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传人中国后数百年内，释迦牟尼佛及其他众多的佛始终具有神圣威严的性质，慧能把自心等同于佛性，从而有力地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和对“佛祖”的崇拜。顺着这一思路，惹能之后，禅宗提出“离经叛道”、“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口号，进一步摆脱印度佛教繁琐神学理论和宗教礼仪；与此同时，却与中国传统思想融为一体。在这一过程中，先秦庄子的虚无主义以及对精神自由的执著追求，魏晋玄学家的“得意忘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纯任自然的生活态度，都对禅宗有重要影响。三五家七宗的禅风
慧能禅宗经神会等人的宣传、发扬，在中唐以后影响不断扩大，此后便进入繁荣发展阶段。至唐末五代，从慧能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门下分别衍化出沩仰宗、临济宗和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禅宗，史称“五家禅”或“五宗禅”。五家禅的相继建立，标志着禅宗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中国佛教的特色在这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宋时，临济宗下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合先前五家，统称“五家七宗”禅。直至今日，禅宗仍然是中国佛教的主要派别，其中尤以临济宗的杨岐派最为流行。
五家七宗禅是对慧能禅的发展，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建立起分头并弘、自由开放的禅法传授体系；二是极力反对知解言说，提倡直观体悟；三是吸取老庄思想，采取“顺乎自然”、“自由任运”的方式。
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是一位颇有个性的禅僧，据说早年怀让参见慧能时，慧能便曾预言：“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景德传灯录》卷五）这“马驹”便是后来的道一。其实，道一是怀让一手培养起来的。这里有一个“磨砖作镜”的故事。道一于幼年出家，唐开元( 713 -741)中在南岳衡山结庵而住，整日坐禅修行，凡有来访者一概不予接待。据说他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当时怀让住在距此不远的般若寺，见道一形象不凡，便有意进行诱导。他取了一块砖，每天放在庵前石上研磨。开头道一没有加以理睬，时间一长，他终于耐不住了，便问：“磨砖作什么用？”怀让答道：“磨作镜子。”道一接着问：“磨砖能成镜子吗？”这时怀让反问道：“磨砖既不能成镜子，坐禅又怎能成佛呢？”道一听后，如雷贯耳，急忙起身，请怀让指点。怀让告诉他：好比驾牛车，车如果不动，是打牛好呢还是打车好？你成天在这里打坐，究竟是学坐禅呢还是学坐佛？若说是学坐禅，禅并不是坐卧；若说是学坐佛，佛并不是定相。你如果坐佛，那等于杀佛；你如果执著坐相，说明你未曾懂得禅。道一听完怀让这番话，豁然开朗，便拜他为师，整整服侍10年。后来他离开南岳，独自前往江西洪州（治所在今南昌）一带传授禅法。
“磨砖作镜”故事说明，禅宗的“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闭目枯坐。根据惹能思想，所谓成佛，只是思想意识、世界观的转变。这一比喻，只用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禅宗一个原则问题说透了。由此发端，后世禅宗僧侣纷纷仿效，以各种比喻、隐语、暗示、动作等来表示自己对禅的独特见解，从而留下许多荒诞不经的禅宗“机锋”、“话头”、“公案”，并进而发展为棒喝齐施、焚烧佛像、呵佛骂祖的放浪举止。与此同时，禅宗风格朝着激烈、自由、奔放、豁达的方向发展，显示出全盛时期的鲜明特色。
所谓“机锋”，又名“斗机锋”，是禅宗因人、因时、因地而采用的一种宗教神秘主义教学方法。禅师有时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有时对不同问题作出相同的回答；有时对提出的问题不作直截了当的回答，而是以种种反理性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也就是所谓“对症下药”。
如有僧问：何为佛？禅师的回答是：麻三斤。这似乎是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但其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要把问者的正常思路挡回去，令他反身自照，发现自己成佛的本原。又如有僧问：何为佛法大意？禅师回答道：面南看北斗。根据常理，面南当然看不到北斗，但是，一旦回过头来，北斗又恰在面前。禅宗强调神秘的内心反省功夫，“面南看北斗”就是这意思。类似的机锋如：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答，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问，如何是佛心？答，镇州萝卜重三斤。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板齿生毛；或答，坐久成劳。
按照禅宗所说，机锋的运用应是自然的，因人而异的，最终目的是要直觉禅的深意，人人都去成佛作祖。作为教育方式的一种，弟子提出的问题本身也是一种激烈的机锋，它可以是哲理性的、谜语式的，乃至相当乏味或无聊的。禅师的回答往往是深刻的，能起到令弟子反照、醒悟的作用；也有禅师因水平不及弟子，却又不愿丢失面子，便故意作态。所以，并非所有机锋都能加以分析、解释。
“话头”，是指禅宗祖师们在各种场合下发表的精辟看法。后世禅者经常拿来加以引用，时间一长，就变成了范例。这些历代祖师的言行范例也就是“公案”。禅宗认为，是否对棒真正领会，应取公案来对照。这里举“野鸭子话”一则公案，原文如下：“马大师与百丈行次，见野鸭子飞过。大师云：是什么？丈云：野鸭子。大师云：什么处去也？丈云：飞过去也。大师遂扭百丈鼻头，丈作忍痛声。大师云：何曾飞去？”（《古尊宿语录》卷一）这是马祖道一与弟子百丈怀海之间的一段精彩对话，在这一过程中，道一已将禅法要点传授给了怀海。野鸭子飞空是平常的事，怀海开始时回答“野鸭子”是对的，因为指的是眼前事实。但当道一再问飞向何处时，已不是指野鸭子，而是指对方的心，这时怀海回答说：“飞过去也”，便是心随野鸭一起飞走了。于是，道一掐他的鼻子，使他警觉，把错误思路引导过来。
相传“棒”（包括拳打脚踢）的使用，始于黄檗( bo)希运和德山宣鉴；“喝”（大声呵斥）的使用，始于临济义玄。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说。禅宗史籍有一则记载说，义玄在希运处问“佛法大意”，曾三度被打，后来他受大愚禅师启发，有所领悟，便回希运那里，以同样方式回敬了老师。禅宗认为，“佛法大意”不能用正面语言表达，只能以神秘的方式加以体验，而棒、喝可以达到使对方猛醒的特殊效果。后人借用禅宗术语，在令人猛醒时常说“当头棒喝”。
焚烧木像、反对偶像崇拜，最著名的是丹霞天然。丹霞原本读书人，后来听说学佛比读书要有出息，所以在赶考途中投奔寺院，出了家。某年冬天外出，在慧林寺遇上大雪，为了驱寒取暖，他烧了寺中的木佛。寺主责问他：“你为什么烧我寺院木佛？”他以杖子拨着火灰，坦然地说：“我烧取舍利。”寺主问：“木佛哪来的舍利？”他答道：“既无舍利，那就再拿两尊来烧。”禅宗反对偶像崇拜，只承认自己本心的主宰，所以烧木佛取暖不妨碍成佛。丹霞后来在法堂上对他的弟子们说：“禅可是你解底物？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
（《景德传灯录》卷十四）当然，从信仰的角度说，这种极端行为是很难为后世普通佛教徒接受的。
呵佛骂祖的代表人物是德山宣鉴，他曾在上堂时公然向弟子们宣称：“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临济义玄也说：“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见《景德传灯录》卷十二、十五）可见，自丹霞以具体行为明确表示对佛的不敬之后，反对佛祖崇拜、否定佛教传统和权威的思想及行动已成为这一时代禅宗的主流。
宋明以后的中国佛教
●一宋明文人的禅悦风尚
随着禅宗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官僚文人的参禅之风。据记载，王维、李翱、张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裴休等著名人物都曾受禅学的熏陶，加入参禅者的行列。
大诗人王维曾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为友，“十年座下，俯从受教”；又受慧能弟子神会之请，作《六祖能禅师碑铭》。张说长艮于文辞，他与禅僧频繁交往，撰写过许多有关佛教的像赞、经赞和碑铭。白居易既信道教，又对佛教颇感兴趣，与禅僧也有交往。柳宗元在柳州期问，常与禅僧往来，南方诸大德的碑铭多出自其手。刘禹锡与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禅僧有广泛的交往。裴休曾官至宰相，他既是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又是虔诚的禅宗信徒；他不仅是希运最得意的在家弟子，而且与宗密有着深厚的友谊。李翱为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刺史时，曾谒见禅僧惟俨，并由此得悟。后来义遇到紫玉禅翁，从他那儿“增明道趣”（指对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曾作偈颂云：“练得身形似鹤形，于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景德传灯录》卷一四）云在青天飘浮，水在瓶巾静止，一动一静，天真自然，不用着心，这就是他所领悟的禅。
唐代文人参禅之风很大程度上是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恢宏闩豪、开朗奔放的气氛，官僚文人大都充满事业上的信心，怀抱建功立业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佛教主要是点缀风雅的玩物，炫耀财富的形式。然而，安史之乱使他们受到极大震动，促使他们带着无限的失望和苦恼转向禅宗，“禅悦”风尚由此而起。“禅悦”，原意指在禅定中获得心神愉悦。怡乐于山水之间，耳听潺潺流水，目送悠悠白云，吟风颂月，无拘无柬，本是封建文人梦寐以求的境界，而寺院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气氛义提供了与此相应的禅悦条件。现实生活中失去的，有可能从祥悦的虚幻中取得补偿。在封建文人眼里，上层禅僧的恬淡宗教生活与老庄自然无为、退隐适意的高雅世俗生活没有矛盾。所以，史载天宝( 742-756)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而禅憎也往往“以诗礼接儒俗”，这就不足为奇了。
当禅宗勃兴之时，佛教其他各宗却相继走向衰落。宋以后，由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加强以及理学思想的出现，禅宗转而热衷于儒、释、道“i教”的调和，也开始失去原先的特色。尽管如此，禅宗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为众多官僚士大夫所向往。
据记载，宋代上层官僚如富弼、杨亿、李遵勖( xu)、杨杰、张商英、张九成、李邴( bing)、吕本中等人都曾热衷于参禅学佛。他们与禅僧相互激扬酬唱，书信、偈颂频频往返，成为“方外道友”。如，富弼曾问道于云门宗禅僧投予义青，往来书信偈颂甚多；杨亿、李遵勖两人与临济宗禅僧广慧元琏、谷隐蕴聪关系颇为密切，又与石霜楚圆激扬酬唱；杨杰与杨岐派禅僧白云守端交往频繁，获得证悟；张商英参学于黄龙派禅僧兜率从悦门下，扣关击节，彻证源底；张九成、李邴、吕本中3人均在大慧宗呆（gao）处“登堂入室”。此外，黄庭坚住于江西黄龙山时，与禅僧晦堂祖心等交往极为密切；欧阳修曾力主排佛，但在见到禅僧契嵩所著《辅教编》（内容以提倡忠孝为主）后，改变立场，转而对禅学发生兴趣，并与禅僧多人交谊甚笃。苏轼更是热衷于参禅生活，经常出入禅院，深得禅悦之趣。
在这一历史潮流冲击下，即使主张排佛的理学家也无不受禅宗影响，染禅悦之风尚。程颐与禅僧灵源惟清长期友好相处，至今还保存着两人往来的书信多封，而他的坐禅人定功夫更为世人所共知。朱熹自述年十五六时，对禅学已有相当了解，他在18岁应举考试前，木箱内只有大慧宗杲的《语录》一部。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禅学功夫深了，就会自然地投入它的怀抱。
宋代禅悦风尚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官僚士大夫政治上的失意。宋王朝300年间内忧外患不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这种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佛教所说“四大皆空”、“诸行无常”，感受到人生变幻莫测，世事难以逆料。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名人大都有过政治上失意的经历，他们面对大干世界的沧桑之变，内心充满人生如梦、朝夕异世的伤感。王安石罢相后，写下《读<维摩经）有感》一诗，云：“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王文公文集》卷七四）这里不仅大有看破红尘之感，而且把维摩诘居士视为理想的人物。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忠规谠( dang)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傺( chi)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黄庭坚谪居黔南时，戒酒绝欲，读《大藏经》三年，后来昼卧道中时豁然开悟。
宋代部分禅僧受时代思潮影响，注意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文化索养较高。既通禅理又具文采的禅僧脱颖而出，成为与文人士大夫直接交往的代表。如禅僧佛印了元很有文才，缙绅之辈都乐意与之交往，他与苏轼两人常“酬酢妙句，与烟云争丽。”（《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九）觉范慧洪更是才气横溢，据说他“落笔万言，了无停思”（《僧宝正续传》巷二）。琴棋诗画，自是文人士大夫的爱物，以此显示风雅脱俗。但当他们失意之时，风雅已不足弥补心灵的空虚，便要借禅悦衬托高洁，在幻觉中获得精神慰藉。
禅宗在明代万历( 1573-1620)以前，可以说是处境维艰，前景暗淡。明代禅宗的转机，应以万历为标志。明人王元翰记述当时佛教界的状况说：“其时京师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隐庵、清虚、虞庵诸公；宰官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诸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
（《凝翠集·与野愚和尚书》）所谓“声气相求，函盖相合”，如实地反映了僧侣与士大夫之间的密切关系。高僧袾（zhu）宏的弟子不下数千人，其中居士多于僧侣，士大夫如宋应昌、陆光祖、张元、冯梦祯、陶望龄、赵贞吉、唐宜之、王性海等都曾受他影响。禅僧真可走南闯北，广交社会人士，与汤显祖、焦竑(houg)、袁宏道、董其昌、陶望龄等都友好相处，陆光祖、冯梦祯、瞿如稷、王肯堂等也都向他问道。禅僧德清门下士大夫则有汪德玉、吴应宾、钱谦益、董其昌、屠赤水等人。智旭门下有程季清、严敏卿、陶望龄等人。此外，禅僧法藏、元来、元贤门下也分别有～批士大夫学佛者。
晚明士大夫参禅的典型是袁宏道（字中郎）。袁宏道生活的时代，是明末“四大高僧”试图中兴佛教的时代，也是泰州学派传人李贽、管志道、潘士藻、陶望龄、焦竑诸学者活跃的时代。李贽与佛教关系甚深，曾住寺院20年，专心参禅学佛，袁宏道一生以弟子之礼事他，受他影响最深。
袁宏道曾科举及第，做过县令，因见人世污浊，官场黑暗，不屑与～般俗吏为伍，乃舍去官位，在禅学上狠下工夫。此举受到李贽的高度赞许，称他为“真英灵男子”。袁宏道于城中置地300亩，中间筑长堤数条，四周植垂柳万株，取名“柳浪”。从此潜心禅学，不问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