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萧三曾经在《“窑洞城”》一文中记述了他在1939年4月前往延安时的一些见闻。
他写道，他和邓小平等一行人乘卡车由西安往延安行进，已经是第三天，在快到达洛川的路上，“看见大约有80多个青年男女，背着背包，往北方走去。他们都是到延安去进抗大的。”“这两年以来，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他们看到有两名新四军介绍来的青年女子，步行到洛阳，从洛阳乘车到西安，“由西安又走路去延安，她们已经走了8天，两脚都起了泡。”
萧三接着又写道，“延安—陕甘宁边区是个地瘠民贫的地方，但同时又是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革命圣地。多少爱国的、有进步思想的男女青年从全中国各个角落。从海外，经过千山万水，度过无数难关，奔向延安来！延安就是一座熔炉，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受到革命思想、革命教育的锻炼，成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骨干。”
在萧三《“窑洞城”》中的《说“窑洞”》一节，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许多新成立的工作机关，革命学校，都设在延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来延安，入‘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公’（陕北公学）、‘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女大’（中共女子大学）学习。”“‘抗大’就是由来学习的学生自己挖窑洞建设成的。许多外面来的知识分子从修建窑洞而得到锻炼是很有意义的。没有教室，起初在露天下讲课，一块砖、一个石头就是座位，双膝就是课桌。一块木板糊层锅底灰，就是黑板。白的小石子、小土块就是粉笔。慢慢地，这些东西都齐备了，木制的教具也有了。不过一时不能齐备。”
对于满怀革命理想和抗日热忱的青年，毛泽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同时，他也及时指出了青年要走上革命道路应当注意的一个方向性问题。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了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毛泽东写道，“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同时还明确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三天后，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五大队的坪场上举行的延安青年群众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演。毛泽东在讲演中继续发挥了他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思想。他说道：“‘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毛泽东说，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鼓励全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们，应当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为一体。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支几万万人的强有力的军队。而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毛泽东再次重复了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提出的判别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的唯一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这一篇重要的讲演，后来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收入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指明了青年走向革命、走向进步的“光明的前途”。
许许多多的延安青年，正是以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为指针，完成了自身革命化的过程，并且成为革命力量的中坚的。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抗击日本侵略并且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力量，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得到了新的生力军。
在抗日战争正在进行的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一次对文艺界形成重要影响的会议，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
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文艺工作怎样更好地和抗日战争相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两次重要的讲话。
在5月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文艺工作者应当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毛泽东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还结合自己作为知识青年走向工农的历程，对于这种感情变化，作了生动的说明。
毛泽东说，“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这样的情感倾向，到后来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接着说，“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对于这种变化，毛泽东总结说，“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他认为，这种变化的意义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变化”和“改造”，后来有僵化的片面的理解，因而产生过一些负效应。但是在当时，毛泽东的讲话对于走向抗日斗争火热生活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确实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延安，毛泽东对他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毛岸英立即答应去上这所“劳动大学”。
“上哪个‘劳动大学’？”人们好奇地问道。
毛岸英说，父亲决定，让我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从开荒下种一直到收打完才回来。还要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
不几天，他就高高兴兴地背着被子、小米、菜籽，到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了。
毛岸英身穿毛泽东的一件打着补丁的灰布旧衣，头上扎一条白羊肚手巾，和农民一起犁地、点籽、上粪。他不但学会了各种农活，更重要的是和普通劳动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增加了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
毛泽东送自己的儿子上“劳动大学”的故事，说明他对于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要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主张，是出于一种真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