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就要开始了，但还有一个地方的企业家没有到，办公室主任看了看表，觉得不便再等下去了，便对县领导说：“是不是可以开始了？”还没等县领导作出回答。窗外面就响起了热闹的欢呼声、喇叭声，会堂外的街道上，会堂内的场院上，陆续排开了30多台的上好轿车，一律的都是宝马、奔驰，每辆车上都扎着大红花和拖带着绸带。最显眼的是领头的那几辆车，在这些引领车上排列着打出了“三市镇民营企业家代表团向全县人民拜年！”
轿车排出了长长的队伍，那气派，那场面，特别惹人眼球，引得平江县市民都相互奔告，赶来观看。
这场面被湖南电视台的记者摄入了镜头，并在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栏目上播放了。这下让全省的观众都一饱眼福，并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平江县的三市镇，外出打工者都成了大老板，买了百辆轿车，在春节前他们都把车开回来了。
于是，这个三市镇就有了另外的别名--“老板镇”、“轿车镇”。
平江市就业办公室的田启文主任告诉笔者，该镇有36个村，47000亩地，51000多人口，外出打工的人数有11000人，占全镇劳动力的65%。
三市镇位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的交界处，在1995年由三市、双口两个镇合并成一个镇。特殊的山区地理、气候和资源，成就了平江五香酱干、茶叶等百年土特产，石膏板也有着30年的制造史。在改革开放之际，这些“土东西”就陡然成为他们闯荡天下的优势资本。如豆制品产业，全县1000余名老板，带领着3万加工销售大军，开进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大中城市兴办加工厂，年产值近10亿元。饮誉云南的“熟食王”--三市镇的周水生，2003年在东南亚兴办了两个厂，资产近亿元。而在外发展石膏板的老板则有400多个，技术人员两万多，年产值达8亿多。
在清朝具有贡品之骄的平江茶叶，在武汉等10多座城市设立了营销窗口，500多名山里人一年可“吆喝”出15万公斤的销售量。以石雕、砌坎、建桥技术闻名的平江建筑大军也是转战全国各地。以南江镇建筑公司为首的100多支队伍近万名工人，征战10多个省市，年产值达5亿多元。
由于那些最初的打工者后来的老板在外面“呼隆”得规模愈来愈大，获得富裕资金的老板们于是想到如何赶走家乡的荒凉，开始拨出资金回乡来创业。三市镇人周长江在县内开办了两家豆制品厂，一次性安置下岗职工156人，年产值达500多万元。目前，该镇有过半亿以上资金的一家，4000万以上资金的3家，3000万以上资金的8家，2000万以上资金的12家，打工已经造成了82个百万富翁。
每年的春节期间，开着轿车回家过年，同时也开着轿车回家显富，成了三市镇老板的一条不成文习俗。出了800余个大大，老板的三市镇不愧为“老板镇”和“轿车镇”。
湖南的攸县靠江西边缘，而三市镇则是位于三省交界处，凡是这样的地方，虽然贫穷，却是有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即按照中国话说消息比较灵通，因此外出打工的人也比其他地方早行了一步，而正是这种早行，造就了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这部分富裕者或是有着浓厚的桑梓之情，或是因为使用家乡的人放心，因此也便带动了整个乡镇人的外出打工潮，也使自己的家乡开始摆脱了贫穷。
因此，不论我们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正是这些民工，在让自己富裕的过程中，也同时向着自己的家乡播撒着富裕，用他们的辛勤汗水换来的财富，覆盖着那一方贫瘠的土地。是他们，成就了秃岭上的翠绿、荒野中的金黄，成就了农民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那个致富的企盼。
在“四圣"的故乡。”
河南《大河报》社编辑了《厚重河南》一书，目前已出四本，从这部书中，的确可以看出河南正是中国老祖宗的生存和养息之地。因为这块中州大地，既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的流经之地，也是一块硕大的盆地平原，有着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最适合人类繁衍自己的子孙。
在河南省的南阳市，更显得厚重无比，人称这里是“四圣”的故乡，这里有南阳诸葛庐，所以第一圣便是智圣诸葛亮，这里又是古代科学家张衡、张仲景的故乡，故第二圣便是科圣，第三圣则是医圣，还有那个战国时代越王打败了吴王之后，抱着美人归的范蠡也生于此。他“退休”之后到了山东的定陶，当上了朱陶公，是那个时代比尔·盖茨式的人物，所以尊称他为商圣。
南阳是一个有着1100万人口的地区级大市，农村人口900万，有富余劳动力200余万，今天，从那个盆地上走出来的打工者就有127万人。这些人走进了广东、福建、北京、上海，甚至走向国家之外的新加坡、韩国、日本、阿根廷、南非，每年挣回现金60多亿元，占农村收人的40%以上。
我采访《南阳日报》的副主任记者林跃军，是因为到达南阳的那一天，她的《打工潮改变着南阳农民》的报道，正发表在当日市报的第一版上。林跃军是位中年女性，也是这个报社的资深记者，她与见习记者张提一起，对该地区的民工潮作了详细调查。
下面是林跃军女士交给我的一份调查报告：新野是传统的“猴艺之乡”，早在几十年前，新野的耍猴人已经开始在大江南北闯荡了，这也许就是劳务经济早期形态。时至今日，新野的劳务输出状况已经是今非昔比，不仅在输出人数上达到9万多人，占该县劳动力总数的20%以上，而且在劳务输出机构设置和管理服务上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早期的新野农民外出打工靠的是“亲帮亲，邻帮邻”的形式，虽然不成体系，但外出的人数在1990年就有1万人以上。县政府通过这个现象意识到了劳务输出的价值所在，设立了劳务输出公司作为专门的劳务输出机构，并在1991年出台了相关的文件，为新野的劳务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他们在劳务输出方面有了自己一系列经验。第一，建立高效的信息队伍，劳动部门聘请了一批在外地站稳了’脚跟、在村民中有一定影响力、同外地企业关系密切、有稳定的劳务信息来源的在外务工人员为信息员，发放有关证件，由他们负责收集提供用工信息。第二，通过考察，在吸收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城市设立办事处，作为本地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根据地”，办理各项服务和管理事宜。第三，强化宣传工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发布招聘事宜；给每个务工人员发放劳动就业登记卡，并承诺：保证人员护送过程安全，保证顺利进厂工作，保证出面解决有关劳资纠纷，如果自己对工作厂家不满意，则免费调换到其他厂家等，在农民中建立诚信、可靠的形象。
完善的劳务输出体系带来了丰硕的收益。新野农民工每年创收达5个亿，人均5000多元，占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40%，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县域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地方城也是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工作开展得比较早的一个县，1986年，该县就成立了职业介绍所和劳动力市场，目前的劳务输出保持在20万人次以上。境外劳务输出，是该县此项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方城的境外劳务事业起步于1992年，输出的目的地主要是我国的台湾和日本、韩国、新加坡、南非、阿根廷等国，主要从事渔业捕捞和建筑业。1995年，该县建立了境外务工人员培训基地，最初只培训本地农民工，经过几年成功发展，目前全省外派务工人员培训工作都在这里进行。每年的国际劳务输出量保持在2000人以上。
张延富是方城广阳镇瓦屋村农民，是村里出国的渔工中挣钱最多的一个。1994年出国前，排行老三的他结婚时连房子都没有。在船上，凭着他的钳工手艺做了管理轮机的“大管”。两次出国打工，他带回了30多万元的收入，在家盖起了两座小楼，还投资；万元办起了养鸡场。记者看到，张延富的养鸡场占地一亩多，一排排鸡舍整齐干净。他告诉记者，眼下他正在跟原来的船老板联系，争取再出去干几年。在接受采访的渔工中，有的堂兄弟8个人就有7个在海外打工，虽然收入高低不一，但10万8万的积蓄对他们来说不在话下。出入意料的是，一位小伙子因表现出色，竟然做了代理船长，现已定居在西睚牙。
邓州市的劳务输出工作由劳动部门主管始于1992年。县里提出了“要想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捉民”的口号，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捉产业转移，逐步形成了以市第二职介所为龙头、各乡镇劳务信息员、联络站为基础的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已经建立了保安、渔工、船员、建筑、电子、缝勿、宾馆服务等10个较为稳定的劳务输出基地，全市外出务工人员稳定在25万人左右，创收近13亿元，占农民去年人均纯收入的45%。
以上3个县的做法，使一大批贫困的农民走上了致富路，其中一部分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更是从改革开放中抓住机遇，投入市场经受磨练，由拼搏而崛起，从城市汲取现代精神，实现了由一个普通劳动者跻身于创业者队伍的大转变，一批又一批新涌现的创业者回归乡里后，兴起了建设小城镇的高潮，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许多昔日的“打工仔”、“打工妹”，今天成了创业、兴业的能手，成了家乡的建设骨干和振兴力量。
新野在广东的劳务信息员马清彬、焦凤彬，如今都在东莞投资40多万元，办起了自己的鞋厂；境外务工的方城县瓦屋村农民，回村后被群众选为村主任，带头承包烟田30多亩，带动全村发展烟叶1600多亩，成了广阳镇有名的种烟明星村，仅广阳镇务工返乡青年中，就有11人进入村干部队伍。
据统计，邓州市先后有4260人返乡创业，经办企业300多家，创办其他经济实体600多家，门店经营3000多家，年创产值8.2亿元。十多年来，外出务工人员为家乡建校、修路等公益事业捐助款折合人民币1600余万元。罗庄镇农民冯天文在兰州打工并组建了一家建筑安装公司，固定资产逾千万元，1996年在家乡投资100万元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更值得欣喜的是，务工农民在外经风雨见世面，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邓州市十林镇打工仔孙天帅在深圳打工时，面对韩国老板的淫威不屈服，被誉为“不跪的中国人”。他的事迹还被拍成电视剧，搬上了荧屏；同镇青年孙天丛在北京打工时救助被车撞伤的老太太的事迹被全国多家新闻媒体披露，广为流传，成为美谈，不仅为河南争了光，也为南阳争了光。
这是一篇歌颂南阳“民工经济”的正面报道，由此证明，这种经济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这种经济的补充，农村很难摆脱已久的贫困。不过，在外面打工，这份钱也的确是不好挣的，他们在挥洒自己汗水的同时，还会遭来很多意外的不幸，这一点固然我们在以后的篇章里还将说起。但现在还是把另一则报道对接于后，这种对比也许更能引发读者深层次的思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8月11日（2004年）报道，2003年9月下旬，当地电视台发布了外派海员的招工广告，每月工资140美元，报名时须交2900元的培训费及劳务输出费。29岁的河南青年袁文龙借来3000元钱与南阳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签订了4年的劳动合同。经过20天的“体能训练”，袁文龙等10人于2003年10月份被南阳国际公司输送到多巴哥岛做船员。
袁文龙哭诉：“到多巴哥后，船长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每天都要工作20小时以上，伙食也特别差。船长总是手执方木或是钢管，看谁不顺眼当头就是一闷棍。那条船上除了大副外每天至少有两人挨船长打。”
2004年4月份的一天，由于船长认定袁文龙带头罢工，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船上打。袁文龙被扒掉衣服像拴狗一样被铁链锁在船上，达两天一夜。
据悉，1998年7月17日，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就下发了通知，通知要求输出远洋渔轮普通渔工劳务工资严格执行每月360美元的最低限价。但河南省的许多渔工得到的工资普遍在最低工资标准的50%以下。保守估计，除去一些少量相关的花费之外，公司每月从每个渔工身上的获利不会低于200美元，再加上招工时收取的“培训费及劳务输出费”等，所获利益之巨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相信以上这两条报道都具有真实性，而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政府重视劳务输出，尤其是看中了向海外输出的巨大经济利益，因而成立了中介公司，但是这些中介公司在开办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办公司的宗旨，它们把挣得高额利润放在了第一位，把为民工服务放在了次要地位上，这样就出现了他们在民工身上搜刮的利润比民工所挣的还多，于是，事物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些中介公司成了依附在民工群体上的蠹虫。
外轮船长用棍棒打脱了中国民工的皮肉，折损着中国民工的尊严；中国的那些黑中介、变了味的中介公司又从民工身上扒下了一层经济利益的“皮”，这样，民工的生活就显得十分艰难了。
在农村中受尽生活困苦的农民，在刚走出家门还“未敢翻身”的时候，就让他们“碰破了头”，这种险恶的生存环境有一大半是由管理者造成的--让那些不称职的“管理员”们都趁早回家去卖红薯吧！这是一位古代河南的七品芝麻官给他的后辈的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