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坚持以维护国家长远利益为最高原则，妥善处理合作与斗争的关系。围绕共同利益展开合作，以增进国家长远利益为目标进行斗争，是处理合作与斗争关系应该把握的最高原则。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斗争，就是要避免一时的冲动和不计后果的短期行为。合作与斗争具有统一性，不能割裂开来。在处理对美关系合作和斗争的关系时，特别需要关注两国社会制度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我们既要看到斗争，并且在必要时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更要看到合作，坚持在合作中进行斗争。合作的目的是着眼长远的发展，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斗争。寓竞争于合作之中，方能在合作中不忘斗争，在斗争中坚持合作。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都是反霸斗争的两个方面，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
我们既要积极防范美国对我国经济和政治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也要把握时机利用外资发展自己。“我们要资本，但不要资本主义”。“美利坚治下的霸权和平”我国也可利用，但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这种新型的控制保持警惕和严加防范。正如邓小平所说，“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源。”因此，我们要和平，但不要霸权。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要与美国新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事关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略全局问题上，我们不但要有决战的气魄，而且也要有决胜的能力。
总之，霸权主义作为全球化的产物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老子曾云，“物壮则老”，“物强则兵。”文明掩盖着苦难，强盛加速灭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多少文明在强盛中迎来黄昏，走向死亡。如果这个强大不能有所节制，不能善加利用，最终将被自己的强大所埋葬。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文明和国家都不免盛衰相连。衰落的开端往往由盛开始。罗马帝国灭亡了，哈布茨堡王朝消失了，就连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也劫数难逃，如今的美国又在穷兵黩武。它会不会重走以往霸权的老路呢？
国际形势阵痛——恐怖主义
一提到恐怖主义，很多人自然地就会想起现如今的各种连环恐怖袭击以及暴力事件。事实上，恐怖主义活动这一行为在历史上也是有其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并非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或者说，它也是随着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具有一种进程性。
最先以所谓“恐怖”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个人恐怖主义活动，区别于我们现在所常说的恐怖主义。个人恐怖主义活动的进行只是该活动的行为者，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进行的。但是当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与特定的政治目的交织在一起之时，就会迈向恐怖主义。最早的政治恐怖活动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而在我国的《史记》中，即专门撰有“刺客列传”，记载了战国时代：鲁人曹沫、吴人专诸、晋人豫让、轵人聂政，以及卫人荆轲等五名舍生取义的着名刺客的事迹。虽然其中有许多是个人英雄主义，或是个人野心的驱使，但是当中也不乏带有明显的政治目标和动机的行为。古代中世纪的恐怖活动多出自战争时期交战双方对敌方平民百姓的屠杀，并且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或打着宗教的旗号。
时间到了近代，地理大发现迎来了新航海时代，进而使得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外扩张。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政治恐怖手段逐渐演变为全世界地区性的政治、民族和种族压迫与反抗的普遍威慑手段，并且上升为恐怖主义。但是也正是在近代，恐怖主义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出现了国家恐怖主义。
国家恐怖主义，就是由国家政权出面，对内进行恐怖统治，对外进行侵略压迫和恐怖殖民统治。但是由于不同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实施的恐怖主义统治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所以国家恐怖主义有不同的历史作用。没落的统治阶级为了反对人民革命，往往使用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称为“反革命恐怖”或“白色恐怖”；新兴的阶级和革命的阶级为了获得政权和巩固政权，也使用恐怖政策，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恐怖”或“红色恐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为了消灭封建贵族，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而对那些没落贵族所采取的镇压行为，就可以被称作为“红色恐怖主义”。但进入热月党人统治时期后，则转变成为了滥杀无辜的“白色恐怖主义”。而拿破仑时代的恐怖主义，也具有极其强烈的国家恐怖主义色彩。恩格斯曾经这样说道，“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
普遍认为，1968年7月22日，由三名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武装恐怖分子，对从罗马飞往特拉维夫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商业航班的劫持开始。这一天，使得它成为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拉开了大幕。1973年巴斯克分裂分子杀害了卡列罗·巴尔克将军；1973年，爱尔兰共和军武装分子杀害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1984年锡克族分裂主义分子杀死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到1995年，犹太极端分子杀害了以色列总理拉宾。
当代的恐怖主义，随着市场和经济的全球化，也衍生出了其特有的内容。一方面，大规模的国际性的恐怖组织愈发猖獗起来，恐怖活动扩大了其行动的范围，不再限于一国内部。俄罗斯的车臣恐怖分子除了公开地宣示自己的存在外，它与国外的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也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往往会成为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或政治运动的主要备用手段。世界上最为着名的国际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当属1988年由本·拉登组建的“基地”组织，其全名即为反犹太和十字军东征者的国际伊斯兰阵线。正是这个组织策划并实施了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9.11恐怖袭击案。同时，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点，也从政客开始转向了无固定目标的平民。最典型的就是恐怖主义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站所制造的沙林毒气惨案。
纵观世界恐怖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人与一定社会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恐怖主义是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些恐怖行动即使是由某些自然因素所导致的，但是其根本原因还是渗透于社会问题之中，只有与社会因素相结合才可能会导致恐怖性冲突的发生。其次，恐怖主义是某种社会矛盾与特定环境的产物，如果仅仅是具备某种社会矛盾，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客观环境，这类实践不可能立即发生或者会延缓它的再次发生，恐怖主义是多种社会矛盾与问题交织的产物。处在变革时期的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极容易引发恐怖主义事件。
由此我们得出，恐怖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两极格局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使得民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有抬头的趋势，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政治腐败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单极世界秩序和文明危机的消极后果就很容易的会被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所利用。
其次，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现在科技知识的普及运用所带来的异化因素。
可以这么说，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为新型的恐怖主义利用现代化作案工具，打开了方便之门。一方面，在有的国家和地区核生化武器技术的扩散，使恐怖分子的作案工具越来越具有了先进性。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无意中成为了传播恐怖主义的环节和工具，扩大了恐怖效应。
第三，经济全球化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与矛盾的加剧，也是导致恐怖主义泛滥的原因之一
一则，对小国而言，想要利用核恐怖来对大国实施打击，代价太过高昂，而利用恐怖主义，往往既能达到政治或经济目的，又不用承担太大风险。二则，少数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坚持冷战思维，为了争夺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在它国内部故意培植反政府势力甚至是对恐怖活动予以支持。
最后，恐怖主义是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复合体。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在利益上，资源的权属纠纷、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各民族间经济交往引起的摩擦和矛盾，就极其容易导致人们采用恐怖主义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在意识形态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也极大地伤害了各国人民的感情。由于文化差异和民族之间缺乏了解和交流、相互不够尊重而产生的误解也很容易导致矛盾的升级恶化。
恐怖主义的出现，尤其是现在意义上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并非是地区性或是暂时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有着极其深刻的发生原因与历史背景，面对恐怖主义，各国出于防范或反对恐怖主义——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敌人的考虑，同时也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纷纷抓住这个契机，尤其是在9·11事件后，都开始积极改善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使得世界的一超多强或者说的美国的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目的，各个国家纷纷签署了反对恐怖主义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在这个过程之中，各国的关系也随之有所改善。其中尤以英国最甚，其欲借强化美英关系巩固大国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又比如俄罗斯在事件发生后，主动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不但积极支持与配合美的反恐行动，而且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削减战略核武器等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交易。美国则以承诺10年内把战略核弹头数量减少1/3、减少对俄罗斯车臣问题的指责和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等作为回报。而日本派出的支援美军反恐行动军事力量，也是二战结束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
国际恐怖主义的盛行，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都明显改善，尽管改善的程度不同，但是都是在反恐成为美国安全战略首要目标、美国反恐行动需要中国和俄国支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三国重要共同利益的形势下，中、俄分别出于自己改善与美国关系的需要，把握时机而实现的。所以，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的改善都不存在对抗的因素，即这两组双边关系的改善都是既不针对第三方，又都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正因为如此，在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分别改善的同时，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显然，对于9·11以来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行动，中美俄关系的合作——竞争内涵更为明显。
中国长期面临着各种恐怖主义威胁，并且这些恐怖主义威胁的种类和特征在不断发展变化。正如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所指出的，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包括：1.“东突”和“藏独”分子的恐怖暴力活动直接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全；2.本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受到恐怖袭击，海外的公民和国家财产遭受恐怖袭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的能源运输安全构成潜在威胁；3.恐怖主义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活动频繁，出现向中国境内渗透的趋势。
具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特征的“东突”势力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来自恐怖主义的最大威胁。“东突”分子以实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为目的，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长期在中国境内、主要是新疆地区从事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1年，他们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同时，他们还在国外制造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恐怖暴力事件。调查表明，作为国际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突”与“基地”组织在武器、物资、培训等方面关系密切。“东突”分子在“基地”组织受训后，除针对中国进行恐怖暴力活动外，或是加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或是参与俄罗斯车臣恐怖势力的活动，或是参加在中亚的恐怖活动，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相关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危害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此外，近年来“藏独”分子的分裂活动也呈现出恐怖暴力倾向，达赖集团中的激进组织，如“藏青会”和“藏妇会”等极力主张开展暴力恐怖活动。可以说，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一个重要不稳定因素。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输出技术与投资增加，人员交流日益频繁，近年来海外公民、机构遭受恐怖袭击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有些是明确针对中国公民的，有些则是所在国的种族或宗教冲突间接危及到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此外，受“9·11”事件以及全球恐怖主义事件泛滥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尤其是能源通道安全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作为中国能源运输“生命线”的马六甲海峡被认为是极易受到恐怖主义攻击的高风险地带，如果海峡通行一旦受阻，将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乃至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亚、南亚和东南亚都是恐怖事件频发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的一些组织已经逐步进入中国境内，如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从90年代末开始向中国新疆地区渗透，这些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常常是跨国界、跨地区的，袭击目标具有不确定性，同时恐怖活动还往往与洗钱、贩卖人口、非法走私武器、制贩毒品等跨国犯罪密切联系，从而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正是由恐怖主义的特性和自身面临的恐怖主义现状所决定，中国十分重视反恐，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反恐的过程中，不仅加强自身反恐能力，而且依靠国际合作，以此为前提，中国逐步形成了既符合本国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恐政策。
就目前形势来看，随着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和整治，加上国际社会一致合作，中国境内的“疆独”、“藏独”的极端猖狂的分裂活动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要真正根除恐怖主义，还将是任重道远。
周边环境制约着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作为一个后兴大国，在和平崛起道路上势必面临重重困难与障碍，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当考虑如何将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塑造一个有利的大周边国际发展环境。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仍是一个地区性力量，中国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周边。只有立足周边，才能更好地拓展国家战略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