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国民党政府却媚敌卖国，残暴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公然逮捕爱国人士。1936年11月，他们把黑手伸向全国各界救国会。11月22日深夜，韬奋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的其他6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和史良。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救国会案”，又称“七君子”案。因为这七位爱国人士是因“爱国”而获“罪”的，博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同情从而赢得了“七君子”的美称。
在此之前，国党反动派早就对韬奋放出许多流言，有朋友告诉他将有被捕的可能，要他“特别戒备”。韬奋胸怀坦荡，没有放在心上，照常做他的编辑工作。他这时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被侵略的问题上。被捕那天，他曾在下午6时赶到功德林餐厅参加援助绥远军民抗日的会议，11时才离开会场回到寓所已是当夜12点钟。上床后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到了1点钟左右才渐渐睡去睡到两点半，忽然被后门凶猛打门声和他夫人的惊呼声所惊醒。
门打开后，就有几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来的一个法国人和他的翻译，还有两个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韬奋随同巡捕房派来的一帮人走出家门，就被他们用汽车送到卢家湾法国巡捕房。后来又被押进监狱，转到“高三分院”。23日下午4点多种才开庭。韬奋在法庭上坦白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因为他深信参加救国运动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隐瞒。他还重申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中的“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主张。经过斗争，法院最后被迫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但到11月24日深夜再次审问韬奋，“问的答的还是那一套。最后，韬奋被押送到“特区第二监狱”里去羁押。
韬奋被带进监狱的办公室，照例要由职员问几句话，然后填写在簿子上。职员问犯的什么罪？韬奋脱口而出说：“救国”。“他听了这两个字，一点不迟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写下了这四个字：“‘危害民国’！”韬奋等在公安局被拘押到12月初。国民党政府无法强加给他们什么罪名便于12月4日把他们一起解送吴县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禁起来。史良则单独羁押在另外的女看守所里。
救国会7领袖被捕消息迅速传遍上海，引起广大爱国同胞的震惊和关切。中共中央立即通电营救。上海和全国的许多爱国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许多爱国人士也都发表谈话呼吁营救被捕的救国会七领袖，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行。11月26日，宋庆龄向报界发表严正声明，抗议违法逮捕“七君子”。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华侨以及世界著名人士如作家罗曼罗兰，科学家爱因斯坦等，都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七君子”被囚期间，全国爱国人士和广大青年群众都对他们表示十分关切、同情。这个案件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满。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等200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此案应“郑重处理”。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8项主张，其中第三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面对抗议的怒潮，国民党政府被迫公开了此案。
韬奋等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对他们的“侦讯”整整进行了4个月。在“七君子”被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就声称是“依据危害民国治罪法”将他们逮捕的。从他们被移送“高等法院”到1937年2月，一共经过5次侦讯，时间长至两个月。到第二、三次便已没有可问的事，早就应该结束侦讯，决定有罪无罪的。但是在2月29日，他们忽然又接到了江苏高等法院的“裁定书”，将他们7人的羁押期从1937年2月4日起延长2个月。
在该案侦讯期间，国民党政府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使尽各种卑鄙伎俩、要把他们罗织入罪。韬奋在每次侦讯时都坚决果敢地据理争辩，驳斥检察官的诬蔑。双方争执的焦点是“阵线”问题。检察官一再指斥韬奋与莫文华（即刘少奇）的通信是“妄倡人民阵线”。事实上韬奋主张的是“民族联合阵线”，检察官之所以要将这两者混为一谈，目的是为了节外生枝，以便把“危害民国”的罪名强加在韬奋身上。因为从字面上理解，“人民阵线”是以阶级为出发点的，它的性质是对内的；“民族联合阵线”则是对外不对内，是不论阶级，只要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应联合起来一致抗敌救国。为了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是“民族联合阵线”，韬奋向家里要来了《生活日报》和《星期增刊》的全本，用事实驳到了检察官的诬蔑。检察官无计可施，竟然耍赖，说韬奋写文章是“言不由衷”，意思是说韬奋明里主张“民族联合阵线”，实际上还是提倡“人民阵线”。这句话把一贯老实认真的韬奋气得跳起来，连声大呼：“抗议，抗议，抗议检察官的无理！”他声明对自己所写的一切文字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没有一个字是“言不由衷”，抗议检察官”侮辱人格“并要求记录入笔录。韬奋还驳斥了检察官关于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的无稽之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各界人士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1937年4月4日——已经羁押4个月的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8点钟，检察官却送来了“起诉书”，竟然诬蔑他们有“共产党犯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嫌疑”而正式提起公诉。由此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韬奋等人毫不畏惧，在狱中积极准备材料，对抗法庭。他们认为这是宣传救亡的一种机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4月12日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及全体政治犯，并指出：韬奋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儿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以后，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又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制定“救国入狱规约”，并且由宋庆龄率领，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亲往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以此营救被囚禁的救国会诸负责人；同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
这个时候，被捕的救国会诸领袖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韬奋在狱中曾给来访者题词：“力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是为中华民族人格的光辉。”
1937年6月1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在苏州高等法院对此案开庭审判。开审时间定在下午1时，人们却在午前都冒雨来到街头，在马路旁边等着目睹“七君子”的风采，并对他们表示敬意。看守所和法院门口防卫森严，警察林立。韬奋等11时30分登车，精神振作，服饰整洁。开庭前夕，国民党宪兵警察封锁了法院，突然贴出布告“停止公开审讯”，不准记者和家属旁听。韬奋等人坚决表示，此案根本没有秘密审理的必要，如不公开，就拒绝出庭。法院迫于压力，只好允许记者和家属旁听。
拖延到下午1时50分正式开庭。25名著名律师自愿免费为“七君子”辩护。头一个受审的是沈钧儒，曾被问到“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你信仰共产主义吗？”等问题。他答话很坚决，很从容，当他说到“共产党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共产党抗日，我们难道不能抗日？”的时候，全场为之动容。审判时，法官除仍旧咬住“人民阵线”一词胡搅蛮缠，又提出西安事变等事来问讯，沈钧儒要求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这些要求本来都是合理合法的，却都被法官拒绝了。这一次审讯，被告和律师一再要求对起诉书列举的事实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和对证，但是审判长不予考虑。因此，他们利用这个要求作理由，声请回避，拖延时间，以谋对策。“七君子”终于取得了推迟审判的胜利，使国民党政府的随审随判罪，强迫送南京反省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韬奋他们利用休庭的几天时间，对第二次公审进行了准备。
6月25日，大雨滂沦，“七君子”案于上午9时30分在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审理。全天讯问达7小时之久。审判长讯问沈钧儒什么是“人民阵线”。沈老先生说：“是联合的意思。人民阵线在西班牙是对法西斯的，对内的，我们志在抗日重在抗日与联合，主张不用人民阵线一语。”
轮到韬奋答辩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第一次审判期间，他说话声音低沉，旁听的人听不清楚。这次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以特别响亮的声调和坚决激昂的态度，口若悬河地陈述救国会的各项主张，声色俱厉地驳斥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所捏造的那些“罪状”。检察官大发雷霆要禁止韬奋发表意见。韬奋无比激愤地说：“我不能侵害检察官发表起诉意见的权利，但是检察官也没有无理禁止我发表意见的权利！”
当检察官提出“勾结西安叛变”的指控时，审判长还将一份过去救国会致张学良等人的电文拿给韬奋看，韬奋看后大声说：“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并且同时还打了同样内容的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检察官说：“因为这电报引起事变。”韬奋一点也不退让，继续问询：“这个电报是关于绥远的事，三个电文一样，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侃侃而谈，驳得检察官没有话讲，使全法庭法官、律师和旁听者愕然相顾。
韬奋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仍然勤奋读书和写作。除了“出庭受审”，其余时间都专心致志地埋头著译。他在被捕的第三天，就起草了《江苏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监狱全体在监在押人为了绝食助饷绥远全体将士书》，发表在《生活星期刊》上。从1936年12月14日开始，他在狱中继续撰写《二十年来的经历》。1937年1月至7月，狱中的韬奋更加勤奋地读书和写作。他每天都读名著，做笔记，经常开出一张张书单，托请外边的朋友向各处去借，还将他在旅居伦敦时写的一部分英文读书笔记整理出来出版。在狱中的8个月中，韬奋共著译30多万字，包括《经历》（45节）、《萍踪忆语》（最后8篇文章）和《读书倡译》。此外，他还将自己在《生活星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加以整理，编成《展望》一书。
1937年7月31日，经过韬奋等人的共同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势浩大的支援，“七君子”终于获得释放，结束了为期243天的牢狱生活。在这期间韬奋始终保持革命节操，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坚贞不屈的精神，他把敌人的法庭当作宣传真理和革命主张的讲坛，把监狱当作锻炼自己革命意志，提高思想觉悟的场所。经过这8个月的牢狱生活，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