持续安全。寻求利益的重叠可以减少因大国的崛起与发展带来的对地区秩序的震荡或冲击。近年来，中国与东亚地区正形成新的地区主义。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方面，强调经济上发展的中国将大大增强对东亚的经济福利，扩散互惠。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与一个日益联合起来的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东亚共同体的出现与全球化大潮发展并行不悖。区域性共同体的出现正是区域集团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只有走联合自强之路才能更好地规避全球风险。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有切肤之痛，使之更深切地认识到，光靠单个力量，没有联合与团结将难以抵御未来类似的风浪。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区建设除了将有力地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共有利益之外，还将大大限制台湾的活动空间。然而，只停留在经济福利层面还是不够的，因为周边国家从长远来看，最为担心的还是未来安全的保障。因此中国与周边的合作需要把安全合作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以可持续安全维护和确保可持续经济利益。
构筑“东亚认同共同体”
以经济为主要手段拓展空间，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建设。东亚的一体化可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战略空间。塑造中国国际环境的重点将是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其根本是东亚区域一体化。中国要成为亚洲的中国，融入亚洲，积极参与东亚的一体化建设。由于东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原有的安排已经不能适应需要，正在酝酿新的突破，“东亚认同共同体”就是大势所趋，即由利益共同体向认同共同体提升。它意味着区域内公共意志的形成，这可为区域内采取行动提供一种原动力。在共同意志的驱使下的共同行动更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相反如果处于分离状态，各行为体不仅难以合作，而且对单个行为体的行动容易产生怀疑和抵触。在认同整合下，每个行为体所受的限制较小，成员较易集中各行为体的意志，形成公共的行为意志，有利于缓和紧张关系。还应看到，地区的认同化有助于形成对霸权的抵制，参与或强化这种地区认同，民族国家可以从政治上经济上联系，把超级大国的干预降低到最小限度。
国内形势——劳动力大国与人才大国的转型之痛
国家主席胡锦涛讲过，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话题是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强调的，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讲过这样的话，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的移民和人才。如果美国都需要吸引外国人才，那么新加坡就更需要这么做。美国前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说过，就像公司招聘最优秀的员工，大学录取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国家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强竞争，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现在世界上公认的人才观是不仅要培养本国人才，还要竞争世界人才，广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因此，中国不仅要吸引外国人才，还要努力吸引在海外的本国人才回归。我们称之为人才战争。
在目前这个世界格局下，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太可能。现在朝鲜都有核武器了，如果打世界性的军事战争，这个世界肯定要被毁灭掉。人才战争是在新形势下战争的转型，这种转型从二战以后就开始了。比如美国的氢弹之父、美国的电子计算机之父都来自于欧洲。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美国曾经动用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加上整个第六集团军，组建了一支特殊的作战部队——“阿尔索斯突击队”到德国去抢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资产，当时前苏联也在德国抢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前苏联忙着搬设备、工厂，而美国抢的是人才，德国研发氢弹、原子弹的科学家都被挖到了美国。当时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是德国的1/3，而今天，美国拥有全世界2/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现在人们常常谈论到很多“战争”，有货币战争、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从根本上讲，还是人才的战争。谁拥有了人才，谁就能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命运，所以人才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据教育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公派的留学生、学校拿奖学金的留学生和我们中国家庭资助出国的留学生总量达到了将近140万，而回国的只有39万。前年中国社科院有个报告，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四万亿的经济拉动。四万亿经济拉动有个很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学生就业成为很大的难题，另一方面又缺乏很多高端人才。我认为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型，还是“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在拉动经济，但这些并不能给大学生提供多少岗位。人才密集的行业才能给大学生提供更多岗位，比如管理、金融、保险、传媒、教育、咨询等领域，而这些行业的发展还是非常不充分的。我国服务行业才占GDP的40%，而发达国家是70%-80%。我们应该利用四万亿推动人才密集领域的发展。“铁公基”发展的是大量低成本的中国制造，或者是蓝领等技术较为低端的职业，当然它对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是很有作用的。
实际上，很重要的是许多领域里缺少创意人才，缺少为第三产业的领军人才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举个例子，比如1999年底怀抱“科技改变人们生活”梦想的李彦宏回国创办了百度，百度今天能创造五千个就业机会，产业上下游加起来带动了一万个甚至几万个人的就业，这些从业者都是大中专以上的毕业生，像李彦宏这种人才的回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人才，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现象。我们现在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型到人才型经济，因为现在缺乏的是高端人才、创意人才，这是中华民族在未来三十年能不能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关于世界各国国际人才竞争战略。我们来看看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这些国家是怎么做的。他们一般通过常规手段来吸引外籍人才，他们这些国家不是派出很多的留学生，而是吸引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留下来工作。比如美国科学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35%都给了外国留学生。那么，我们中国有多少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给了外国留学生？我想可能很少。而且，美国、加拿大都有专门的机构做人才移民工作，他们对于这种国外已经培养成材的人才，就用移民入籍、工作签证、增加科研投入等方式吸引过来。
新兴国家如何吸引人才？印度、巴西这些国家的人才战略以推动海外人才的回归为主要目标，由于这些国家自身的条件限制，他们不可能与美国、欧盟这些国家去竞争，重点就放在挖掘本土人才回归，比如通过建立双重国籍、成立留学生社团、建立海外人才库等政策吸引他们回归。马来西亚为了鼓励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回国，采取的政策是只要愿意来都可以发绿卡。我国现在给留学生绿卡还要考虑到级别，比如高级人才才能享受绿卡或者多次往返签证。我认为，这个政策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