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择校大战
1996年，《中国教育报》著名记者李建平刊发于《北京文学》的一篇《中小学择校高收费现象透视》，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全方位的描述——
呼声惊动中南海
1995年之夏，对北京人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季节。入夏以来，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关于中小学择校与高收费的话题又再度热了起来。一场来自学校、社会、家长和考生之间对重点学校录取线的拍卖大战，沸沸扬扬地冲击着京城的大街小巷。
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孩子上哪所学校？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学校高收费现象的种种非议，指责甚至谩骂，以及事过之后的万般无奈。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驻国家教委监察局副局长、清理中小学收费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江海涛同志介绍：1995年4月以来，该办公室接连收到关于初中和小学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等问题的举报信和举报电话，其中北京市群众的举报电话一半以上是反映初中和小学择校生高收费问题。
据报道：1995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狠刹三股行业不正之风。中小学乱收费便是其一。据国务院纠风办与国家统计局1994年联合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中小学乱收费已成为当前社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且位居第二。
1995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第445期《情况反映》摆在江泽民总书记的案头。在这期《情况反映》中，《人民日报》教科文部根据学生家长的亲身经历和教师的反映，将录取学生同惊人的高额收费挂钩的一些情况作了整理汇报。于是，这场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择校高收费风波惊动了江泽民总书记。
江总书记阅后当即批示，请岚清同志批转教委领导一阅，旧社会像名牌学校（中学乃至大学）必须靠成绩，绝不能讲人情。
8月2日，李岚清副总理将《人民日报：情况反映》及江总书记的指示批转国家教委，并指示：请国家教委会同北京市认真研究解决此问题，并将结果报国务院。
8月10日，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批示：请抓紧落实柳斌同志批示，争取8月下旬签报岚清同志。
9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国家教委召集会议，听取了北京市委书记尉建行关于北京市中小学择校高收费的情况汇报。
哪个家长不择校？
如今，孩子进哪家校门，似乎不仅决定着孩子今后的前程和命运，而且还关系着家长的富贵与荣辱。学校分重点的和非重点的，这一分，好像便把孩子们往后的希望与无望、高贵与低贱、平淡与辉煌分了个一清二楚。因此，每一位年轻的家长都坚信：给孩子挑一所重点学校，就是为他们重新选择一次人生！
最恼人的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偏又不像考生那样硬碰硬可以凭分分优劣，而是由户1：1来决定学龄儿童按户口所在地划片就近入学。于是，早在每年2月问，北京城里便有一场转户口的风潮悄然兴起。
这真是一幕充满机智、狡黠乃至谎言的滑稽戏。偶闻其中一鳞半爪，令人为之恻然。
有先见之明者，早在腹中成胎之际，便把户口落在重点校片内的亲友家中，待孩子生下来便拥有了片内户1：1，于是，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防止家长开学前转户口，不少重点小学规定户主要看前三年的，而且必须是父母在此地住，亲戚不算。招生前，还要专门派人到家查看，以证实是否确实住在那里。还要看孩子睡在哪儿，家里有没有孩子的玩具等等。
这样一来，片内有亲友也不行了。无奈，有的家长只好付出更大的代价：换房。以大换小，舍近求远。虽说是吃亏不小，却也心甘情愿。
燠热的七八月啊，不仅对高考生来说是黑色的残酷，对于那些从十月怀胎起就一往情深地进行各种名堂的胎教的年轻父母们来说也是焦灼甚而可怕的。年年每逢此刻，在神圣的教育殿堂门槛前，总是匍匐着数不清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家长们围着重点学校的校长们，哭的、吵的、闹的、作揖的、下跪的、摔户口本的、赖着不走的父母们把一颗颗滚烫的爱心蘸着辛酸的泪水捧给他们，也用各种精心编制的甜言蜜语、许愿承诺、甚至诺言骗语来浸泡他们、感化他们。还有房管所、交通队、煤气站、节水办、居委会、派出所以及左邻右舍等各种关系户，也都蜂拥而至，来找校长们索还他们预先支付的种种人情、照顾和恩惠。
无奈，重点学校人满为患。
往日里神气十足的校长，如今被疯了似的家长狂轰乱炸，围追堵截，甚至连家都不敢回。
大热天你要是能见到重点中小学的校长，那就算你有本事。假期中，笔者因工作关系连续拨了十多所中小学校长室的电话，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由老师出面挡驾：校长开会去了！校长外出了！当笔者追问怎样才能找到校长时，回答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不知道。而到了晚上，即使十点来钟，一些校长家的电话或无人应答或由妻子、儿女出面搪塞。
个别校长私下对笔者说，今年他手中收到的来自方方面面的条子有200多张，而学校今年总共才招160人，晚上家里的电话更是接连不断，严重影响一家人的休息。因此，索性把电话线拔掉了。
另一位校长说，每天晚上他家里几乎门庭若市。更令人难堪的是来访者大都拎着大包小包，所以现在连自己的家也不敢回去了，只好临时住在丈母娘家。
一位小学校长每天晚上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复兴门立交桥下躲难，半夜才敢回家。不料，一日她被一位学生家长认出，结果，被周围纳凉的百姓围了个水泄不通。
还有一位校长说得更奇妙，有位家长因儿子不到录取分数线，独自闯进校长室，先是软磨硬泡，见不起作用，临走时便甩出一句话：我就是你们学校门口清运垃圾的！面对那么多来自老朋友、老上级、老领导、老关系乃至横向要害部门的条子，校长们无可奈何地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那些小学毕业后面临升中学的学生家长们更是坐卧不安。原因很简单，在北京，只有傻子才看不见重点中学与三类校的差别。倘若家长有幸去参观一下市重点中学，再和大拨轰学校作一对比，但凡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使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解数，让孩子挤进重点中学。
怎么个挤法？第一条路：保送。但名额有限，每个班平均只有23人，凡是能沾上保送边的家长，从孩子一上六年级就不敢怠慢，随时与老师保持热线联系，该出差的，不去；该出国的，放弃，他们惟恐孩子在关键时刻被挤到圈外。
保送不行，又要上重点校或办学条件较好的学校。怎么办？家长们便各显神通，看谁的票子多，谁的条子硬。这些千方百计挤进了重点学校的学生被称为择校生。尽管上级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不许招收择校生，但令行禁不止。在经济复兴和政治复兴的诱惑下，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压力下，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几乎每年重点学校和准重点学校都在招收这种择校生。
学生徐某，两年三好，只可惜毕业考试数学错了一道大题，失去了保送的资格，家长扼腕之余，跑了好几所乌校，均被婉言拒绝，后来听说掏钱可以上重点，但要好万，夫妇俩一咬牙。借！于是，孩子上了准重点校，夫妇仰用几万元人民币换回了一张自愿捐资助学的证书，捧章这张既浸透了心血和泪水，又象征着希望与光明的证书，圣子父母的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位科技工作者，终日忙于事业，无暇顾及女儿的等习。孩子临近毕业了，他从孩子的眼神中尽管已经预感到刁妙，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学校看榜。他随着热闹人群走越橱窗，目光迅速的搜寻着，整颗心都紧张地吊在了嗓子雕上。榜上没有女儿的名字。他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可怕的意感变成了现实。
唉，大拨轰，孩子就算毁了。
听着众人的议论，他的心像猫抓似的难受，赶紧冲出群，落荒而逃。
他怒不可遏地回到家呵斥女儿：不争气的东西。万万没想到，女儿通一下跪在他的面前：爸爸，求您奔帮我吧！
他傻了，愣了，哑了。
女儿如泣如诉的哀求，令他心如刀绞。他把女儿抱在怀里，许久许久没有松开，这个要强的硬汉子，落泪了。
一连几天的奔波，他托人联系了一所稍好一点的中学。不菲的学费对这个工薪阶层的家庭来说，确实是力不从心，他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全请来，谲大家帮帮忙。
孩子后来上了一所较好的中学，夫妇俩捧回了一张自愿捐资助学的证书。证书被他们久久抚摸后锁进了抽屉。从此，这位科技工作者脑子里的程序时常被一个念头所打乱几万元的债务何时还清？
一位男同学，原来在外地一所省重点中学读书，因父母调动工作，他随父母来京转到了一所普通校。中考时，因几分之差，与重点中学失之交臂。父母一咬牙，花了8万元，将孩子送进一所市重点中学。
在孩子和他的父母看来，重点中学不仅教学设备好，而且学习环境、学习风气都是普通中学难望项背的。因此，花几万元钱，买个心里踏实。
去年，某市一所重点中学公开向社会招录100名自费生。每年收费1万元，分数比正式录取线低20分，结果，报名者达380余人！
某普通小学一个班应有近40人就近入某中学，但到开学一统计，只有14人进了该校，其他的全择良木而栖了。
中央某部委29名干部子弟被分到单位附近的一所普通中学，开学没几天，一个不剩，全部转走。
崇文区十一中学准备招收部分择校生，消息传出，一下子来了几百人。无奈，学校出题考试，父母双双陪在校门外。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工程，对于家长来说，最大的.工程莫过于升学工程。这些在文革中被剥夺了学习权利的家长们，不甘心孩子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强烈的补偿心理使得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的孩子升学而奔波。可谓幕前幕后，激战正酣。
可重点中学容纳学生毕竟有限。面对这供需矛盾的日益尖锐，收费便成了调节的杠杆。尽管重点中学的收费相当于普通学校的100倍，甚至几百倍，但依然有着挡不住的诱惑，门几乎都被挤破了，家长们认定：往这投资，值得！六择校生价值几何？
重点学校卖高价，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然而，1995年夏天，择校高收费急剧升温，各重点中小学纷纷报出价码，令一向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的北京人瞠目结舌。
于是，有不少人为此感到困惑和不解：我们的学校究竟怎么啦！
这是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
北京海淀区某重点中学，是国家教委批准的试点学校，属国家所有，校长承办，3年后自负盈亏，该校今年对择校生一律开价录取，凡是成绩低于该校录取线，而学生和家长又愿意选择这所学校者，按学校要求公开填表，起价2.4万元，校方向家长开收据。
北京某建筑总公司与校方达成协议，总公司以每年每人2.5万元提供赞助，学校则全部录取该公司职工的应届毕业子女。
由于一分钱一分货的社会心理，考生和家长也开始以收费的多少来判断学校的价值。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压力下，以往的育人圣地如今公开收费，虽不免与明镜高悬的义务教育不那么合拍，却再也用不着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了。
市重点学校择校生收费一般在4~6万元，准重点校定价为3万元。一时间，整个北京市将近有80所中小学狮子张大口。如师大附中每名学生收4万，公开议价招两个班，称特长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在香山分校招两个班，每位学生收1.3万~3万元，十一学校只招17%义务教育学生，其余名额为收费实验班。
北京一所区重点中学更具有商人眼光，公开宣称：不够录取线，交钱可以上；同时，最大限度地压缩本片优秀生录取名额，让更多的名额在自费生身上创造经济效益。一位当年在伟人身边工作的秘书，想送孩子上某重点中学，一打听，收费5万元，还得排队。他好不容易托人排上了队，获得了交钱的资格。谁料，当他发动亲朋好友刚刚凑齐了钱，学校收费价码涨到7万元！他前思后想，权衡再三，还是不得不忍痛放弃了。
丰台一重点学校明码标价：低于录取线者，1分交1万！高中议价生收费更高。某重点学校与外省企业在京郊联合办学，向学生集资，每位学生交18万元。
议价名额被炒得越来越吃香，价格越来越高。某大学附中刚刚定下录取分数线，达不到的要交8万元。不久，即有出11万的。后来又炒到12万元。
各校的收费标准并非依据学生三年的教育投入，实际并没有科学的参照系。据了解，通常的做法，一是根据周围学校收费的多少，根据自己学校的资质，估计个价位；二就是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视报名人数多寡确定收费高低。
2000年，北京市教育局接收各中小学上缴议价生费达1亿多元。按2001年的收费标准，款项肯定要更多。据了解，仅一个区就达600万元。这些钱如何用？没有机构来监督，是否要交税也不知道。
在重点学校的带动下，非重点校也以各种名目向学生高收费，如办重点班收赞助费等等。
某中学亮出招牌，办实验班，每生收6000元，不交钱的进慢班。朝阳区某中学办发展数学特长班，每生5000元。有的办尖子班，每生3000元~8000元。
笔者的邻居小陶被大拨轰到三类校，一张通知书，打碎了全家人所有的梦想。家长有心择校，无奈腰里不硬，正在感慨之际，阴云中刷地透出一道亮光：学校要办两个重点班。小陶一家犹如绝路逢生，以为凭成绩进重点班乃轻而易举。谁料，消息还有另一半：收费6000元！小陶一家重陷困惑之中，一气之下，串通几位家长去教育局讨个说法。有人为三类校打抱不平，说重点校能收高价生，三类校为何收不得？愿打愿挨，用不着旁人说咸道淡。
三类学校情急之下，也逼出几招。当学生纷纷从非重点校逃离之时，三类校板起：我要让学生交转出费。去年是3000元，今年是6000元。一位校长叫苦连天：一个学生奔高枝，会给我校声誉造成多大损害，给学校工作造成多大被动！以转出费名义补偿一下不是太应该了吗？
一番话，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可怜天下父母薪，当他们从校园里走出时，心里是几分苦涩，几分无奈，几分安慰，几分踏实。虽然学校这么做，有违义务教育法，但他们不想告谁，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有意见，退钱退学生。
一位有识之士分析：近年择校生收费标准飞速攀升也不奇怪。一来物价不断上涨，如何能企望这项收费原地跑步呢？二来高出生率形成的人口大潮压向中学，重点中学录取名额的供和家长要进好学校的求，矛盾日益加剧。价值规律必然不客气地进行干预。
可以肯定，只要目前的教育体制和学校等级格局没有变革，中招的卖方市场当会福寿绵绵稳固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