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书店相比，上海书城，特别是四楼的教辅书书架吸引了更多的学生，那儿真可谓是“人头攒动”。利用寒假抓紧给自己“补课”，学生们的“自觉”着实令人震惊。
女哈尔滨：校内移校外，明补变暗补《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31日（记者元树新）报道：
教育部的一纸禁令，未能阻止愈演愈烈的补课潮。28日上午10时左右，哈尔滨市职工大学，在一楼一间门上写有第一考场的教室里，一位教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初中英语试卷。据同学们说，今天是节前最后一次补课，再补就得过了春节。一位学生说：“他们是一街之隔的53中初一学生，他们班有三四十个学生都在这里参加补课，全班只有十几个没有参加，主要补语文、数学、英语等”。记者在大街上问一位背书包的初一男生：“是不是去补课？”他回答：“先去亲戚家，下午补课。”“在哪补？”这位学生指给记者：“从这绕过去，在一幢居民楼里。”
据了解，这个假期里在职大、文化宫、工厂、居民区等地租用教室办补习班的并不在少数。一位中学教师向记者透露，一般这样的班多由班主任负责组织，收取补课费。班主任俨然就是个“小老板”，按课时给其他科任老师发“工资”，每堂课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一个假期就是、-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越是重点校，老师的“收入”就越髙。这位老师的一位同事还在家放了十几张书桌，给20多个学生补课。
然而这种补课也迎合了不少家长的心理。一位初一学生家长说，今年假期学校不让补课，孩子班里的“家长委员会”就串联家长在外校租用了一间教室，后来被人发现了，就又换了地方。补课老师和学生几乎都是“原班人马”。“从心里讲，真不想让孩子去补课，平时学习就够紧张的了，好不容易盼到假期也该让孩子放松一下。可是人家的孩子都补，你不补那不就落下了吗？”但同时这位家长也认为，假期里把孩子交给班主任管理，比放在哪都放心。
山东：补课禁，家教火
《齐鲁晚报》2000年1月27日（记者李皓冰）报道：按照教育部和省市教委的“减负”规定，除教委统一要求的作业外，学校不得再布置任何其他书面作业，也不得以任何借口和名义开办辅导班、补习班，但从1月中旬，中小学生期末考试结束之后的短短几夭来看，却是“补课禁、家教火”了。
记者发现，不少小学的校门或附近的电线杆及墙壁上，都贴满社会开办的各种家教辅导中心宣传广告。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假期要求为孩子请家教的家长不少，生意不错。
1月10日，教育部“减负”通知下发后，省城大多数中小学还是按照通知要求立即对作业量做了调整，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1小时以内。然而，立即有家长找到学校，认为孩子一会儿就能把作业做完，功课便学不扎实了，并要求老师多布置些作业。
青龙街小学四年级的-位老师对记者说，尽管他们再三向家长解释，在减少作业量的同时，老师们也进行了专门研究，使家庭作业更“精”，但这些家长却还是忧心忡忡，担心孩子会玩疯了，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学校不负责任的表现。
一位长期在教学一线工作的老师认为，现在的课本生字多，需要学生牢记的知识点也多，平常40分钟的课时已把学生逼得喘不过气来，学生要复习巩固学到的知识只得留在课后和假期进行。
作为学生家长来说，对“减负”的态度却是“赞成减负、又增隐忧”。佛山苑小区的一位小学生家长不无忧虑地说：“谁不想让孩子痛快地玩呀？教育部的措施听着不错，可要真由孩子去玩，以后考不上大学怎么办？”目前中小学生的负担重是由大环境决定的，他担心的是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也许孩子会度过一段轻松的小学时光，但还是要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来。“如果大学招生以及对人才的评估和选拔机制不改，孩子以后会不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和生存压力？”
广州：“减负”令管得了学校管不了家长
《广州日报》2000年1月30日报道：
“我没有假期。”初三学生李刚说。看看他的寒假作息时间表：早晨6点半起床，读半小时英语，洗漱、吃饭。周~、三、五上午参加电脑培训班；周二、四上午参加英语口语补习班；周六、周日上午小提琴班上课。中午午睡1小时，下午复习数、理、化，做作业。晚7点到9点半，读半小时英语，练两小时琴。若照这个时间表进行，李刚这个假期比上学还要累几分。
北京市崇文区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听到“减负”的消息后，不太相信自己的学习负担可以减轻。她说，老师不布置作业了，妈妈会布置的。据了解，这名学生每天回家后由妈妈和奶奶轮流“伴读”，督促做作业。
同往年一样，在长春市各个中小学校寒假前的最后一次学生家长会上，大量“补课”广告单，像雪片-样纷纷飞进学校，塞到家长手中。“以主要精力超前学习新课程”、“为了中考、髙考抓紧时间做好知识储备”、“教你预测未来中考、高考试题”等内容赫然纸上；而“本市重点中学名师指点”、“可以试听，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承诺也的确让家长们心动。多数家长最终是出于无奈而动员孩子报名“补课”。家长们说：看着孩子那么辛苦，谁不心疼啊？但现在考高中、上大学竞争那么激烈，我的孩子轻松了，别的学校和别人的孩子暗中使劲，将来怎么会有竞争力？于是，本想在假期中“换换脑筋”、放松一下的中、小学生们，在刚刚走出校门的时候，就被社会上的“班贩子”们“瓜分”得所剩无几，不得不走进他们根本就不想进去的教室……
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如以前那么热盼放假了。孩子们说，放假不过是第三学期的开始。要想歇着，门儿都没有。放寒假即便去玩，也大多进了游艺厅、录像厅，很多孩子就是在寒假时染上了坏毛病。而独自在家的孩子，大多是围着电脑、电视、书桌转。
本想在假期组织作文、奥林匹克数学等辅导班的沈阳虹桥小学，根据主管部门意见决定：假期学校不办任何辅导班。闻此，许多家长只好“自谋出路”，给孩子物色校外辅导班，希望藉此给孩子“假期充电”，又可找到一个托管孩子的地方。当时学校办辅导班，就是因为许多家长不放心孩子在家散放。
为了让孩子能在家好好呆着，有的家长就给孩子请钢琴、绘画或电脑老师。“不想让孩子考什么级，只是培养点兴趣，提高素质嘛。总不能让他天天打电子游戏吧。”也有的家长请大学生充任“全职家教”，既辅导功课，又照顾生活；既能陪着做游戏，又能教些简单家务劳动，每天12小时在一起。
1995年以来，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已下发了49份关于减负的文件，却有48次无功而返的先例。一个电视会议并不能改变教育制度造成的学生负担过重问题。要让学生真正卸下重负，还要从教育观念、学制体制、人才评价、教师素质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需要社会、家长、学校共同完成的工作。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减负”这个新鲜词儿响彻中国大地的时候，“秋池”这位中学教师以忧愤沉重的心情向我们披露了当今教育界种种鲜为人知且令人触目惊心的内情——知情者愤怒掲露：“减负”情况不妙！
秋池披露的内情，是我还在《中国青年》杂志任职的时候组织并编发于《中国青年》2000年5月号：
1999年6月，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隆重召开，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类学校，当然要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但是，举世皆知，在公开的旗鼓背后，普遍性的补课照常进行，名次排队还在继续，过重的课业负担和精神压力仍然是广大青少年学生摆脱不掉的梦魇。在这样一种现实面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只能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推进是极其艰难的；但事关根本，不推进又绝对不行。
很快，寒假前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被浓缩成一个现代汉语中的新词汇一一“减负”，频繁地出现在舆论媒体，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一时间，“素质教育”似乎终于打开了突破口，占据了桥头堡。然而，当我们轻轻推开校门，迈进校园，很多地方却是别有一番风景……
阻碍“减负”的瓶塞
从表面看，升学是“减负”的瓶颈；事实上，中等学校任务与职能根本错位是“升学”瓶颈上的瓶塞，也是素质教育举步维艰的症结所在。
相当一部分中学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于培养教学大纲要求的合格毕业生。虽然由国家颁发的初高中毕业证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但这些学校从来没有认准该由自己承担的工作任务。在他们看来，升学率才是检验他们工作的硬道理。中学承拘的就是“升学教育”。国家教委早有规定，不能以考试成绩作为奖惩学校、教师的惟一依据；第三次全教会进一步去掉“惟一”，再次明确规定，不能以考试成绩作为奖惩学校、教师的依据。但是，某些区县政府、区县教委的排队、奖惩依然故我，依然是惟一的硬性指标。升学，固然是一个客观瓶颈，而这种决定荣辱的奖惩犹如塞子牢牢地塞在瓶颈上。
如果，中学不负责中、高考报名，不负责组织学生参加考试，不负责发放录取通知书的话，彻底与选拔性考试分道扬镳，而只负责达标一达教学大纲要求之标%教育，拔掉瓶颈上的塞子，使针对应试的奖惩干脆找不到靶子。再佐以方方面面的改革，“减负”的突破是不是可以变得从容些呢？这种想法也许太天真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较量也不是一回了，粗略统计，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先后下发的有关“减负”的文件，已不下三四十种……
“减负”难，根子到底在哪里？
从表面看，对抗“减负”的关键人物在校长一一校长负责制，一校之长，责无旁贷。校长们有哪些心态呢？
一、顺应民心。社会需求，家长要补。社会评价学校的标准是高考，学校要生存，就得补课。某校为了顶风补课，破天荒地召开全校家长会。以求得家长支持，求得家长掏钱。决定学生补课的问题，不问学生问家长，口口声声却是“学生主体”。这位刚刚号召大家学习江总书记谈话的校长，这位他的校园里同样的号召还墨迹未干的校长，竟然就这样轻易地把总书记的声音抛之脑后。你若问他怎么看待全教会的精神，他会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公然说：“全教会的精神是好，但党中央哪个文件能执行得了五年？”还有相当数量的校长这样认为：“补课停，家教热。学校补课，是为家长减轻负担，排忧解难。”
二、条件欠缺。学生这样差，不补课怎么办？教师水平低，不补课怎么办？教材、大纲都未改，不补课怎么办？考试体制不改，不补课怎么办？上级要排队，不补课怎么办？前两个疑问，完全倒置了因果。究竟学生是不是差，以什么标准品评这差与不差且当别论；就算学生真的差，那么，这差的原因何在？满堂灌的补课，过重的作业负担，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学生的学习环节无非有三个：听、写、想。三个环节中，“想”是核心。离开了学生自己的主动思维活动，听再多的课，写再多的作业，都无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与创新意识的培养。长年补课、超量作业，又极大地制约着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在课时、作业的重负之下，教师无暇顾及真正的业务进修，无暇深入地钻研教材。身心疲惫中，教师的个性、创造意识乃至职业乐趣被严重窒息。课堂效率越低，越要补课；越补课，课堂效率越低，我们倒要问，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我们中等教育的出路何在？
三、四个疑问，涉及到一个“系统工程”的问题，与“减负”相关的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有待解决。而几乎每位校长谈起“减负”，都要涉及第五个疑问：“上级要排队，不补课怎么办？”这里说的上级，就是某些区、县教委。他们是站在突破口后面的“督战队”。
一位校长的话很有代表性：“减负”也许有理，可高考成绩呢？我减他不减，“秋后算账”时一一区教委统计升学率、平均分一一这“亏”就吃大了。校长无能，治校无方，个人前途还在其次；升学率低，校望受损，“好学生”远遁，“择校生”不来，创收大减，这日子可怎么过？社会要的是“升学率”，上级要的是“升学率”，平均分、及格率是绝对的“硬通货”，是学校的“生命线”！全区的高考成绩统计分析表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千年不烂。什么市平均分、区平均分、校平均分，总分、科分，各项指数一应俱全，一目了然。说到底“升学”这个教育评价标准最重要！校长这样想了，也只好照方处置，老师们一个个榜上有名：个人任课班级平均分、个人年级名次，还要注明每个人的成绩是高于还是低于年级成绩，高于还是低于去年成绩。高出者数字前加“+”号，低于者加“-”号。数字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有时彼此相差仅二三分甚至零点几分，但第一到底是第一，最后毕竟还是最后。“落后者”能不忐忑吗？“分儿到用时方恨少”呀！校长的补课、排队、加压有了群众基础。教师当然也可以照方处置，给学生补课、排队、加压。于是，所有的压力最终都转嫁到学生头上。
说来奇怪，像区、县一级的地方教育管理部门怎敢一再违反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各种规定？细究，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地方教委主任任命权在地方而不在国家教育部，天高皇帝远，官大不如管大，你奈何得了？而地方各级的教委主任拿什么当政绩？不言而喻，所谓“素质”是软性的，“升学”指标才是硬对硬、响当当的呀！
所以，传统教育的评价标准不改，传统教育管理体制不改，我们能对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成效寄予厚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