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艺术哲学读本》就要付印了——我的又一个孩子就要降生了，心里不免有些激动。因为它是我学术生涯中长期孕育的一个血肉之躯，它伴随着我的学术思想的成长变化而长大成人，它的生成过程记录了我作为一个转型期的学者歪歪扭扭的前行足迹和“脱壳蜕皮”的情形。它的形象也许并不美，然而却很真——连我学术上的幼稚甚至缺陷都真切可见，或许从它身上还能够窥见我所处的那个学术时代的某种先天不足。但是我仍然对它有一份特殊的钟爱。这不仅因为作为我一部分骨肉的这部书记录了我的过去，而且特别因为它在记录我过去的同时还表现了我的觉悟、我的挣扎、我的奋斗和我的未来——对“艺术哲学变革”的展望。虽然我为这种“觉悟”和这种“展望”曾经付出过代价（被某位有权势的人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取消了已获批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但我至今不悔。
本来事情至此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但是关于“艺术哲学”，我似乎还有些纯学术问题的话要说。
“艺术哲学”作为学科名称和学术用语，如同“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等一样，是舶来品。译成中文题为《艺术哲学》的著作，已经有好几部——我没有作过专门调查和统计，仅就我手头能够找到而且我认为在世界学坛享有盛誉或比较著名的，就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谢林的《艺术哲学》，法国史学家、艺术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美国哲学家奥尔德里奇的《艺术哲学》等等。如果再加上那些虽然不以《艺术哲学》名之而实为艺术哲学的著作，那就更多：除了本书绪论中提到的黑格尔《美学》之外，还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英国哲学家、史学家兼考古学家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波兰哲学家、现象学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曼·英加登的《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美国女哲学家、艺术符号理论的代表人物苏姗·朗格的《情感与形式》和《艺术问题》，等等。我国现代也有一些艺术哲学著作，如蔡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艺术论》和五十年代的《论现实主义问题》，毛星五十年代的《论文学艺术的特性》。进入新时期之后，艺术哲学的论文和专著颇为繁盛，而且还有一本书即以《艺术哲学》为名，作者是武汉大学教授刘纲纪。
上面随意列出的艺术哲学著作中，我想特别说一说其中的四部。
一是谢林的《艺术哲学》。这是不是以《艺术哲学》为名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我不敢断定；但它至少是最早的这类著作之一。它本是谢林1802—1803年在耶拿大学和1804—1805年在维尔茨堡大学所作的讲演，当时影响颇大，其记录本不胫而走，据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伦敦还出过《艺术哲学》的英译本。但是《艺术哲学》的正式付梓则是谢林逝世五年后的1859年——谢林的儿子将它编入《谢林文集》第5卷出版。谢林《艺术哲学》的中文译本直到谢林死后近二百年才面世——由魏庆征翻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译者在对谢林和他的《艺术哲学》作介绍时说：“谢林试图规定艺术在宇宙中的位置，从而阐明其内在必然性和玄学意义。据他看来，艺术似乎是宇宙精神的完善形态；主观的与客观的、精神与自然、内在的与外在的、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必然与自由，以有限者形态在其中获致统一。艺术是绝对的自我直观。谢林的意图在于：用他在分析自然时所形成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对艺术进行探考，从而建立新的美学，作为哲学体系一个完善的环节。据他看来，艺术是社会生活的重要范畴；艺术问题，人人皆应懂得；艺术哲学应阐明艺术的特性、引导人们正确地加以认识。”谢林的思想遗产的确应当好好研究。
一是丹纳的《艺术哲学》。1864年丹纳受聘于巴黎美术学校，教授美术史；《艺术哲学》即是当时的讲稿，并且按当时讲课进程，从1865到1869年分四册陆续印行。大约二百年后，丹纳《艺术哲学》由著名翻译家傅雷翻译成中文，1963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大概是在中国读者中阅读面最广的外国学术著作之一。想当年这部《艺术哲学》一面世，文艺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大学文科教师和学生、甚至作家艺术家……争相购阅，从此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论文中，常常引述丹纳《艺术哲学》的观点。到1981年该书第2次印刷时，已经累计发行三万七千五百册；近二十五年不知又印了多少册。丹纳受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很深，又膺服德国黑格尔和法国孔提亚克，认为世上一切事物皆有规律可循。他提出的治学方法是：“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教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他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和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依据这个原则，他从“历史出发”考察了西方历史上大量艺术事实，说明他的基本美学观念。他批评以往美学的弊病，说：“过去的美学先下一个美的定义，比如说美是道德理想的表现，或者说美是抽象的表现，或者说美是强烈的感情的表现；然后按照定义，像按照法典上的条文一样表示态度：或是宽容，或是批判，或是告诫，或是指导。”不管丹纳的美学观念有多少为我们所不赞成的地方，他的这种“从历史出发”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他的丰富的艺术史知识和深刻的艺术见地，也是值得佩服的。
一是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同前两本书一样，《艺术即经验》也是一部讲稿。杜威在该书《序言》中说：“1931年冬春之际，我应邀到哈佛大学作了十次系列讲座。讲演的科目是艺术哲学，那些讲演是这本书的缘起。”很清楚，书名虽是《艺术即经验》，而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一部艺术哲学著作。这本书初版于1934年，但是被译成中文却是2005年的事情了，它的译者是我的年轻的同事高建平博士。杜威在美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勿庸置疑的，而且他与中国又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不但他有一些出色的中国学生如胡适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他本人曾于1919到1921年在中国住了两年多，作了数次讲演，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发生过深远影响。但是杜威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在哲学、教育学、社会思想等方面。而且杜威在中国的影响过程颇为曲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杜威初来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不久，由于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情势而遭冷遇；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胡适绑在一起遭到大批判；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杜威“正名”，杜威思想得到再度重视。至于杜威的艺术哲学（美学），其影响只是近年才渐渐显露出来。杜威艺术哲学的特点是，他带着强烈的热情，用实用主义基本观念考察艺术，努力地建立一种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的艺术哲学。在他看来，艺术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绘画、音乐、雕刻、舞蹈等，而是更广；任何其他带着审美知觉的制作活动，如盖房子、游泳、教育孩子、收割庄稼等等，也都可以是艺术，它们的价值并不比谱写一部乐曲或画一幅风景画逊色。在他那里，艺术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东西，而是最深入地触及生命活动的意义和完满，任何人都可享用。杜威着力“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恢复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连续性，包括艺术品的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连续性，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连续性，美的艺术与实用的或技术的艺术之间的连续性，等等。杜威努力要建立一种回到日常生活的艺术理论。他认为，艺术是工具，但这个工具不是用于外在的目的。艺术的功能在于加强生活的经验，而不是提供某种指向外在事物的认识。杜威的艺术哲学，在今天看来质朴而亲切。不研究和借鉴杜威艺术哲学，对我们将是一个重大损失。
一是蔡仪的《新艺术论》。这是他的第一本专著，是艺术哲学。它是从哲学和美学角度谈艺术问题的，而且最后归结到艺术的美是什么的问题。蔡仪的艺术哲学思想，用一句话概括：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石，阐述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或认识，而其特性，则是形象的反映或认识；艺术的最高成就，则在于真实地反映现实，要达到现象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个别性的真实和普遍性的真实的统一，要用个别性反映普遍性，也即创造艺术典型。这个思想几十年一以贯之，从未动摇过也未改变过。如果有些许变化，那也万变不离其宗。在蔡仪看来，真实性、典型性，至高无上。蔡仪看起来十分完整、十分庞大的艺术哲学体系，就是以此为骨架建筑起来的。请看《新艺术论》的章节内容：第一章“序说”，谈艺术与现实、艺术与科学、艺术与技术、艺术的特性，中心是概说艺术认识现实和如何特殊地认识现实。第二章专讲“艺术的认识”，先是一般讲认识是现实的反映（哲学认识论）；其次讲艺术是认识之一种；再次讲艺术认识到特殊性。第三章“艺术的表现”，讲认识之后要表现出来，而艺术表现则是艺术认识的摹写和传达；并且谈了艺术表现代技巧。第四章讲艺术相关诸属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以及个性、阶级性、时代性、永久性等等。仍然是围绕唯物论艺术认识、艺术反映来谈的。第五章“典型”，谈“现实的典型与艺术的典型”，“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正的典型与负的典型”。第六章“描写”，专讲艺术表现的。第七章“现实主义”，给于现实主义全面解说，与苏联学者不同：现实主义不只从文艺复兴时起，而是有“古代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后，第八章“艺术的美与艺术评价”。这个体系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它写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出版于一九四二年末。在当时，它是学术思想的最前沿，处于先锋地位。与蔡仪自己的著作比较，历史地看，《新艺术论》的价值远远高于《文学概论》。
我这部《艺术哲学读本》受我的老师蔡仪先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1985年前执笔写作的那些部分。但是，1985年之后我的学术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在本书中已经显示出来（《自序》中已经作了说明，兹不赘述）。
感谢我的好友畅广元教授为本书作序。他对本书不足之处的批评虽委婉却中肯。他好像要给我留些面子。其实不必。我知道自己的不足在什么地方，而且比广元说得还要厉害。我认为批评比赞扬更可贵。最近一位老学者在一个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谈到他的学术成就得利于多年来不断受到的批评。他说正是这些批评意见促使他从反面、从多方面思考，从而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学术思想。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郭沂纹、史慕鸿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作者2006年8月31日于北京安华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