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谁都明白，“社会主义”盛产庸人、懒汉，以及庸人、懒汉们如同虱子一样在它华美的袍子里得以狂欢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
可你又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两弹一星”这类厥功至伟的大事上，绝对表现了它极高的效率。
优越的物质条件，却没有体现在生活上。
中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开始于1959年下半年，此时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科研人员也一样饿肚子。每天在食堂都吃不饱，两个多小时后，肚子就提抗议了。于是，研究室的宁静与有序被打破了，有的人拿出酱油瓶，用白开水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古巴出产、偏黄色的蔗糖，冲一杯糖水；有的人从抽屉里拿出包了几层的纸包，塞塞窄搴，拿出几颗伊拉克甜得发腻的蜜枣，一颗颗扔进嘴里转悠……
到了欧阳自远他们进入时，肚皮管饱没有问题了。虽然全是面食，没有大米，在高原地区水烧不开，米饭煮不熟，但常常可以吃到肉，当然是肉罐头，还有脱去水分后得以保存的干菜。现场并不是固定的，尤其是在选址的那一年，天天在几百平方公里的野外跑，每人的地质包里常常带上的，还只能是两个馒头，再带一壶水，到点开饭时，弄点枯枝，烧一堆火，将馒头烤一烤就吃。欧阳自远打小有晕车的毛病，一颠就吐，常常吐得肠青水绿，吃起东西来更加辛苦……
在现场住的都是厚帆布制的帐篷。现场属于戈壁地区，在帐篷里，夏天的温度可以达到40度甚至50多度，冬天里生上炉子，再将能盖上的东西全压上，晚上才不至于冻得睡不着。水得由基地派出的汽车从很远的地方拉来，给人的感觉水比油贵。实行限制用水，早上洗脸用毛巾打湿一下，不过是润润脸；跑一天路回来，晚上想泡泡脚，洗个澡，那就只有等机会回基地了。
基地离现场约二百公里路，在南疆一个叫马兰的地方，当时称马兰基地，或是21基地。基地周围就是戈壁滩，建了一幢办公的主楼和用于住宿的八幢楼房。从每一块天花板，到每一颗钉子，都是由外面千里迢迢拉进去的。基地外围，种植了一圈适应沙漠气候的胡杨、红柳等树。
八幢楼房里，穿梭不息地住着来自各个现场的部队官兵和科研人员。在这里，住是按级别的，将军楼是套间，一个将军一套。校官楼是一人一间。尉官楼四个人一间，战士只能睡通铺。用膳，也是按革命分工吃饭，将军是小灶，四菜一汤。校官是中灶，三菜一汤，余可类推。但主食都是面食。不挂肩章的非军事人员，也按一定级别来，先得确认自己是属于被确认的哪种级别，这样，在八幢楼里你才不会走错路。
欧阳自远住的是校官楼，吃饭却被派去小灶，显然，这表明上级十分清楚他的价值，并对他领导的“219”小组寄予了厚望。临睡前能洗个脚，就是美事。在那嗤嗤冒的热水下洗个澡，那暖融融的舒适感足可以在他身上保持半个月。
采访时，我问欧阳自远：当年，你们就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期待，比如钱？虽然基地一切实行供给制，没有商品，也就没有花钱之处，但钱多了，家里人的日子好过了，这不是更实在的美事？
没有双份工资。没有野外津贴。没有啃下硬骨头后的奖金。
欧阳自远还一直拿着每月五十几元的工资，唯一不同的是，这钱在遥远的南方由邓筱兰领了。
时代真是位塑造人、改变人的举世无双的导演。
时下，红尘万丈，欲望泼天，钞票滚滚。
钱是一架巨型却又无形的摩天轮，将一个社会旋转得大开大阖，七晕八素，揪心撕肺。
不过四十年前，那个年代的许多中国人，头脑里满是“祖国命运”、“人类前途”、“反帝反修”、“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宏大叙事。人们为赶上了趟而激动，为赶不上趟而焦灼，为如何多作贡献而失眠，为自省少有贡献而愧惭。
放在为“两弹一星”而十几年里筚路蓝缕的那支队伍身上，饥肠辘辘的时候，尚有粗菜淡饭的梦境，而一旦有了粗菜淡饭，他们全部的物质欲望几乎都远去了。
放在欧阳自远身上，以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回到基地偶尔会闪过的一个私念，不过是在向将军们汇报工作时，对方很可能递给他一支“中华”牌，或者“牡丹”牌香烟，但这不是“文革”前，“文革”前他不抽烟，那时候由现场回到基地，能洗脚、洗澡，又能吃上热饭热菜，已经有在天堂里的幸福感。这说的是“文革”中，这时，他抽的是从贵阳带过来的“朝阳桥”，一毛四分一包。家里更拮据时，还抽过八分钱一包、又臭又辣、烟梗能发出轻微爆炸的“蓝雁”牌。若能从将军手里接过一支市面上从来见不到的“中华”，那份兴奋、愉悦，非吸烟者是很难体会的……
两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方式，真是判若云泥。
而且，这两个时代之间并不隔着百年，至今还活着许多经历了两个时代的中国人；也没有发生如元、清之际外族入侵、中原文化顷折之劫难，天上飘着同一面国旗，地上实行的是同一种制度，却何以会在中国人的精神上发生如此巨大、诡异的裂变？
1964年10月，在新中国刚刚庆祝完自己的十五周年诞辰之时，这个国家尚没有多少不久将要卷入一场举世动乱的迹象。相反，中国人民为自己的国家能从一片大范围的饥馑中走出来，国民经济开始呈现复苏景象而松了一口气，很快，他们又将视线热烈地投向了大西北——
这个月上旬的一天，一架苏制伊尔—16飞机在南疆马兰基地的上空盘旋。飞机上有核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和其他二十几位将军，不穿军服的老百姓只有欧阳自远。
通过舷窗，欧阳向将军们讲解这一片地区的地形、地貌、地下的岩层构造。在飞临“219”小组选定的那座小山的上空时，他汇报了小组通过已完成的大量探测工作与模拟实验，初步认定该小山将是“地下爆”的最佳位置。在听取了有关预险可采取的种种方案设想后，张爱萍高兴地说：你们的设想既细致又扎实，将来成功了，我看这个地方做一次“地下爆”不够，争取做十几次！
随后，飞机掉头往北，飞向罗布泊。这是一片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地区，是著名的古楼兰国的属地，也是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欧阳自远从空中俯视，只见沙漠深处架立一座高耸的铁塔，事后，他知道这铁塔有102米高。塔的顶端有一个金属制的小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被安放在里面。
铁塔周围方圆六十公里范围内，每隔一公里，布置了各种效应物，其中有飞机、战车、自走炮、榴炮、无线电台、舰桥、地雷、工事、动物、医药、食品、燃油、海水等8类共21项，以测试核爆在不同的距离对不同的效应物的破坏程度。
这是欧阳自远第一次看到铁塔，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几天后，随着一阵炫目的光芒，铁塔在一声巨响中熔化了……
这一天是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张爱萍极为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核爆炸成功了。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
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完，仿佛也有点“近乡情更怯”的意思，又问周恩来：“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美国人却没有毛泽东的迟疑。在爆炸后不到一小时，有关的照片就摆满了白宫的办公桌。这都是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卫星拍摄的，其中还有铁塔和周围一圈圈效应物的照片。约翰逊总统对记者们说：“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当量，比我们当年投向广岛的那颗还要大。”
17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人民大会堂里每天晚上都在上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有着三千余名演员参加的“史诗”，将中国人民的又一轮自豪感，瓢泼得姹紫嫣红，热风吹雨……
中国人本可以再“史诗”下去。按照原定计划，我国的地下核试验将在1966年内进行。
这一年6月，随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而正式开始的一场运动，被称之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一切人灵魂”的大革命，很快又定性是“这是一场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而且，还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长期斗争的继续”。
从来都是关在厚厚的红色保险箱里的军事科研、军事工业，也听到了嗵嗵的砸箱子声！
中国科学院为承接地下核爆炸试验有关科研任务，先后安排11个研究所，共承担27个科研项目。其中，除了“219”小组承担的为爆炸场区选址、并制定各种预险措施，还有场区工程设计和施工，为地下核试验测试方案的确定而进行的理论分析、理论计算，以及测试技术和测量仪器的研究和试制等。此时，所有科研项目都立马搁置，所有的科研小组统统撤回原单位，并处于瘫痪状态。
打1957年起，总是能从形形色色的运动、斗争中“开溜”的欧阳自远，这一回也要被“触及灵魂”！