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国外挣美元去。
到底有多少中国劳工在世界各地打工，这个数字任谁也说不准。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国家劳务部门、各种中介公司介绍到189个国家的劳工，约有300多万近400万人，估计没有正式登记的，也即被。“工蛇头”偷渡出去的，或者是其他方法出去的劳工，也有这个数目。再加上较早前就外出打工，后来留在那个国度里，成了那个国家正式的居民或者是黑户的，全部加起来约有1000多万人。
这只是民间的一种说法，现在我们还是正式引用官方的统计数字来叙述吧。
2003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33.09亿美元，新签订合同额30.87亿美元，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2.5万人，目前经商务部批准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权的企业约2000家，外派劳务遍及189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制造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领域。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目前世界每年流动劳动力在3000万至3500万人左右，其中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仅占1.5%。劳务输出对于输出国而言，无论是经济效益或是社会效益都是巨大的，世界银行认为，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侨汇（包括劳务工汇款）是比外国直接投资更稳定的外汇来源，尽管侨汇更多地进入消费领域而非投资领域，对生产性投资很少发挥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它确实是“贫穷国家的母乳”。
这一点还可以拿菲律宾这个国家来说明之。2003年，菲律宾海外就业人数达到86.8万人，这些劳务人员的收入占到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10%。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印度1999年的海外劳务汇款超过110亿美元。美洲开发银行的数字显示，2002年，拉美地区接受侨汇最多的是墨西哥，105亿美元；其次是巴西，46亿美元；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分别为24.3亿美元、15.7亿美元、12.6亿美元和10.4亿美元，这一年尼加拉瓜的侨汇收入占了其GDP的29.4%，海地占了其GDP的24.2%。
到国外去挣钱，去挣美元，这不失是中国富余劳动力的一条出路，它既能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会使国家增长经济实力。
劳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对外合作过程中出现各种纠纷和矛盾在所难免，关键是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建立广泛的社会服务体系，尽快出台完善的、具有前瞻生和可操作性的国家级劳务合作法律，使之纳入法制的轨道。并进一步规范对外劳务合作的市场经营秩序，保护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大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在行业自律、业务促进和规范协调等方面的作用。
所以这样说，基于这样三大原因，其一是国家的对外合作劳务市场没有建立，混乱状态时有发生；其二是黑中介太多太杂，让农民工误人歧途的事情太多太多；其三是中国劳工务工的输入国，大多是战乱频仍、恐怖事件多发的中东、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或者是歧华、排华的一些国家，这样，必然造成中国劳工的命运缺乏保障，以致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副作用、坏影响，使得劳务输出的声誉与形象受到折损。
就拿2004年的头三个半月来说，中国工人在国外遭遇到的不幸，就有如下一览：1月29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沙龙官邸附近发生的自杀性爆炸中，中国工人陈能鹰身负重伤。
2月4日，约旦南部的克拉克工业区，满载着20名中国女工的一辆中巴客车与_辆大货车迎头相撞，2人死亡，18人受伤。
2月5日傍晚，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莫克姆海湾拾贝人被潮水包围，19人丧生，14人获救，他们都是中国非法劳工。
3月14日，两名中国工人在苏丹被当地反政府武装绑架，其中贾会鹏18日成功逃脱，27日李爱军获救。
3月14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郊塔尔德布拉克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9名工人被泥石流无情吞噬。
3月16日，土耳其北部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中国5名工人罹难，2名受伤。
3月26日，苏丹南部一油田附近，两名中国工人魏庆会和马卫东被一伙暴徒开枪杀害。
4月11日，伊拉克费卢杰附近，7名中国工人被绑架，12日晚获释。
世界的恐怖袭击和中国工人的伤害一再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上，这使得中国许多人的神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刺激，也把出国打工视为畏途。于是，中国外出打工的人数处于萎缩状态。像伊拉克、以色列、阿富汗等国家，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劳工曾达到一个高峰，而到了今天，人数愈来愈少了。
请看《参考消息》报记者刘洪发自耶路撒冷的一则报道。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工地上，万建春打磨好一块“耶路撒冷石”，小心地贴到墙面，眼睛眯缝着看着标尺。就在这时，一连几辆警车从高楼下的街道通过，呼啸着朝远处）中去……
来自山西的万建春在以色列已经三年，习惯了这里的动荡和爆炸，“一直就这样子，家里人担心得不得了，打电话总是叮嘱这叮嘱那”。在同一工地的福建劳工陈家雄说：“最近局势太糟糕，我们都不坐公共汽车了。两腿走路，多花点时间，累点，安全最重要。”
为防止爆炸，以色列近来一直处于“红色警戒”之下。中国驻以大使馆也发布紧急安全通告：所有在以色列的华人要增加自我安全保护意识，千万不要乘坐公共汽车，有事赶快向中国大使馆求助。
但这并非所有劳工都能领会和执行的。中国劳工在以色列的数目，本身就是一个谜，中国驻以色列使馆登记在案的大约是七八千人，以色列内政部官员估计大概是在两三万人左右，但具体是多少人，他们也说不清楚。以色列国土狭小，按联合国决议不过1~4万平方公里左右。如果根据以方的数字，可以说，在每一平方公里的以色列土地上就至少有两个中国劳工。
根据以色列法律，外国劳工获得签证并同本国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后，一般情况下，可以在以色列工作两年，中间不得更换工作和雇主。期满后则须回国重新申请签证，如果逾期不归，则属于“非法劳工”，不仅工资得不到保障，而且被警方发现将被投进监牢并被遣送回国。中方和以方在劳工人数上的出入，一般认为就是非法劳工的数据。他们中很多人来自于中国福建。
在中东国家中，以色列是一个富国，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经排名世界第十位。而且，犹太人教育程度高，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因此许多体力活、脏活、累活，都需要外国劳工来干。以前巴以局势相对平静时，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巴勒斯坦人来做。2000年10月巴以冲突激化后，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被驱赶，这些岗位自然就由包括中国劳工在内的外籍工人填补。在以色列工作已经两年的樊志刚说：“我们和巴勒斯坦人关系很好，但总有一点别扭，可能是他们认为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
中国劳工在以色列的职业，首推建筑业，然后是农业、服务性行业，或者进入家庭做佣工。在许多以色列入眼里，中国人勤快老实，没有什么过高要求，因此还比较喜欢雇佣中国工人。山西建工集团驻以色列代表王崇君说，他们公司对出国劳工都进行了严格选拔和培训，工人干活细致扎实，外方非常满意，“我们中国劳工可以说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发达的国家，因此不管工作好坏，外籍劳工的薪水较高，一般的中国建筑工人都能拿到一个月1000美元。但物价高昂，还要扣掉住宿、保险费等杂费，真正挣到腰包里的钱并不多。即使这点血汗钱，要完全放进自己钱袋也不容易。一些工人反映，个别的劳工被要求支付10万元人民币的中介费。许多劳工为了能出国挣“大钱”，先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付出高昂的“人头费”的劳工沦为“黑工”。长此以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在以色列的形象。
随着非法劳工的增多，以色列警方对中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为转移国内对高失业率的抱怨，沙龙政府近来加大对非法劳工的打击力度。许多中国劳工抱怨，以色列移民警察执法粗暴，往往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工人，在搜查过程中对他们殴打、追逐，其态度有时甚至连以色列记者都颇为不平。
当地媒体说，在以色列的非法劳工，最怕的不是自杀性爆炸，而是警察，因为每次爆炸发生后，受伤者总是有一些人挣扎着自己离开现场，而不愿意被送到医院，毋庸讳言，这当中包括一些中国非法劳工。
读罢这则报道，我们就知道了，中国劳工在以色列的境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挨炸、挨追、挨打、挨关，还因黑中介公司而欠着钱，而他们所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计。中国家里的亲人呢，还牵肠挂肚地惦记着他们，生怕他们在国外有什么好歹。如果不是家境贫困，有谁愿意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呢？而当他们挣得了钱，寄回或带回家之后，其实是壮大了中国的经济，我们称这样的人是英雄，一点也没有过分之处。
生死偷渡路。
2000年6月19日，英国多佛港的海关人员在检查入境车辆时发现一辆运输西红柿的冷藏车内藏有60名来自中国福建省的偷渡客，其中54名男性和4名女性因窒息而死亡，另外2人被抢救后生还。经英国警方调查表明，这辆冷藏车装载着偷渡客从鹿特丹出发，途经比利时的译布吕赫港乘轮渡前往英国。冷藏车司机荷兰人瓦克为掩人耳目，将车厢内惟一的通风口堵死，使车内的偷渡者活生生被憋死。
2004年2月5日，英国莫克姆海湾海难，被潮水卷走19名偷渡民工。
在第一次灾难中，有10人是福建福清的农民，第二次灾难，起码其中有15人是福清人。而这个福清市三山镇泽朗村、苍溪村，被人称为“偷渡村”。
《海峡都市报》的记者何旌、王长春等人探访了这个村庄，一个在路边卖水果的老伯告诉说，现在村里40岁以下的男子都走出去了，留下女人整日无事，就打牌、打麻将，男人如果不走出去还会遭到耻笑。苍溪村村委会一个干部向记者介绍，苍溪村没有靠海优势，人口2900多，村里平均每人4分地，没有什么产业，因为“传统习俗”，村子里已经有800多人出国去了，这其中包括10个大学生中的9个，还有许多孩子无心上学，就想着只要初中毕业，就赶快出去。据一个“蛇头”透露，偷渡出去的福清人有30多万人，而出去的非法途径多达10多种。由于这些偷渡出去的人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在国外他们只能从事一些当地人不愿意做的、低级的工作。
福清人的偷渡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有福建、广东一带的人被当作“猪仔”卖到东南亚一带，也就是所谓的“下南洋”；改革开放之后，偷渡在福清渐渐成了一股风气。当时主要是偷渡到美国、日本和东南亚。1987年，美国颁布了所谓的特赦令，再一次引发了偷渡热潮，并且扩散到了欧洲各国，最近几年来，福清人偷渡到英国去的越来越多。
连同泽朗村在内的11个村，都在福清市海瑶边防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内。派出所教导员林旭礼说，前些年护照刚刚可以放开办的时候，到所里办出国政审程序的村里人每天最多可以达到100多人。
林旭礼说，泽朗村只是福清“出国”的一个缩影，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只要能“出去”就不顾一切。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治安问题，比如，有的偷渡者因为付不足“蛇头”的款项，“蛇头”就要进行报复。还有的假冒“蛇头”进行诈骗；有的日本人来到福清办起了日语培训班，收取押金后，就卷款逃走了。福清市公安边防大队副队长宋建瓯说，公安边防大队一直在加大打击偷渡者的力度，2003年全省公安边防共破获现行偷渡案件262起，抓获涉案人员1000多人。
郭凯（化名）是福清龙田人，和许多“出去的福清人”一样，去了日本3年后，老家就盖起了一座小洋楼。
他家5层小洋楼在当地特别显眼，金碧辉煌，门前拥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自家庭院。去日本之前，他在福清的一家木材公司工作，而后受到“赴日潮”的影响，1993年偷渡去了日本。
3年后，妻子在亲戚帮助下，用郭凯寄回家的钱也盖了一座洋楼。然而，妻子有了外遇。2000年，郭凯和妻子离婚。妻子很快又用分得的家产，和她的“相好”偷渡去了日本。8岁的孩子判给了父亲，但是由于郭凯长年在外，儿子与他没有感情，也一直不认他这个父亲，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
因为面子问题，郭凯有家不想回。今年（2004年），他打算再出去，他说，家里的洋楼养了只狼狗，交给邻居喂养，“人都走光了，家，不过是一个空壳。”
记者最想知道的是，既然偷渡者九死一生，为什么福清人还要那样执着地走上这条道路呢？经了解，记者认为，福清的“偷渡文化”已高度形成。
福清历史上很穷，而且人口过剩。穷到什么程度，一个村民这样形容：两片地瓜一锅水，就是一顿饭。
既然如此贫穷，偷渡出国却要十几、几十万块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既然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在国内生活投资呢？
据了解，在福清，要想做点小买卖，想问谁借点钱，没有人会信任你，也没有人会借给你一个子儿，而当你鼓起勇气说要“出去”的时候，即使昨天还不名一文，背着一屁股债，也很快就会有人愿意资助你几十万。
在其他地方，偷渡可能被认为是违法的事而看不起你，但是在这里，它反而会获得人们的赞许。因为，这里的人热中于攀比财富，炫耀财富，而并不问你财富是怎样得来的。
这很有点像二十几年前的东南沿海走私潮，那时，我曾到福建的石狮去作过一次调查，这同样是一种高风险的“作业”，十次中可能有六七次被海上缉私艇查获，只能有那么少数几次的成功。但是正是这少数几次的成功，得到的利润却大过资本的损失。当然，那还只是用钱作为赌注，而偷渡，却是用人的生命作赌注，死去亲人的家庭沉浸在永远的痛苦之中，侥幸获得成功的家庭却可以建上一个小洋楼向旁人夸富。那些被埋在本国或外国的尸骨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而新起的小洋楼却高昂地站立在那里，不断地诱惑着新的“偷渡者”。
2004年的4月，19名中国偷渡客被塞在一辆货车后面的货堆里，见不到一点光线。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排泄物装在塑料袋里。“蛇头”不让他们中途下车，以免暴露。在颠簸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后，这辆挂着外国牌照的货车凌晨时分在德国西部波恩附近的某处高速公路地段被警察发现。
这是不久前发生的一起中国偷渡客集体被截获的事件。最近一些年里，在德国发生的非法入境事件中，中国公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抓获的非法人境者越来越多。
偷渡到德国去，相当一部分是过境俄罗斯、捷克等东欧国家，再偷偷潜入德国。据德国联邦边防保卫局官员介绍，中国公民偷渡来德国大部分首先是通过俄国和捷克边境，其次是德国和波兰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